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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明天:城鄉文化新的融合

  習俗是一種文化,傳統習俗是一種傳統文化。文化的研究者認為存在著兩種文化,即民間文化與流行文化。

  民間文化即是民俗文化,它常常是指那些比較孤立的人群和傳統色彩很濃的文化,內聚力很強,歷史久遠,傳承性強。一般講,它較為保守,變化很小,且往往排斥外來文化的影響。民俗文化產生于傳統的農村社會,即非工業化的,以維持生計為基礎的、社會分化較小的社會。簡單的生活方式是這種社會的主導。民俗文化是由農村社會的物質和非物質財富所構成。

  與民俗文化相對應的是流行文化,它是都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文化,變化快,內聚力不強,開放型是其特征。例如,目前我國大中城市中盛行的流行時裝、發式、家具,活動方式、流行歌曲、音樂、生活方式、觀念信仰等等便是典型的流行文化。

  在中國,鄉村習俗與城市流行文化幾乎分屬于兩個世界。這種習俗文化方面的差別正是城市和農村在社會發展水平方面的巨大落差所致。

  中國社會的發展,從社會的角度,從人口的分布方式與地域空間的角度來講,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城市和鄉村的共同發展。

  然而,中國的基本情況,表明它與很多發展中國家類似,處于被發展經濟學家稱之為二元結構的格局之中。


一、城鄉分立

  “雙元”或者“二元”的概念被用在經濟結構和社會文化結構的研究之中,它主要是指現代經濟、社會、文化結構與非現代的經濟、社會、文化結構的并存。具體說來,在中國主要是指農村社會與城市社會的二元結構。

  當代中國的一個最突出的特征也許是非同一時代的東西同時并存,我們既可以看到20世紀末期才產生的最現代化的人造衛星,長征火箭,光導纖維,電子計算機,超導新材料,也可以看到農民們用現代發明的農具在田里耕作,老牛拉車,歷史久遠的窯洞,古老的磨盤和幾百年前打的水井。

  這些現代化的工具和傳統的工具同時存在于我們的社會中。與此相適應的,在文化觀念領域里,現代都市社會特有的:少生少育,男女平等,女性的自強自立,民主與平等觀念,未婚同居與交誼舞,追求時髦,流行音樂,超短裙,人情冷漠等等與傳統農村社會的封閉保守,崇尚傳統,尊重習俗等完全不同的文化習俗也同時存在于我們的社會中。

  這種現象意昧著城鄉的分立、現代城市與傳統農村的巨大差別。

  中國人口目前有近80%是農民,生活在農村,只有20%的非農業人口生活在城市。

  城市中擁有現代化的經濟組織、行政組織、社會組織,擁有較為先進的生產手段,是多變的和開放的。就其社會文化特征而言,城市的人口密度較高,職業眾多,分工較細,由市場經濟所導致的職業分化造成了人的異質性,人的異質性與社會地位與社會角色相結合,促進了社會的分化與分層。使人口的組合方式、生產與生活方式非常復雜。較之于農村社會,以血緣為紐帶,以地緣為基礎的首屬關系相對弱化,而以職業關系為紐帶的次屬關系發達。家庭以核心家庭為主,人口較少,社會接觸廣泛而且多為間接的。社會階層較多,社會地位不穩定,以功績為取得社會地位的主要手段。

  城市的社會流動性較強,生活水平也較高,生活方式相對現代化。人們的思想較為自由且容易變化,沒有穩定統一的習俗。變化、流行是其習俗文化的主要特征。

  當然,城市的社會病態也較多,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是輿論、法律與制度規范。城市中的現代經濟與社會結構,文化形態與社會心理是彼此適應的,形成了一種獨立運動的態勢。

  傳統之元主要是指農村社會。在中國的廣大農村,千百年來,農業生產不追求利潤,以維持生計為重。商品化程度很低,主要不是面向市場而是自給自足,自我循環為主。生產技術落后,不嚴格計算成本,其經濟組織、結構使得產品一般很少有附加值。更重要的特征是經濟成長和社會變化極為呆滯而緩慢,社區處于一種封閉狀態之中,幾十年如一日。

