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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紀 末 的 山 西

    1

    太陽高懸, 像一面亮閃閃發著無數刺眼銀針的魔鏡。廣袤的黃土高原溝壑起伏一望無際,像一個巨人坦露著黑色疲累衰老的胸膛。陽光在陰霾的云層上折射出些許的紅和橙,那是帶了灰的紅和橙,從遙遠的天邊鋪開浸染過來,看上去便有一種凝重蒼茫的感覺。很少植被的大地籠罩在一片灰蒙蒙的煙霧之中,低矮雜亂民居、彎彎曲曲的公路、半山腰一排排的窯洞、方方正正的古城池、晉商大院的飛檐吻獸、土焦爐上排出的滾滾濃煙……一切都顯出一種黃土高原特有的古老凝重,只有遠處已斷流的河谷中殘留的水漬在陽光下泛著刺眼的白光。

    山西中部盆地的晉中地區曾是全國的金融中心,現在如果乘汽車出太原沿大運公路往南,你隨處可見冒著濃煙的各種各樣的土焦爐,由于煙霧繚繞,空氣能見度很低,司機在大白天行駛,經常不得不打開車燈;特別是在靈石一帶的汾河灣中,由于煙霧散不出去,終日紫煙氤氳云山霧罩,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從晉中的介休、孝義到臨汾地區的洪洞、襄汾等縣市,鄉鎮和個體煉焦廠達一千五百多家,形成了以介休和洪洞為中心的兩個焦炭生產之地,產量占到全國總產量的幾乎一半。其中大部分是污染嚴重、質量低下的土焦爐,在汾河沿岸、大運公路兩側,有一段時間幾乎達到村村點爐、處處冒煙的地步。

    山西是我國的煤炭大省,國有重點煤礦共有四十八個生產礦,總核定能力 11997萬噸;地方煤礦系統有兩局六個煤礦,總核定能力1380萬噸;地方國有煤礦近三百個,總核定能力3569萬噸;有二輕集體煤礦一百八十多個,鄉鎮集體煤礦五千多個,個體煤礦四百多個,共六千多個礦點,總生產能力約 16000萬噸。而不計其數的非法開采點更是星羅棋布。山西的鄉鎮企業有六十多萬個,從業人員三百余萬人,年總產值七百多億元,大多為投資少見效快的小煤窯小焦碳廠。

    這在全省形成一個巨大的產業怪獸,數量多得驚人的煉鐵爐煉焦爐,都成了一個個固定的污染站,在路上飛馳的運煤車運焦車更是一個個流動污染源。橫穿山西南北的大運公路、山西東出口的一零七國道、山西東南出口的三零九國道,運煤運焦車一輛接一輛就象一條條黑色的長龍。建于北魏時期的大同云岡石窟是國內三大石窟之一,是北魏文化的瑰寶,第五窟中央的一尊坐佛高達十七米,僅它的雙膝上即可容納百余人,風格粗獷,藝術雄渾。但多年來由于前面的一零九國道上的運煤車蕩起的煤塵,坐佛好像一個個都已披上了黑色的袈紗,失去了本來的面目。

    汾河發源于晉西北高原的寧武縣,流經大半個山西省,可以說是山西的母親河,近年來,由于工業污染,汾河水質受到嚴重污染,變成了黑河、臭河,甚至成了干河。而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在八十年代以前,水質能達到一類標準,八十年代初期尚能達到二、三類標準,到了末期水質就經常超過三類標準。據有關部門初步調查,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汾河、涑河等主要支流大量向黃河排放污水造成的。

    五六十年代有一首歌曲曾唱道“清粼粼的水來藍格瑩瑩的天”,地依舊是這塊地,藍天碧水的風光卻不再有,讓人覺得好像那已是很遙遠很遙遠的傳說了。對一個第一次到山西出差的外地人來說,他們對山西最深的印象很可能不是晉祠的隋代彩塑不是街頭地攤的灌腸不是太原的迎澤大街,而是灰沉沉污染了的天空。無論什么季節大風一來渾天黑地,穿上白襯衣上街不用一天,領口、袖口就成黑色的了,皮鞋上大大小小的灰塵擦也擦不完,突然下的一場雨就象在下泥漿,地上一個泥斑一個泥斑的。

    一九九四年是全國創建文明衛生城市的最后一年,連續幾年檢查都未過關的太原市下了大決心,全體市民都參加了空前的掃除,撒水車唱著鈴兒響叮當的樂曲在全市大街小巷中穿行,甚至到了許多常人不去的地方,這種樂曲當時激發了許許多多人的情緒,使我們有一種志在必得的感覺,但檢查結果公布的那天成了太原人的5.19奧運之夜。這幾年無論是體育競技還是各種大獎賽,山西都太像一個局外的看客,令有些爭強好勝的山西人一次次地失望。文明衛生城市這種評比雖然引不起好多人的興趣,但它還是給了多少把自己的榮譽同這座城市聯系在一起的人一個深深的失望。

