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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生育習俗與養老模式

  一年一度的春節,對于每一個中國家庭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個喜慶的日子。無論是達官貴人的“朱門”還是黎民百姓的矮墻小院,每一家的大門上都會毫無例外地貼上紅底黑字的“福”字。更有甚者把這個福字倒過來貼,希望福的“倒”來。

  那么,這個福究竟是什么呢?家家戶戶的對聯,對此作了最好的解釋:“發財致富”、“子孫滿堂”、“壽比南山”……任何家庭只有具備了財、子、壽、祿,才算是美滿幸福的。正可謂:“門前車馬非為貴,家有兒孫不算貧。”

  在農村,家庭最重要的功能,莫過于生育。由婚姻家庭模式所決定的,由社會經濟、文化觀念所支撐的有關生育的一整套行為與觀念模式構成了生育習俗,多子多福是生育民俗價值取向的核心所在。

  生物學告訴我們,人類是依靠有性繁殖來繁延后代的,只要男女兩性循著動物性的本能進行結合,就可以通過受孕、分娩等自然過程生殖下一代。然而,人類的性行為滿足方式是由文化決定的,如果考慮到性行為的結果會產生基因的遺傳和嬰兒的撫育,種族的延續便不能僅依靠單純的生物行為而滿足,它必須有一套公認的規則和相關的物質文化條件,即生殖作用的文化和制度體系,這就是婚姻和家庭,婚姻和家庭是生育的載體。

  對于中國農民來說,只有締結了婚姻關系的男女性行為才是合乎準則的,只有生兒育女能夠傳宗接代的家庭才是完美無缺的,這約定俗成的社會規范,是人與動物的區別所在。不婚或婚而無嗣是一種愧對祖先的行為,是人生最大的不孝。孔子指出: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一個沒有“曠男怨女”的社會,每一個男人或女人都要結婚并且生兒育女,這是做人的天職。

  重生育觀念千百年來已內化為農民的社會心理,體現在濃濃的風土民情之中。


一、“娘娘”求子

  當人類還在愚昧的撒哈拉沙漠孤獨地行走時,當科學的顯微鏡還未能發現只有精子和卵子的有效結合才能孕育生命的秘密,人們對于生育現象充滿著神秘和無知,生活在黃土地上的牛郎織女們總以為有神靈支配著生育。因而他們普遍供奉及祈禱生子的神有“床公床母”、“送子張仙”、“送子觀音”、“碧霞元君”、“臨水夫人”和“注生姐姐”以及“金花姑娘”等等。其中,在山西農村流傳最廣的莫過于“送子觀音”和“碧霞元君”了。

  觀音菩薩本是外國人的上帝,傳入中國之后,便由一男子演化為“玉面天生喜,朱唇一點紅”的慈悲女子。這個觀音菩薩本事之大,遠遠壓倒了中國神界的各路諸侯,在中國百姓心中地位,簡直可以和針在十字架上解救世人苦難的耶穌基督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相提并論。

  由于中國化了的觀音是女人得道,因而最得女人崇信,而女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育,最關心的也是孩子。顯然送子一類的事情也就非女菩薩不辦。這樣一來觀音也就有了“送子觀音”之稱。結果,中國化了的送子觀音就與“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儒家和重生殖的墨家合拍同調了。

  從黃河兩岸到大江南北,中國人幾乎都相信觀音送子,觀音成了民間習掌生育的女神,觀音誕辰是民間求子的吉日。在華北各地,據說觀音誕辰日是農歷二月十九日,“每逢是日,士女駢集殿庭炷香”“或借長幡,云求子得子”。(顧鐵卿《清嘉錄》卷二)在山西各地,那些沒有兒女的婦女更是求子心切,她們往往于年初繡一雙小鞋,放在觀音像前,如果年終仍不生子便取回,如果生子了就放置不取,再想得一子者,必須另做一雙。那些長年放在觀音像下的繡鞋,顯然是求子的靈驗之物,所以不育的婦女在參拜時往往要到觀音廟里偷佛桌上所供的蓮燈,或把佛座像下放的繡鞋拿回家去。

