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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挺鋒紀事

 

 

 

 

 

  挺,挺身而出;鋒,勇為前鋒。遠行已9年,我的老領導、良師益友李挺鋒同志,生前正是這樣一位名符其實的人。

    年少赴國難李挺鋒(1923——2004),原名李錫田,山西省平陸縣盤南鄉蒿店村人。“九·一八”事變日軍侵占了我東三省,“七·七”事變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面對山河破碎、亡國滅種的巨大民族危機,他義憤填膺,熱血沸騰,決心以身許國,抗日救亡,遂改名李挺鋒。1939年,年僅16歲的李挺鋒,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革命工作,在中條地委機關和晉豫區黨委黨校學習了一段時間后,任晉豫區黨委機關指導員。

    19415月日軍發動的以垣曲縣為中心的中條山戰役,以18萬國民黨軍潰敗而結束后,垣曲縣的政治斗爭形勢非常復雜,存在著國民黨、閻錫山、日偽政權和我黨地下縣委及其領導下的一批堅貞不屈、堅持斗爭的共產黨員,“赤”、“白”對抗,斗爭極其尖銳。晉豫區黨委果斷決定開辟垣曲縣作為抗日根據地。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最艱苦的1942年,繼派王銘三任垣曲縣委書記之后,又派李挺鋒任垣曲縣農會主任,加強垣曲縣抗日斗爭工作的領導。

    反“六十斤”斗爭出生于垣曲縣望仙村、和李挺鋒同年入黨并參加工作,后任省民政廳副廳長的王靖華同志,曾對我說過1942年冬他頭一次見到李挺鋒時的印象:“從頭到腳可以形容為一個字:土。頭扎舊毛巾,身穿土布棉衣,腰系土布腰帶,腳穿土布鞋。棉襖還是斜襟的,婦女們穿的那種。如果沒人介紹,還真看不出他是縣農會主任。不過,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殘酷的斗爭環境中站住腳,扎下根,打擊敵人,壯大自己。”事實也正是這樣。據新編《垣曲縣志》載,“12月(1942年),縣農會籌備委員會主任李挺鋒一行三人,到歷山馬馬渠發動群眾進行反維持斗爭”。縣志又寫道:“同月下旬,在歷山成立垣曲縣農會,李挺鋒任主任。”為了便于研究開展全縣工作,不久,李挺鋒移住距縣委書記王銘三、縣長張培民的住地望仙村較近的葦園溝,開展抗日斗爭,反奸除霸,減租清債。

    中條山戰役后,日軍盤踞垣曲4年多。閻錫山委派的縣長侯中和如喪家之犬。為拼湊人馬,“侯政府”橫征暴斂,規定凡愿跟隨者,每人每月發糧60斤。“侯政府”先后招降納叛千余人,人們統稱此類人為“六十斤”。這些人光吃糧,不抗日,專反共,群眾深受其害。加之,19438月垣曲遭受蝗災,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在此情況下,李挺鋒帶領全縣各級農會干部,發動農民投入反“六十斤”斗爭。按抗日縣政府的規定,勒令凡吃60斤者一律退出,顆粒不能少,一般人主動自首、退出,從寬處理;有罪惡者,逮捕法辦。反“六十斤”斗爭取得徹底勝利。

    政治攻城1945815日日本投降,14天后的829日,我軍即解放了垣曲縣城。

    隨后,縣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在全縣開展反奸反霸、訴苦復仇運動。當時,垣曲縣地主占有土地之多、盤剝之重,令人吃驚。城內800多戶人家,就有肆意剝削群眾的大小地主100多戶。因此,廣大群眾對縣委擴大會議的決定擁護之熱烈令人動容,而地主、漢奸反抗之激烈使人驚心。

    地主強迫所有飯鋪不準賣飯給進城找他們算賬的農民,揚言要餓死困死這些農民。針對這種情況,李挺鋒根據縣委指示,由縣農會連夜給各區發出通知,號召農民于次日進城,支援日前進城向地主、漢奸訴苦算賬的農民。次日黎明,李挺鋒和縣農會的干部分頭接待、集中從四面八方涌進城內的農民。接著召開了5000余人參加的斗爭地主姚鶴生等人的大會,晚上由各村劇團演出揭露地主、惡霸、漢奸、特務罪行的戲劇。就這樣,連續44夜,白天開斗爭會,夜晚演戲。最后,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政府依法逮捕懲辦了姚鶴生等人,摧垮了垣曲城這座封建堡壘。群眾常把這次聯合大斗爭與前一年8月下旬解放垣曲縣城的軍事進攻相提并論,稱之為“政治攻城”。

    生死關頭1946年夏,蔣介石撕毀和平協定,秘密下令向各解放區大舉進攻。中條山戰役后逃往河南澠池縣的原國民黨中條山游擊隊獨立支隊劉漢三殘部百余人,遂變身垣曲保安支隊,偷渡黃河,潛入五福澗一帶,于525日和26日,連續3次襲擊在抗戰中屢立戰功的二區民兵。并將俘獲之民兵及五福澗村農會主任王叢林捆成串,推入黃河之中。除8人僥幸逃出外,其余36人皆喪身黃河。五福澗慘案,激起全縣人民的極大憤慨。全縣民兵向特務劉漢三部發動拼死進攻。同時,縣委決定并成立了河防工作委員會,任命一貫勇于擔當艱險任務的李挺鋒為主任,加強宣傳工作,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勇敢地揭露、斗爭國民黨特務及反動地主分子。經過軍事進攻和政治攻勢,終于奪回了被敵人占領的主要村莊和黃河渡口。