    但后來想一想如果說我們生活中還有許多的不公正的話,那次的評比對太原來講絕對是公正的。據國際衛生組織公布的報告,其全球監測的二百七十二個城市中,污染最為嚴重的十個城市中,中國占七個,而污染最最嚴重的城市就是太原市,去年市區大氣中總懸浮顆粒物超過國家二級標準一倍半,二氧化硫超過國家二級標準近四倍,降塵超過全國平均值的一倍。你想一想如果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城市都能評上文明衛生城市的話,還有什么城市評不上!

    忻州市大氣環境質量在全省是最差的城市之一,短短幾年時間,兩任環保局局長巧立各種名目,將幾十萬元環保專項資金偷梁換柱購買和抵頂三輛小轎車。昔陽縣環保局長吃遍全縣三十五家飯店、兩年吃掉八萬元。清水衙門里的官不清,山西的污染狀況更是雪上加霜。近一年來,全省二十二名黨政官員因違反有關環保法規,分別受到了警告、記過直至撤銷職務的行政處分。山西省永濟市副市長劉臨生、稷山縣副縣長馬卯錄,由于對取締土、小企業不重視,嚴重失職受到行政警告處分;因取締小冶煉行動遲緩、工作不力,澤州縣大東溝鎮的黨委書記和鎮長同時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因為經取締后的土焦爐死灰復燃,平遙縣和靜樂縣的兩名鄉長分別受到行政警告和黨內警告處分。

    有人計算過,淮河流域的小造紙廠小化肥廠在過去的五六年中產生的總的經濟效益不足三個億,但要徹底治理需要上百億的資金和幾十年的時間。山西的環境污染治理費用比它們創造的產值多出多少倍,沒有人告訴你,更沒有人能說清楚治理這些污染需要多少資金多長時間。

    在某礦務局的辦公大樓的門廳里立著一個離排污達標最后期限還有某某天的牌子,這是一個有職工十多萬人的老礦,由于煤炭行業的不景氣現在發工資都很困難,聽說已有不少的農民輪換工靠揀菜葉度日,如果真有污染問題的話我不知企業有沒有這份財力去治理。對于更多的已接近破產的小企業來講,我們又能抱多大的期望。

    在世紀之交的今天,作為一個山西人當我們面對這一切的時候,我們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在我們構思下一世紀的宏圖大業美好前景的時候,是不是先留一點點時間讓我們關注一下我們的環境。因為我們畢竟生于斯長于斯,我們的祖先還在不遠的墳塋中無奈地看著我們,而我們的兒女已嗅到了空氣中太多的不潔,他們脆弱的肺葉能否長期承受我們留下的這種饋贈?在大講可持續發展的當今,在“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市場經濟下,我們又能否在世紀之交重新打量一下蓬頭垢面的我們的母親,能否哪怕試著輕輕地替她拂去一點點征塵,讓她不致于毫無修飾地進入下一世紀的門坎!

2

    其實我們不需要太多的理論去分析也不必去做枯燥乏味的計算,我們只要稍微靜下來看看我們的周圍,我們便會有太多的感慨和結論。多少年我們一直在跟著感覺走,走得那樣隨意走得那樣沒有輕重,象一個不負責任的紈绔子弟。我們從不考慮我們該做的和必須做的以及我們要做成什么樣的,我們從不算計我們的利益哪怕九舍零入到個位到十位。

    山西的礦產資源極為豐富,煤炭預測儲量九千多億噸,探明儲量近三千億噸,占全國總儲量的三分之一,素有“煤海”之稱。已發現的地下礦種達一百二十多種,其中探明儲量的有五十余種。儲量居全國第一位的礦產除煤外有鋁、耐火粘土、鎵礦、鐵釩土、沸石、建筑石料用灰巖七種,居全國前十位的礦產還有三十多種。

    正是由于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以及歷史的種種原因,山西現有的一萬多個工業企業便主要圍繞著煤碳礦產轉。把山西建成全國的“能源基地”,一直是山西經濟發展提綱挈領的口號,也是山西工業幾十年走的一條不歸路。這從山西上市的十三家公司中除汾酒外都與煤碳礦產有關可見一斑。山西一九四九年的全省原煤產量是二百六十多萬噸,到了一九九五年已達三億多噸,增幅一百五十倍。其中三分之二的原煤調出省外,占全國原煤調出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山西省目前發電總裝機容量為847.5萬千瓦,年發電量417.8億千瓦時,是全國擁有裝機百萬千瓦以上電廠最多的省份,也是全國向省外輸電量最多的省份。全省有進出口經營權的六十家外貿企業,煤炭化工冶金是其主要經營業務,山西最受外商青睞的產品就是硅鐵、焦炭、瑪鋼管件。