  除觀音菩薩之外,在山西民間掌管生育最有權威的是“碧霞元君”又稱“泰山娘娘”,她幾乎是全知全能的,山西各地都稱她為“娘娘”而不名。在民間,娘娘廟幾乎遍布各個村鎮,寺廟,泥塑神象多如牛毛,影響極為廣泛。至今晉祠中和平遙雙林寺中所供奉的娘娘仍舊香火不斷。晉南有的娘娘廟中,侍神抱一袋內裝面做的嬰兒,有男有女。另一女侍,手提花籃內裝象征嬰兒的紅黃綠白彩色紙花。每逢正月是香火最旺時,求事者不斷,一般頂禮膜拜,送上全豬,并許愿如生子后,鍍金身披紅袍。求子的婆婆,有的在花籃中拔一白花或黃花插在新房的煙囪角上,據說這樣可得子。如果此后果生兒子,就按所許之愿為娘娘送上沙燈,是布匾、金匾,上面寫“為家賜嗣”、“發斯衍慶”話語。

  在河東地區,流傳著一首拜娘娘求子的古代歌謠。歌詞云:

  “七里胡、八里道,轉過彎兒娘娘廟,娘娘廟,蓋得高,夫妻二人把香燒,或男或女抱一個,明年三月十八掛紅袍。”(朱揚善《山西河東民歌》《風俗》總第67集)

  農民的觀念中,俗以為“碧霞元君”是東岳大帝之女,宋代才封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中國民間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因為這位姐姐也是一位女神,因此她最知道女人的痛苦,也最同情女人,所以婦女祈子,祈求生育平安,祈求子女平安都去找她。在山西農村,娘娘幾乎壟斷了人們特別是婦女的信仰世界,除了誕生于山西的關圣帝君以外沒有一位神能與她分庭抗禮,可見民間對于生育的重視程度。


二、“巫術”求子

  所謂“巫術”求子,是人們利用生活化了的帶有巫術色彩的方式求子育嬰的方式。新婚是孕育新生命的開始。民間在婚姻締結之初就寄寓了求子的期待,古時有送新人九子墨、九子蒲之類的東西,希望新娘過門后多多生子。在山西晉南地區,舊時男方送的彩禮是金銀首飾組成的十大件,取新郎新娘十全十美之意,其中之一便是能夠多生子。問名時清算命先生看雙方八字和屬相,最重要的莫過于能否生子。唐代大醫學家孫思邈也說:“夫欲求子者,當知夫妻本命五行相生,及與德合并,本命在于廢死墓中者,則求子必得,若其本命相克,及與刑殺沖破,并在于休廢死墓中者,則求子不可得。”(《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醫部匯考)這種習俗的形成雖然隨時代發展而有所變異,但觀念價值在百姓之中可謂根深蒂固。

  在迎親之日的習俗中,求子之意俯手皆是,在山西農村廣泛流行的有,女方準備嫁妝時,要請財、子、壽都具備的全福之人,男方準備四季服裝、被褥時也要請所謂的兒女雙全的人,全人專為新郎理發,作新娘的伴娘,為新娘開臉,這是類推和暗寓法,寓祈子之意。

  當新娘的花轎落地時,新娘出來忌諱直接踏在地上,一般要鋪上紅色毯子或花席,這一習俗源于游牧民族,如鋪毯子、氈子,唐以后始在中原地區流行。但民間百姓下轎時遠沒有今日國家元首下飛機時長長的紅地毯,他們一般用兩塊小毯來回倒著送新娘入新房。在山西,“以綾一條,令新郎、新娘各執一端,謂之牽紅,踏以紅氈,男女先后相隨進院。”(民國:《翼城縣志》)后來改用布袋和棉麻織的口袋,互相交替,清代王棠在《知新錄》中載:“今人娶新婦入門,不令足履地,以袋遞相傳,令新婦履布袋上,謂之‘傳袋’”。(陳鵬:《中國婚姻史稿》,中國書局,1990)這里是借用“傳袋”外推為“傳宗接代”,以此祈子。

  民間婚禮中的撒帳習俗本身就是一種祈子方式。撒帳在古時新婚夫婦坐床時,撒花果于帳,取其吉利和多生子女,此俗始于漢武帝,當年漢武帝納娶李夫人時,預戒宮人遙撒同心花果,漢武帝與李夫人以衣裙盛之,得多者多得子也。

  在山西,新娘入洞房后,把小饅頭、李子、花生、核桃、石榴等東西撒往床上,或者提前將這些東西放在暗送的被褥內,屆時撒給來客。棗子、花生、核桃、石榴等物都具有早生,多生等寓意。