  當然,十多年前的改革開放,使農村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業生產已經開始導入市場經濟軌道,特別是鄉鎮工業的迅速發展,已經使農村的工業化開始起步。

  但是,伴隨著巨大的經濟進步,農村的城市化,社會層面的變化、文化、精神、心理與習俗等的變遷則要緩慢得多,形成了嚴重滯后局面。因而,農村的社會文化方面可以說與現代城市社會正好相反,帶有極其濃厚的傳統色彩。

  它主要表現在:農村的社區范圍很小,人口居住分散,密度較低,職業單一沒有多大區別,人多為同質的,自然村落是人口的主要組合方式。

  農村家庭以擴大的核心家庭為主,人口眾多,社會接觸較少,多為直接的,媒介接觸微乎其微。農村社會階層很少,人們的社會地位多為“規定性”的,即先賦的。生活水平較低、生活方式呆板而且定型。娛樂與自由發展的機會較少,在社會文化心理上往往富于迷信、傳統、宿命色彩,缺乏移情能力、革新精神和對變化、流行的追求。

  在農村社會,社會成員之間關系親密,情感因素很強,而且往往保持著悠久的聯系,具有一種強烈的歸屬感。傳統的風俗習慣在社會生活中屬于重要地位,人們的生活和行為方式都嚴格地受到傳統和習俗的影響和支配,并且已形成了較為固定的模式。

  總之,農村社會的精神文化、社會生活仍在按傳統的軌道運行,自成系統,相對封閉,與城市的現代經濟社會運行方式完全不同,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紐帶、社會文化格局。這種狀況也正好反映了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二元性質。


二、二元結構的形成

  經濟與社會文化的雙元性質是發展中國家存在的普遍現象。二元結構之所以產生和形成,其中最主要原因在于,在發展中國家的歷史上,屬于現代經濟與社會文化之元,或者說資本主義式的,工業社會的那部分結構,不是在傳統經濟與社會文化結構的自身運行與更替的基礎上產生的,是非內生的,相反,它的產生是西方工業國家入侵的副產品。

  這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的現代化是內生型的,是自身歷史和社會發展所孕育的,不論從邏輯上還是歷史自身的運行過程中,并沒有形成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大斷裂,其現代文化是傳統文化演變發展的自然結果。

  西歐與北美的城市化與社會經濟文化變革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其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的轉變的確是巨大的,但并沒有超過推動其變革的西方文化的范圍。

  西方的變革并非產生于外力的推動,都是其文化自身演化的結果,如西方的議會民主制的淵源可以從古代希臘城邦的民主制中找到雛型,西方現代成文法的雛型也可以上溯到古羅馬法典。再比如時尚,雖然很多變化都富有戲劇性,但就文化本身來說,受其影響卻并不嚴重,大多數時尚,不論是產生于其自身還是外來引入,都與其文化十分相近,更為重要的是,工藝與生活方式的根本變革,也是在其文化本身或與之非常相近的文化中逐步發展的。

  在西方文化入侵之前,或者說近現代大工業,工商大都市形成之前,城市與鄉村一體化是傳統中國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

  古代中國的城市與鄉村并沒有多大差別。中國的城市主要是行政和文化的象征,城內城外人民的利益是協調的,并未因城墻的存在而被分割。《說文》講:“城以盛民也。”中國古代的城市都建造的很大,城內土地面積達一、二平方公里是平常事,城具有明顯的防御功能,城市加上交通便構成了一個文化之網。中國城市的發展受政治影響最大,軍事防御次之,商業和交通等的需要都是陪襯的。很多例子都顯示當時全國性市場的核心地區往往不在行政中心的大城市,而在小城鎮中。如明清時期蕪湖的米市,南洛、盛澤的絲市,景德鎮的瓷器,佛山的制鐵等等。