    從這點看山西的能源基地的建設無疑是成功的,那么這種成功給山西帶來了什么呢?山西能源和原材料工業的重點優先發展,并沒有能夠帶動全省經濟的快速發展。在能源和原材料等優勢產業飛速發展的同時,在全國的經濟地位卻不斷下降。先讓我們看幾個數據,一九九八年全年山西全省共完成國內生產總值1606.7億元,比上年增加126.6億元,增長9.1%,。全年全省人均實現國內生產總值5090元,比上年增加354元,山西人均GDP在全國的排名是第十八位,我們從下面這個略去其它省市數據的表可以看出,山西的人均各項指標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各地區主要人均經濟指標(1998年)
地區 人均GDP(元/人) 人均投資額(元/人) 人均消費水平(元/人) 人均地方支出(元/人)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農民人均純收入(元/人)
山 西 5090 1210 1985 518 4099 1859
全 國 6404 1691 2636 615 5425 2162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摘要》(1999) ,第12頁,18頁,28頁,44頁,63頁,86頁。

    也就是說我們折騰了這么多年“基地”,耗損了那么多的資源、環境污染得那么厲害,我們只是全國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八十,而我國在世界的排名是一百零四位。也就是說在世界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中拿這個數據做比較我們處在靠后的位置,如果考慮到文化教育環境資源等方面最新評價發展水平的因素,我們將處于絕對落后的位置。這幾年山西一直被人們列在中西部地區,這絕不僅僅是地域概念,而是一組貧窮落后的代名詞。

    如果說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充分利用資源優勢起步,并不惜走“先發展后治理”的道路的話,那隨之而來的結構調整則是關鍵中的關鍵。山西經過幾十年來的對資源掠奪式的開發,全省結構調整的力度和效果在幾年里非常有限,后續支柱產業的培育速度緩慢,沒有形成具有競爭力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如“八五”計劃提出的三個基礎(農業基礎、基礎產業、基礎設施)、4個重點(挖煤、輸電、引水、修路)的發展戰略,工業結構繼續趨重發展,重工業的比重從77%提高到80%;同時,輕工業對農業的依賴程度有所加強。

    讓我們看看我們的周圍,電視機是長虹康佳日立東芝,冰箱是海爾容聲長嶺, VCD機是新科金正愛多,很少有山西自己企業的產品,也許就是洗衣機有個海棠,從這里山西工業的一角就露了出來,再看一下中央電視臺,山西籍企業的廣告不能說沒有但可以說絕對少,這是一個企業實力的問題,也是企業運作的問題。專家指出國際分工呈金字塔型共有五層,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處在第五層,生產勞動密集型的最終消費品。而山西在中國的工業體系中,應處在最底層,只提供廉價的原始資源。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初期,能源曾是一個瓶頸,山西的煤曾非常走俏。有個行話叫“煤倒”就是對往外發煤的中間商的稱呼,山西的煤倒有多少個沒有人能說出來,而靠煤和焦碳發了大財的更沒法說得清。當時許多南方人為了山西的煤到處請客送禮,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東南亞經濟危機發生后,我國的經濟進入低谷,煤炭電力開始相對過剩,市場成為買方市場,這種單一的經濟結構終于結出惡果。

    一九九八年全省完成進出口總額17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2.9%。其中出口總額14.52億美元,下降11.4%;進口總額2.48億美元,下降20.8%。外貿易下降的主要原因是:①山西的大宗出口商品均為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竟爭力不強,國際市場疲軟,需求萎縮,價格下跌,出口受阻。②山西對外貿易往來主要集中于東南亞等少數國家,抗風險能力差。這些國家的經濟發生波動對山西的影響太大。

    一九九九年的形勢也不容樂觀,“雖然,上半年財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長8.6%,但在全國來講還有很大差距,尤其是下半年財政收入后勁不足,經濟形勢難容樂觀。”山西省財政廳有關人士日前對該省今后財政收入情況表示擔憂。記者倪連存、張鈴太原報道說:

    據統計資料顯示:截至6月底,該省財政收入累計完成88.37億元,為年計劃的44.88%,比去年同期增長8.6%,但這是在去年同期財政總收入下降1.1%低基數上的增長,帶有一定的恢復性。由于山西在宏觀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等方面還存在一些制約因素,這將直接影響該省下半年財政預算任務的完成。