    在這場殘酷的斗爭中,李挺鋒曾身陷絕境。此事,曾任政協垣曲縣首屆委員會主席的劉彥彬同志,在《李挺鋒兩次脫險》一文中有較詳細的記述。

    下面即為劉彥彬記述李挺鋒第二次脫險的原文:

    19466月(縣志和王靖華《歲月回眸》記載為5月)安窩五福澗慘案發生后,為了穩定群眾情緒,縣委派當時任河防指揮部總指揮(縣志和王靖華《歲月回眸》記載為河防工作委員會主任)的李挺鋒同志帶領農會四區委(據王靖華回憶,當時還沒有四區,實際為一區)和縣公安局趙育才、趙恒玉、王林等一行六人奔赴原土坪村,住在后坪莊(位于黃河岸邊)李端民家里。不幸消息走露,第二天拂曉國民黨土匪隊伍劉漢三部突然從安窩出動,經陡坡羊皮嶺轉到后山前溝嶺上包圍了原土坪村后坪莊。李挺鋒同志聽到槍聲立即起床,但敵人已堵住了窯口,沖出去的四個同志當場就犧牲了三個,他和趙恒玉躲進窯內小拐窯里。窮兇極惡的敵人先是往窯里扔手榴彈、打槍,然后敵人進了窯洞,用刺刀亂刺,因窯內黑,加之手榴彈煙霧大,敵人看不清,刺刀刺中李挺鋒的腿部,他咬緊牙關不吭不動。他決心同敵人戰斗到底,就把隨身攜帶的文件藏在小拐窯內,用手槍向敵人射擊,但僅有三發子彈,全是啞彈,他和趙恒玉不幸落入魔掌。敵人把他倆拉到大門口,趙恒玉趁敵人圍住李挺鋒搜身之際,瞅敵人不防,朝西邊的一條羊腸小道飛跑而去。敵人發現后邊追邊射擊,但由于山路彎曲,趙恒玉用力飛跑終于脫離了危險。在敵人追擊趙恒玉同志之時李挺鋒同志出其不意推開身邊的敵人,一個箭步奔向崖邊,飛身從高崖上跳了下去。由于溝深崖高,敵人以為李必死無疑,加之我獨立營聞訊趕來打擊敵人,這股土匪慌亂地撤離了原土坪村。到了中午時分,摔斷胳膊不省人事的李挺鋒同志被群眾發現,從崖下深溝內救了上來。黨組織派人將李挺鋒同志轉移到西塬馬村(縣委駐地)休養治療。有人開玩笑說:“他命大。”他卻說:“黨的工作需要我活著。”

    外行變內行1950年,經當時的政務院批準,建設太原重型機器廠。省委曾選調了包括地、縣委書記在內的100多名干部到太重工作,其中就有李挺鋒。之前,他任運城團地委書記。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面對著的是新的征程,新的起點,必須以新的精神面貌,盡快熟悉新的工作。為了解李挺鋒在太重廠工作的詳細情況,我訪問了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孫祥炎同志。他曾在太重廠(現為太原重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工作了32年,擔任過廠黨委副書記。他懷著對老領導深厚的感情,一開口就贊嘆道:“李挺鋒可真是個好人,好領導啊!我倆都是1952年到太重廠的。太重廠是邊建設邊生產,建廠首先要清理場地。那時太原剛解放不久,場地碉堡林立,戰壕縱橫,荒草叢生,垃圾遍地,常常是全廠上下一起干,而每次清理,李挺鋒總是帶領我們一伙年輕人搶著駕轅拉車。他經常深入車間班組生產一線,向工人學習,向管理人員學習,向工程技術人員學習,逐漸由外行變成內行。他在太重廠工作10年,由廠團委書記到書記,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成為太重廠全面工作的‘駕轅’者。他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德才兼備的用人原則。他善于抓典型,以點帶面,推動工作。經過不懈的拼搏,終于實現了建廠、生產兩不誤、雙勝利,為后來太重集團有限公司的輝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后來李挺鋒還在245廠任黨委書記。

    鍋臺邊的一番話1975年春節前夕,主持太原日報社工作的王士元約我晚上一起去看望李挺鋒。士元是垣曲縣人,抗戰時期就和長期在垣曲縣工作的李挺鋒相識,他們是老朋友了。在這以前我與李挺鋒雖緣慳一面,但從與像士元這樣熟悉他的人們的交談中,從報紙上有關他負責的單位工作、生產的報道中,對他人品操守之高尚、工作成績之卓著,特別是戰爭年代舍生取義之壯舉,耳有所聞,心懷敬佩。所以,便欣然一同前往。