  這種習俗在五臺一帶稱作“撈兒女”,撈兒女時,一邊把花生紅棗撒向眾人,一邊口中念念有詞;“白女女、黑小小、跟上大媽吃棗棗。”

  在離石一帶,撒帳用的核桃、紅棗、花生要事先放在窗格內和炕上四角,炕上還放有一張桌子。新娘進屋后婆婆說道:“一桌桌生得雜,一盤涼菜把它壓、麒麟(核桃)生貴子,狀元、榜眼、探花。”乞盼兒子之心溢于言表。

  在晉中,新郎新娘的枕頭由新郎父母在廁所旁裝,邊裝邊說:“白女孩、黑男孩,跟著爺爺奶奶吃餅子。”

  呂梁一帶,撒帳之后,入洞房的新人需吃兩碗“拌湯”,有“一拌兩拌兒女興旺,站在一圪洞,生下兩板凳,雙雙兒女,雙雙棗(早)。”之說。

  臨汾一帶則要求,新婚夫婦同床睡覺之前分吃枕頭、被子里塞的紅棗和花生,希望第一次入夢就能懷孕生子。

  此外,對于婚后久不孕的婦女,還有吃喜旦、偷瓜吃、栓娃娃、插花等習俗,據說很快就可見喜,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三、高死亡率與早婚早育

  今天,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已跨入70歲大關,達到了發達國家的水平。然而曾幾何時,我們的祖先僅僅是為了活著,就不得不面對饑餓、戰爭、疾病與災荒對于生命的挑戰。人生七十古來稀,大約不到一半的活產嬰兒可以活到10歲,有相當多的男女青年在未成年前就已死去。有相當多的成年人根本活不到50歲。

  那些衣衫襤樓,面黃饑瘦的兒童,只要有一個小小的感冒就可能奪去他們幼小的生命。“只見娘生兒,不見兒走路”。竟成了那個年代中國人生育的真實寫照。就連至尊的皇帝也逃不脫疾病的襲擊,1861年8月,顯赫一時的咸豐皇帝僅僅因為一個常見的肺結核,就令眾多御醫手忙腳亂,年僅30歲的皇帝最終還是撒手人間。

  1929年華北地區發生大旱,赤地千里,遍地尸骨,昔日繁華的集市只剩一片廢墟,那個充滿同情心的美國記者斯諾記錄下來這一人間慘劇。時光倒轉50年,山西在光緒年間的大災害中,人口在七年間竟然減少了三分之一(《中國人口·山西分冊》)。有的地區人口下降達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戰爭、災荒和疾病所造成的社會動蕩使人民遭受了無窮無盡的苦難,大量的人丁都被埋葬在浩翰的荒野之中。難怪偉大詩人杜甫在目睹了“白骨遍千野、干里無雞鳴”的悲慘景象后感嘆道: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如此低的人均壽命和如此高的人口死亡率所產生的一個重要后果是推動和鼓動社會保持盡可能高的生育率。要保持生與死的平衡,要使每個家庭的姓氏能夠繼續延續,結論只有一個:多生多育,為了一二個孩子能夠存活下來,必須生下五、六個孩子,多生多育才能多存活,與多生多育相聯系的是早生早育。在千古名劇《梁山伯與祝英臺》中,有這樣一段對白:“家有小九妹,年方二八,待梁去娶”,年方二人也就是16歲,它真實地在反映了早婚的社會現實。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國婦女的普遍婚齡大體在13——17歲之間。早婚受到政府與法律的支持。漢代規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書·惠帝記》。唐開元二十年規定:“男十七,女十三以上得嫁娶。”(《新唐書·食貨志》。這個法定婚齡一直延續到清朝。本世紀以來,女子初婚年齡有所提高,據1940年的調查,女性初婚年齡為17.64歲。(陳達:《中國人口問題》,天津人民出版社,1955)

  山西的情況亦然,例如:榮河縣“定親過早,富者尤甚”(民國:《榮河縣志》)平定州:“今男女五、六歲即議婚,甚有襁褓約婚者。”(光緒:《平定州志》)興縣“往往有男子十二即娶,女子十三、四歲即嫁者”。(石蓉璋:《全河政要》)霍州:“趙城早婚配,少怨曠,十四、五歲男女生子者,往往而有。”(道光:《直隸霍州志》)