    ——畸重的產業結構和典型的資源主導型經濟制約著該省經濟適應市場變化的能力,影響著財政收入的持續增長。雖然,近年來山西省在調整產業結構上付出很大努力,但仍未能改變以能源材料為主的重型產業結構。1-5月份僅因煤炭產量下降和價格下跌,稅收就減少 2億多元。鋼材、化工、機械行業稅收同比分別下降15.63%、3.28%、9.45%。傳統支柱產業的產銷萎縮,新型替代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不多,經濟結構矛盾突出,這是影響該省經濟和財政收入持續增長的根本原因。

    ——經濟政策取向的調查對現實經濟發展和財政增收帶來一定影響。如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關井壓產”等,從長遠看,利于市場的供求平衡及其發展。但在一定時期內使該省煤焦鐵等行業的大多數企業壓力增大。經測算,僅關井壓產一項,山西每年約減少財政收入 7億元,并相應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約3.8億元。特別是一些產煤縣,如古交、左云、渾源等縣受此影響,上半年財政收入下降幅度均在25%以上。

    我們的不負責任不僅僅沒有帶給我們預期的發展富裕,還帶來了污染帶來了經濟上的依賴和貿易的不公平。我們付出了我們僅有的,我們沒有得到我們想要的。有資料顯示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八年,中國東部與西部省際人均 GDP極端差距由三點八五倍擴大到四點八二倍。這種差距在一段時期內還將拉大。我們的經濟增長水平、人民生活質量與先進省市相比,差距已越來越大。雖然說區域經濟優勢不平衡是絕對的,但長期不平衡不利于國家經濟整體、穩步向前發展。造成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消耗能源、消耗資源為主的畸形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給山西的發展帶來的惡果,正在影響著山西面向21世紀的可持續發展。

3

    一九九八年臨近農歷新年的時候,朔州市平魯區醫院接連收到了幾名危重病人,癥狀都是嘔吐、頭疼、瞳孔散大、呼吸困難,還沒來得及進入搶救室就死亡了。平魯區醫院是個小醫院,癥狀一樣的病人象這樣集中死亡以往還是不多見的。這很快引起醫生們的警覺,經詳細詢問死者家屬,得知他們都在發病前飲過酒,醫生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死亡與飲酒有關。

    由于馬上就要過大年了,正是飲酒的高峰,醫務人員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便火速向區政府進行了匯報,平魯區委、區政府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并上報省市有關部門。已經放假回家的各級干部接到通知后連夜出發,前往鄉村街道通知群眾,廣播電視連續滾動播出,將“一律不得喝散裝白酒”的通知傳達到了朔州市的千家萬戶。一起震驚全國的假酒中毒案發生了。

    突如其來的劫難令朔州人措手不及,一瓶瓶假酒張開了血盆大口,無數條無辜的生命在新年的朔風中被掠走。截至二月五日,朔州市平魯區、朔城區、大同市靈丘縣因飲用有毒白酒住院治療病人二百二十二人,其中數十人傷殘,二十七人經搶救無效死亡,黃土地上堆起的座座新墳昭示著一個個罪惡,紙錢燒出的縷縷青煙述說著孤魂冤鬼的憤怒。

    事情的起源在三百公里外的文水縣,當地農民王青華與其妻武燕萍用三十四噸甲醇加水勾兌成散裝白酒五十七噸,一部分出售給個體戶王曉東等人。王曉東明知該酒甲醇嚴重超標,仍將其加進自制的酒中,轉手批發給從事個體經營的朔州市楊萬才和靈丘縣劉世春等人。據后來技術監督局給出的鑒定報告:酒中含的甲醇超國家標準達九百倍之多,這已不僅僅是假酒而是地地道道的毒酒了。

    假酒事件在全國乃至世界造成極大的影響,驚動了政府最高層人士。而最直接的受害者便是山西白酒業。通過衛星電視,我們看到了全國上上下下的一片喊打聲,眼睜睜看著各地紛紛查禁“山西假酒”。全國各地在查禁假酒時,連杏花村汾酒廠的產品也列在查禁或檢查范圍。杏花村汾酒廠已有一千五百年歷史,每年利稅達兩億多元,是山西第一大戶,遭此打擊,庫存急劇上升,用戶紛紛退貨。滬市上的“山西汾酒”股票也在后面的一段時間低迷不振。文水縣全縣近八十戶酒廠全部停產整頓,庫存白酒全部封存,共查封散裝白酒四千多噸,瓶裝白酒七千六百多箱,還封存了一千多萬公斤已經裝窯準備燒酒的高粱。一個正規酒廠的廠長嘆息說,做假酒的真是給我們丟人,也害了我們!