  盡管中國古代的城市無論從人口規模、建筑的龐大、商業之繁榮都是無與倫比的,但中國古代城市居民并不構成中產階級,也不構成法人團體,也沒有產生西方式的公民權概念。同時,也不代表高一級文化的壟斷者。在現代大都市產生之前,中國歷史上并沒有明顯的都市優越感的觀念,也一直不敢輕視農村和鄉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俗。農村自古以來便是中國的立國之本,它扮演著重要角色,如政府的稅收,兵源的補給,地方秩序的維持及提供其他各項服務等等,都是維持國家命脈的重要因素。

  在中國古代,農村往往是學術文化的中心,有多少著名的大書院,藏書樓都在風景秀麗的鄉村。紳士,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中堅人物,他們生存的土壤和活動的地點也常常在農村,在農業社會中農村自然也是社會的經濟中心。中國人的理想人生便是耕讀之家,衣錦還鄉,葉落歸根,城市與鄉村的血緣,地緣紐帶幾乎是不可分割的。可以說,古代中國并沒有特別明顯的都市文化或城市特性、城鄉對立并不明顯,二者之間幾乎沒有什么明顯的界線。

  然而,傳統中國的這種城鄉一致格局在1840年之后被西方列強的入侵打破了。通商口岸在中國沿江沿海建立起來之后,直到清末,口岸的總數超過 100多個,它是西方文化在中國的主要據點。其演化出來的各種都市功能,文化景觀無疑是一種西方模式,它所代表的文化與社會意義與中國傳統的城鄉一致性特質是大異其趣的。正如西方學者所稱的是“鑲飾在老式長袍四周的新式花邊”。

  在通商口岸,外國人最早建立了一些工業部門,隨后,在西方列強侵入中國內地的同時,外國人和中國人自己建起了一大批近代化的工廠、礦山、造船廠等。從布局上看,沿海沿江的港口要津都被利用起來,推動了這些地方城市的發展,如上海、武漢、天津。

  盡管這些由外國人和中國人自己建立起來的近代工業涉及的領域很廣泛,但它們幾乎全部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其中相當一大批是為外國資本服務的,與中國廣大的內地,特別是與中國廣大的農村沒有更深的經濟與社會聯系。

  如果說這些近代工業和城市向農村、內地有所輻射的話,其至多也只是象一根吮吸養料的食管,從內地和農村吸取沿海城市所需要的原料。以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歷史的演進,近代化的工商業部門圍繞通商口岸城市旋轉、擴大,形成了一個又一個初級產品出口經濟網。其結果是,雖然沿江沿海出現了一批近代城市并有了一個較為現代化的工業基礎,而代價卻是原有經濟基礎和原有經濟肌體的平衡和自然進化程序的被打破,以國內市場為基礎的本國經濟不是被統一起來,相反,被弄得四分五裂,這些正是軍閥割據的條件。

  當然,這些外來移植體的生命力的確是旺盛的,它不斷地成長,出色地履行了在世界經濟中充當配角的使命,可惜的是,它在國內始終未能負起經濟起飛的領導和示范作用。

  經濟上如此,社會文化方面也是這樣,比如教育,傳統中國的教育是城鄉一體的,但新的制度從西方搬來后,學校教育代替了科舉,把從前分散在城鄉的教學方式改變為集中于城鎮,一些現代化的高等學府集中于沿海、沿江大都市,過去的八股經文內容變為近代自然與社會科學課程。這樣,西方工業社會的教育方式和內容被移植到了仍然停留在農業與手工業生產的中國,這固然是巨大的歷史進步。然而在缺乏有計劃的全盤改造與適應之前,無疑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脫節,特別是與廣大的內地和農村的實情相脫離。學校中所灌輸的基本上都是適應城市工業文明的知識、技術、價值觀念與生活方式。這些教育固然是中國現代化所必需的,但它僅僅是城市社會所需的,由于城市之外的廣大農村依然停留在傳統領域,接受近現代教育的人才只能服務于城市,在城市中才能發揮所用。這樣,城市與鄉村中的所有優秀人才均被集中于較為現代化的都市之中,對于本來就缺乏人才的農村社會無疑是一種致命的打擊。