    到了李挺鋒宿舍,他忙從臥室迎了出來,借著樓道的燈光,士元給他介紹我時,他竟先說出我的姓名。士元說:“你們原來認識?”他說:“不,是猜的,你們現在不是一起搭班子嗎?其實,你倆在《山西日報》工作時,我就看過二位合作寫的稿子,就知道老樊的大名。”說笑間,他從臥室搬出一木制長條凳子,放進廚房,讓我們進去坐。后聽曾任245廠副廠長的李華同志說,李挺鋒自調到他們廠,就和普通職工一樣,全家老少擠住在一間半宿舍里,可見其自律之嚴。

    時間既是春節前夕,氣候當是數九寒天,我們三人坐在一條板凳上,趴在尚有余熱的鍋臺邊,吸著可能是那時能買到的最好香煙——牡丹牌香煙,倍感溫暖、愜意。只是那時的政治氣候云譎波詭,我們不是說過年的話,而是打聽有什么消息,位卑未敢忘憂國。

    那晚,李挺鋒說了一番令我等聽者如醍醐灌頂、豁然開朗的話:“關鍵在于人心向背,正所謂‘國之命,在人心’。陳毅曾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老百姓用獨輪車推出來的。現在三點水(指江青)一伙喪心病狂、倒行逆施、禍國殃民、民心盡失,我看他們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我們既以身許國,當以‘蠶死炬灰’自勵。不論政治氣候如何變幻莫測,我們必須想方設法搞好工作,搞好生產,為國分憂。”

    果如其言,不久即傳來245廠想方設法搞好生產的喜訊。

    一部運轉不停的機器19772月,李挺鋒調任中共太原市委副書記,分管工業。這時已粉碎“四人幫”幾個月了。他經常深入基層,了解遭受“文革”劫難后工礦企業的生產狀況,并和大家一起商討面對現實、迎難而上的措施。之后,他征得市委的同意,帶領工業口和大型廠礦的負責同志,并要我也參加,先后到南京、常州、無錫、蘇州和上海參觀學習,走一路,聽一路,看一路,想一路,議一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的戰略決策,令李挺鋒振奮不已。他像一部加滿了油、擰緊了扣的機器,運轉不停,全力協助市委領導在開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在工業企業大力推行各種形式的責任制,實行責、權、利緊密結合的企業管理制度。

    任職時間最短,辦實事最多1983年夏,正當李挺鋒醉心于工業企業的改革之際,他被調離太原市委,任命為省總工會黨組書記,隨后在全省工會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省總工會主席。19851月調任省顧委委員。這就是說,他在省總工會僅僅工作了一年半時間。任職時間如此短暫,能辦成什么事,他又辦了哪些事?我與曾任省總工會副主席的郭長夫和《山西工人報》首任總編輯黨淥詳談過一次,還請繼黨淥之后任《山西工人報》總編輯、我的老朋友王震華寫了份書面材料——

    開展“整組建家”活動。李挺鋒任省總工會主席時,全國工會系統正在貫徹落實中央《整頓基層工會組織,開展建設“職工之家”活動》的決定。值此良機,他和黨組其他同志立即分頭深入全省各地(市)、縣和大中型企業調查研究,全面了解基層工會的情況。緊接著,在長治王莊煤礦召開了全省縣、市工會主席會議,具體部署了“整組建家”工作,使“整組建家”活動在全省全面展開。1984年在萬榮縣召開了有全省各縣、市工會主席和臨汾、運城地區各縣縣委書記參加的聲勢浩大的現場會議,總結全省“整組建家”活動工作,推廣萬榮縣“整組建家”經驗。從而,把全省工會工作推向新的階段。

    創辦《山西工人報》。經省總工會黨組研究同意,選調來總編輯,組建起編委班子。省總工會為其籌集了20萬元開辦費,擠出十多間辦公室。編委會采取公開考試的辦法,錄用了一批編采人員。就這樣,全省廣大職工盼望已久的《山西工人報》于1984310日創刊了。

    解疑破難,啃硬骨頭。晉祠工人療養院,是省總工會的事業單位,主要是為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提供療養服務的設施,“文革”中被北京軍區某部占用。1973年省總工會工作恢復正常運轉后,某部一直拒絕歸還。李挺鋒和黨組同志在領導新建奇村工人療養院、幫助全省市、縣全面鋪開職工文化宮和俱樂部建設工程的同時,反復與某部溝通、協商,終于將工人療養院要了回來,保障了工會的合法權益……

    郭長夫這位從1952年就調到省總工會工作的工運老兵不無感慨地說:“李挺鋒是省總工會任職時間最短、辦實事最多的主席。”

    正因此,人們至今還在深深地懷念著他。前些時就看到了一篇署名燃憶的文章,題目為《短暫的任職深刻的記憶——李挺鋒工會工作紀事》。此文將李挺鋒在省總工會工作期間帶領大家辦的事條分縷析地歸納為“十件好事”。就其一生的經歷和業績來說,又何止如此呢?!

    永遠的李挺鋒!

 

本文來源:網絡;本文作者:樊寶珠

太原道制作 http://www.avxswc.live ( 2013-08-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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