    朔州假酒案以王青華等六人死刑、武燕萍等四人無期徒刑及其他九名被告人五至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判決結果做了結束。對山西來講此事件折射出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是山西近幾年來各種矛盾激化演變的一次暴露。它為山西由于經濟發展畸形帶來的貧窮作了最詳細最真實的描述,把一個赤裸裸的現實的山西呈現給了全國乃至全世界。

    朔州礦業公司司機趙興順臘月二十八晚一人喝了兩杯,約有半斤,第二天晚上十點多,發現眼睛看不清東西,身子發軟,便急忙趕到醫院;醫院搶救到年初二下午三點,終告不治死亡。趙興順的妻子盧福蘭,幾年前單位倒閉后失業,如今在一家修表店幫忙,每月掙幾十元,一家人全靠趙興順的幾百元工資生活。眼看泥土掩埋了丈夫,盧福蘭只是呆呆地看著,她的臉有點浮腫,留著淚痕。面對痛失親人的打擊,盧福蘭和兩個孩子早已哭干了眼淚。

    井坪鎮下稱溝村的郭守義,由于家里窮,平時喝不起酒,過年才買一點散裝酒喝。他與三十六歲的弟弟郭守星在臘月二十八、二十九喝了兩次散裝酒,二十九下午不行了,雙雙中毒,家里一直到年初二才借到錢住院,當時沒床,放在走道里兩天才有床位。弟弟中毒較重,已在年初三上午死去。郭守義家六口人,四個孩子,還有七八十歲的父母,就指望他。弟弟郭守星死后,無錢在太平間存尸,他的嫂子趕來一輛毛驢車,將尸體拉了回去,家里顧不上了,只能顧活人要緊。

    郭守義的妻子對來訪的記者懇求道:“你們一定要報道一下,讓外邊人知道,我們這些人太可憐了,住院都是借的錢。”

    無論從本案頭號禍首王青華家的簡陋的院落、低矮的土墻、粗細不等的木棍編成的柵欄門,還是從住不起院在家里苦熬的農民,都是一種令人觸目驚心的貧窮。

    長期以來山西省城鎮居民收入一直偏低,連續多年排在全國后幾位。一九九七年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相當于全國水平的 77.6%,與此同時由于企業經濟效益下滑、財政增收困難等,停發、欠發職工工資現象大量存在,城鎮貧困戶增多,貧困程度有所加劇。城鎮居民人均月收入在一百元以下的家庭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只有80元。據官方的數據到一九九七年末,仍有三十二個縣、二百四十八個鄉鎮、一百七十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這部分的人所處的自然環境極為惡劣,人們的素質也更為低下。

    朔州冬日苦寒,土地貧瘠,而死人最多的平魯縣,是山西省較為貧困的地區,光禿禿的黃土地在冬日里呈著一種白色,寒風刺骨,崎嶇不平的土路就順著黃土地的溝溝卯卯上上下下。在這次震驚全國的的假酒中毒事件中,受害者都是山卯上下住著的無辜的普通農民,他們生活拮據,只是到了春節才放開大喝,因囊中有限買不起好酒,便買最便宜的散裝白酒,一斤散裝白酒在當地賣一塊二。

    而在另一方面,文水在山西是比較富裕的地區,文水和朔州,一個在汾河灣,一個在雁門關,人說“歡歡喜喜汾河灣,凄凄慘慘雁門關”。有人曾問有沒有文水人喝假酒受害?知情人回答是這幾年文水人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不喝散酒,假酒都賣到貧窮的雁北了。因貧窮而被抑制的消費,為簡陋而且赤裸裸的造假提供了機會。貧窮、愚昧和貪婪,是制造有毒假酒的一個毒源。

    也許此次事件最具黑色幽默的是也就是因為窮才沒有出更大的災難,因為許多人買回酒舍不得喝,要等到新年前一兩天才喝,這樣早死的人挽救了成千上萬的人。

4

    朔州的假酒案對山西白酒市場的影響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而對山西在全國乃至世界的負面影響則是無法估量的,這對本來已形象欠佳的山西來講應是災難性的。假酒案讓全國人民不僅看到山西的貧窮,而更深地感受到了由于窮困而衍生的許多的我們說不清的東西,太原市一位出租司機說“人家還不把山西人當刁民?”真可謂一語中的。