  據1919年統計,山西中陽縣15歲以下結婚的女子占女性總數的52%,嵐縣也占42%。(《結婚人數與年齡之別》,山西省第二次人口統計)

  早婚早育盡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姓氏的延續和勞動力的補充,但它并不能保證所生子女全部成活,再加上當時人們的生育完全處于自然狀態,因而多生多育即是早婚早育的必然結果。


四、兒子的價值

  人丁興旺即是家族的榮譽,更是家族實力的體現。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中國的家庭本身就是一個小而全的社會。小小家庭它是生命的起點,也是生命的終點;它是幼兒園,也是養老院。

  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要想在老年有所依靠,只能靠生兒育女,于是“養兒防老”就成為一種必然。這是一種“反哺模式”。生兒育女把他們哺育成人,反過來在父母的晚年,子女對其父母盡其孝道、贍養老人。在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男性繼承財產、姓氏,男婚女嫁,只有男子才能頂上門戶、延續血脈,所謂“無子不成家”、“有子萬事足”,多子多福便是這種狀況的反映。這是兩代人之間的連環套,缺一不可。沒有兒子就意味著斷了香火,斷子絕孫的老人又由誰來贍養呢?因此,在中國,兒子就是父母的養老保險。這種反哺模式正是多少父母忍饑挨餓,多生多育的原動力。

  在西方社會,家庭鏈環中并沒有中國式的“孝”,父母有責任把兒女哺養成人,而子女并無反哺義務。當今的美國,成年的兒女勞燕分飛,做女做兒的一般只是在“母親節”、“父親節”那天做禮節性的探望,婆媳之間更是淡淡如水,同居一地也難得走動,對于兒女來說,看望一下近在咫尺的父母,比環球旅行更為困難。

  父慈手孝,老有所養,是中國家庭的準則,一對夫妻之所以可以忍饑挨餓地大量生育子女,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在經濟上、情感上所賦出的投資到了晚年有可能收回來,得以防老。

  “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個古訓在中國婦孺皆知,無論是學富五車的教授,還是目不識丁的鄉民,沒有兒子,就不能不遭到非議。在鄉里舍民的爭吵之中,還有比斷子絕孫更令人寒心徹骨的嗎?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國農民的生育熱情呢?多生多育已成為他們所追求的人生幸福,盡管這種幸福籠罩著貧窮和愚昧的陰影。這就是中國農民,他們可以貧窮,但卻不能不要兒子。多生能生出兒子來,十八個仙女也抵不過一個駝背兒子,它反映了重男輕女的觀念之根深蒂固。

  在中國人心目中,男人是太陽,是力量,是主宰,女人是月亮,是軟弱,是附庸。沒有太陽,月亮就不會亮;沒有力量,就不能開山造田;沒有男人,家庭中就沒有了支撐。因而在家庭中,男人占有了比女人更多的權力。就連蔡文姬這樣的一位杰出女性,在后漢書列女傳中連名字都不記載,只有董祀妻。在社會歷史舞臺上,則更是男人的天下,男人的舞臺。女人就是女人,就連驕橫一時的呂后、武則天、慈禧太后,哪一個不是依附著自己的丈夫獲得那種特殊的權力地位呢?

  我們在西方的社會生活中可以看到,尊敬婦女,對女性采取一種溫柔的態度,是社會的習俗。我們從維納斯女神像,從高舉火炬的法國女英雄和紐約港的女神塑像中可以看到,西方的婦女被奉若神明,被賦予一種精神上的微妙品德,代表著純潔、高尚、美妙和超凡的意義。

  然而,在中國農民看來,丈夫娶妻僅僅是為了有后、有兒子,生育成了女人的天職。

  在以上諸多的因素作用下,孩子很小就已朦朧地知道,他們最終都要結婚并生兒育女的。人們作出了各種努力,習俗的、制度的、習慣的、觀念價值的,向每個人反復貫輸重生育的價值觀,經年累月,年復一年。要讓農村社會普遍接受避孕和少生少育模式,是相當困難的,雖然高的出生率不再受人歡迎,但要使幾千年的生育習俗完全轉到少生少育一邊,改變目前農村的養老模式,卻是我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摘自《山西民俗與山西人》,喬潤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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