  由此,傳統的城市與鄉村,逐漸脫開,這種現象特別表現在大城市的迅速發展及畸型繁榮與農村的貧困落后方面,城鄉趨于兩極化,開始對立,破壞了傳統的城鄉一致性,造成了近現代的大都市與傳統的農村兩個世界,二元結構也就逐漸形成了。

  當政治上開始獨立,新的政權建立以后,人們并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人人都想現代化,工業化便成了現代化的帶頭羊。具有現代工業基礎的城市自然受到了極大的關注,農業與農村則被置于從屬地位,沒有人從整體上設計工農業發展計劃,更沒有有效地抑制農村龐大的人口增長。相反,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了城鄉的人員及文化交流,農民除了極少數渠道進城市之外,只能是農民,城市化發展緩慢。城市實行了廣泛的就業制度、養老保證、福利制度,大量的農副產品政府補貼,使得城市人一生下來就享受了廣大農民無法享受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公費醫療、就業保證、接受教育、分配公房、困難補助。由此,就形成和加強了城市社會和城市人口的優越感,農民成了天生的“二等公民”。

  在文化習俗方面,城鄉的分立也日漸明顯,城市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習俗日益接近于西方,日益現代化,而農村仍然在傳統文化的氛圍中照傳統習俗生活生產。經過30多年的經濟增長,二元結構依然故我。如何解決二元結構問題,1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們看到了有希望的前景。明天,城鄉文化將再度融合。


三、現代化與傳統習俗

  對于中國以及發展中國家來說,現代化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消除二元結構的過程。中國農村鄉鎮工業的發展,已經使農村社會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迅速推進。農村社會的傳統民俗已經開始發生一些富有希望的變化。一般講,不同層次的都市化、工業化,特別是大眾媒介的擴展和社會交往的擴大,是傳統民俗變化的主要推動力量。

  由于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自己的創造,因此所導致的農村社會現代化就與受西方文化沖擊的社會變遷具有本質的不同。它是內生的,土生土長的,適合國情與民情的,因而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發展潛力。這種工業化和由此導致的小城鎮發展,最終形成的城市化不但不會使傳統的農村文化習俗發生巨大斷裂,相反,它將使傳統民俗,按照自己的特點發生變化,以逐步適應農村工業的發展與農村的社會文化的現代化,這一過程正在進行之中,目前在山西農村中所出現的許多新風尚、新觀念、新價值便是這一變化過程的現象。

  消除城鄉分立的二元結構、農村社會的現代化以及民俗傳統的變遷,這一命題的重要性在于,中國的任何現代化,特別是農村社會的現代化進程都是必然的,或者說唯一可能的形式都是中國式、中國特色的現代化。

  因為,悠久的歷史,深厚的傳統,單一的人種,龐大的人口使得中國的民俗文化已經在其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倫理規范中深深扎根。民俗文化在最基礎的層次、廣大的人民之中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傳統精髓與深層結構。

  任何外來文化,外來的文化習俗,無論以什么方式,都必須經過“中國化”的過濾,中國的文化自古即有巨大的包容性,它的開放性與博大精深使很多征服者的文化習俗都被融合、消化。所以,都市流行文化也好,外來文化習俗也罷,都必須與傳統農村的習俗文化,在接觸、交流、變異和大整合的過程中,才能彼此消化、吸收、交融、創新、發展,以最終實現現代化。

  在傳統民俗文化的現代化過程中,那些由黃河所賦予的“天人合一”的協調,包容宇宙的整體性思維和自強不息的民族進取精神仍將會被保留下來。中國傳統的習俗文化肯定精神生活的崇高價值,強調人類應與大自然保持和諧,提倡個人向群體負責的義務感,重視人以及人生的重要意義,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融洽,這一切只要賦予新的時代內容,都將成為新文明的重要支柱。

摘自《山西民俗與山西人》,喬潤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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