    從制造銷售到飲用都是中國最底層的農民,我們一貫宣傳最樸實最憨厚的群體,但對這種奪財害命的事竟做得如此從容如此波瀾不驚,把國家嚴格控制的甲醇成噸地購回來,用最原始的方法把它勾兌成假酒,再經過許許多多的環節銷售出去,這要經過多少雙手多少雙眼,就沒有人知道內里的利害?絕對不是,許多人得知有人飲用該酒死亡后,不僅不采取任何補救措施,還繼續出售剩余的有毒假酒。這里透射出的是整體道德的極端淪喪,在這里因為貧窮為了金錢,什么都跑到九天云外了。而且大家都在干,整家整村都在干。而且一個省比較富的地區把自己不喝的假酒賣給貧窮的地區,從道德上講絕對是講不通的。

    假酒案不是一件孤立的個案,在我們對山西沒有在中央臺有更多的產品廣告遺憾的時候,假酒給山西作了影響最大的人文廣告。不容我們整點自己不容我們看看前面站的是否我們中比較好的,我們就被推到了萬人注目的臺前。這幾年山西發生的許多事,被媒體頻頻曝光,有句行話講:找焦點到北京,找問題到山西。山西成了人們心目中的問題大省,如果用“窮山惡水出刁民”來形容這幾年山西大地上發生的事一點都不過分。

    就是深受假酒案毒害的朔州和不遠的忻州地區,很快又以拐賣婦女聞名全國,一部片叫《打拐第一案》講的就是那里的事,成百上千的婦女被從四川貴州北京騙到這里,途中遭受了不盡的凌辱然后又以極低的價格轉給那些深受過假酒毒害的農民手里,面對寒風刺骨的黃土地、面對黑暗零亂的窯洞、面對陌生無表情的男人,她們的痛苦也許比毒酒害死的人更強烈。

    一九九九年山西又破獲建國以來最大的拐賣婦女案,這個重大拐賣婦女團伙成員來自貴州省、重慶市和山西省靜樂縣,大多文化較低,而且以無業人員和農民為主,在一年間這個拐賣婦女犯罪團伙在昆明市、貴陽市等地瘋狂作案,在已查明的二十多起拐賣婦女案中,拐賣婦女達五十七人之多,年齡最小的僅十六歲,這個犯罪團伙分別以四千元至六千元不等的價格賣至山西省忻州、靜樂等地。

    如果說假酒案朔州是受害方的話,似乎拐賣婦女朔州是受益方了。這不單單是一個角色的轉換,而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貧窮給我們帶來的錯綜復雜難以解說社會問題。由于窮不得不喝散白酒、不得不花錢買女人作老婆、不得不賣孩子,這就是許多農民的生活寫照。而這種貧窮不是一個縣一個鄉的問題,太行山呂梁山貧瘠的溝溝壑壑里掩藏了多少人們看不見的東西!

    在山西忻州地區秦城鄉有一個全國獨特的市場——生孩子賣,當地人并不認為這是犯法的,而是將其當作發家致富的手段。這個位于忻州城東十公里的一個小村子,是一個聲名遠播的“販嬰村”,誰也不知道有多少個忻州嬰兒從這里流落到全國各地。到這里來的陌生人,大部分是來“領養”孩子的。在這里賣孩子就像賣一般的物品,有批發有另售,形成了一種網絡。董亮毛原來是個走村串戶收購空酒瓶子的,從一九九二年開始專門販賣嬰兒,靠這發了大財,蓋起了一幢兩層的白色小洋樓。董宅的豪華程度令人吃驚:二層樓房上下各四間,“其屋內裝飾絲毫不亞于三星級賓館的豪華客房”,家具、家電都是高檔名牌,家里通訊設施一應俱全,供暖系統是電腦控制的燃油鍋爐。有人算了一筆帳:董亮毛的“宮殿”估價至少為五十萬元,他每販賣一名嬰兒的“利潤”為五千元,由此推算,這座“宮殿”是由一百多名嬰兒的命運換來的。

    人常講傷天害理,如果這不是傷天害理還有什么是傷天害理。為什么賣孩子?“還不都是因為窮!”忻州地區比較貧困,除了簡單的農業收入之外,基本上沒有其他經濟來源。而這里又人多地少,農民們的生活十分困難。當“孩子”變成了商品之后,他們生孩子的目的也就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所以,當地才有了“年年養大肚,三年萬元戶”之說。為了錢真是什么都可以干。

    晉南一帶的假藥中央臺已曝過光,雖然沒有象假酒一樣出名,但對江蘇的任毅講這就夠使他在以后提防所有的山西人了。一則消息曾讓癱瘓12年的任毅激動不已:山西新絳縣“創傷截癱康復醫院”院長謝鋼虎研究出一種治癱新藥——脊髓神經再生丹。經咨詢后,任家寄去2857元買藥,但服藥后毫無起色。任家早已負債累累,任要求退錢,謝鋼虎僅同意返還500元。任毅于是含淚寫信投訴到衛生部主辦的《健康報》。《健康報》將信轉給山西新絳縣衛生局,該局答復說,該藥已通過石家莊市科委的鑒定,因此不屬于假藥,同時該藥也并非百分之百有效。

    而對山東人孟兆杰兄弟來講一趟山西之旅可以說是一場惡夢,這場惡夢足以讓他們回憶起來膽戰心驚。孟兆杰兄弟和他們的兩個叔叔到山西找工作,被人騙入榆次市的豐茂磚廠。在這里,他們沒有通信自由,沒有交談自由,連上廁所都有打手監管,在皮鞭、木棒下被迫每天工作時間15小時左右,稍有怠慢,就會遭到殘酷毒打。對因承受不了超強度勞動、手腳慢些的民工,或不堪虐待提出離廠要求和逃跑被抓住的民工,他們還用樹根、三角帶、鐵鍬把等殘酷毆打,有的腿甚至被打瘸。而工資發放隨意性很大,不留手續且常常隨意克扣。正是靠這種“集中營式的管理方法”,豐茂磚廠生產效益直線上升,幾乎比其他同樣規模的磚廠高出一倍。費了很大的勁,孟兆杰兄弟才逃了出來,把一份血淚斑斑的控告信遞給了山西省委。

    這分明是希特勒的集中營,我們很難想象當今的中國還有這等去處,也不知孟兆杰兄弟以后敢不敢來山西,但對河南新安縣法院的干警來講來山西不是敢不敢的問題,他們必須來,因為他們在執行任務,但一趟山西之行卻使他們有來無回。河南省新安縣峪里鄉麻峪村村民宋法民等和山西省垣曲縣古城鎮東寨村村民吳從禮兄弟因購買雙豐號渡船發生經濟糾紛。宋法民等人就向新安縣法院提起訴訟,新安縣法院執行庭庭長趙玉霄帶領十幾名法院干警強制執行此案,依法扣留在二吳兄弟手中的渡船。在執行過程中,吳從義組織同村村民數十人追打執法人員和船工,干警李杰和劉福勇被打落到寒冷的黃河中,吳從義等人又向水中投擲石塊,致使李杰和劉福勇當場死亡。

    這顯然是暴力抗法,對無法無天的人來講,還有什么事不能干!這一件件頻頻見于報端的事,很容易給人們一個對山西的印象,現實的山西是很窮,窮到了我們無法想象的程度,但面對這一切,又不是一個“窮”字可以了得。

5

    歷史上的山西自然條件曾非常優越,是我國北方農業和文化的發祥地之一。山西“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呂梁”,中間的汾水谷地土沃田肥;晉西南地區的西、南兩面臨河,似乎是被黃河母親攬在了臂彎里,受到了更多的眷顧。這一地區在遠古時期就成為人類優良的棲息地,一輩輩古老的先民在此生活繁衍,創造了璀璨的文明。在芮城的西侯度村發現人類一百八十萬年前用火燒烤食物的證據,是迄今所知中國人類用火最早的紀錄。

    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依據《史記.貨殖列傳》的記載,秦漢時晉西南一帶的河東郡地狹人稠,經濟已很發達。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三十三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山西的潞鹽、煤鐵、絲綢、造紙、制煙、棉織等許多生產都是比較發展的,池鹽和鐵不但充分滿足了當地需要,長期以來還大量運往外地。長治、晉城曾是全國三大絲織專業區之一,與蘇杭媲美。

    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又有長足進步,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進入鼎盛時期,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一八五三年京城有帳局二百六十八家,其中二百一十家是山西商人開的。對蒙貿易最大的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

    山西商人在清代開辟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越長城穿戈壁大沙漠到歐洲腹地莫斯科的國際商路,這是繼我國古代絲綢之路衰落之后興起的又一條陸上國際商路。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西伯利亞,東起大坂、神戶,西到伊犁、喀什噶爾,甚至伊朗,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榆次常家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

    山西票號商人憑借雄厚的財力,星羅棋布的分支機構,以及素所恪守的信譽,幾乎壟斷了整個大清帝國的匯兌業和金融市場,在清政府的財政體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山西票號一度發展到三十三家四百余處分號,在神戶、東京、橫濱、大坂、莫斯科、新加坡、加爾各答都開設分支機構。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余年的商業世家,山西籍的數不勝數,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據說“大盛魁”的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有人算過極盛時期,山西商人的一年的盈利約是而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以三分之一的財力供養十八分之一的地域,聚天下之財養一省之民,山西自然是“海內最富”!

    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隨處可見:甘肅的老西廟、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而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的有: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等等。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后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后有包頭城”,可見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

    晉中歷史上商賈云集,為后人留下了一座座風格獨特的宅院。祁縣喬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占地面積8700平方米,共313間房屋,外觀威嚴高大, 內部富麗堂皇。

    面對現實貧窮落后的山西,我們無法想象她曾有過的富裕和輝煌,從書上只言片語的說明,從老人斷斷續續的故事中,從喬家大院王家大院那些精美的建筑中,我們感受到了一點點余韻。余秋雨先生曾寫一片讓山西人引用爛了的文章《抱愧山西》,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長期以來,不少人把山西看成是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然而真實的情況是,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這讓許多的當代山西人為之自豪,似乎頗有點象阿Q說“祖上曾富過”,但如果我們知道山西實際的衰落是近不到一百年的事時,我們的心是否會變得沉重起來。回首歷史曾有的輝煌,并不能給我們今天的貧窮的壓力減少什么份量,更不能給我們今天的貧窮落后作注腳。

6

    一九三六年的夏天,“山西王” 閻錫山的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板垣征四郎到山西拜訪他,板垣一不坐飛機二不坐汽車,而是徒步旅行,板垣從當時察哈爾省的蔚縣進入山西的代縣,對周圍的地帶作了詳細的勘察,閻錫山當時沒有在意。后來在日本人侵占山西“大同會戰”的時候,板垣率兵從閻錫山認為日軍人生地疏不敢冒險的雁門關抄了的他后路,他才后悔不已。閻錫山是個精明人,曾被胡宗南稱為“九頭鳥”,但最終也沒有算過覬覦中國已久的日本人。

    山西商人之所以能夠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縱橫全國富甲天下,除了經商“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的吃苦精神外,山西人歷來巧于經商、精于計算,這種風尚誘導了商業的發展。十九世紀的一位歐洲旅行家曾把山西人稱為“中國的猶太人”,認為“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業和大企業精神,當時居于領導地位的金融機關——山西票號,掌握著全國,支配著金融市場,可以說計算和智能勞動是該省唯一輸出的產品。”

    山西商人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干和創造能力。陜西人給山西人一個綽號“九毛九”,如果從正面理解這件事,實在是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山西人的精明。現實山西的貧窮有許許多多的原因,但由于體制上的原因產生的粗放的管理所造成的管理層對利益的鈍化,從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卻使我們心痛不已。

    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人民日報報道,投資已超過十億元的山西省太原化學工業集團公司的 TDI項目一九九三年底基本建成后,于一九九六年十月被迫停產,至今未生產出合格的產品。一九九八年七月太化公司給有關部門打報告,申請這個項目報廢。這意味著十億元資金將要流失。那么該項目失敗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技術問題。此項目引進瑞典諾貝爾公司的技術的關鍵設備設備存在一些問題,而國內配套部分試車三年都未能達標。其次是設計安排缺乏強有力的領導,沒有堅持實行項目法人負責制,缺乏統籌指揮。第三是工程實施體制不順,組織管理混亂。整個項目沒有建立嚴格的技術責任制,也未進行總承包經濟核算。

      TDI是甲苯二異氰酸酯的簡稱,廣泛用于汽車、造船、飛機、電子等領域。目前,國內 TDI產量很小,大部分依賴進口。是一個高科技高回報的好項目,但就是由于在工程實施過程中的諸多問題導致了項目的失敗。這樣,十個億就泡湯了,這不是幾百幾千,是十個億!能養活多少人。太原市一年財政收入不到三十個億,也就是說三分之一多的財政收入浪費掉了。

    一九九五年五月,正在運城考察的一位領導連聲稱贊:“滲灌是個節水的好辦法,值得推廣。”這個提議立即得到響應,并很快被反映到中央有關部門。運城地委、行署迅速作出了部署,要求當年完成滲灌節水任務一百萬畝,到本世紀末發展滲灌面積六百萬畝。所謂滲灌,是用布滿了密密麻麻的細孔的管子將池中的水引出滲入莊稼或果樹根部的灌溉方法。當這一純粹的農業灌溉技術被貼上特定標簽后,它的本來面目在瞬間被扭曲了。于是,在迎接“兩會”(全省和全國現場會)的口號驅使下,運城地區實施了一次規模空前的全民總動員。

    有關領導還特別提出了“沿路看得見,縱深一條線”的要求,以便于“兩會”代表的參觀車隊經過時,能將星羅棋布的滲灌池盡收眼底。為了形成“沿路看得見”的效果,農民有個離公路太遠的果園,他們嫌參觀的人看不見不讓在那里建。農民只有在公路邊上建,建個池子要花好幾百塊。那些搶建的滲灌池,有相當一部分質量低劣,未經任何防滲處理,池底已長出很深的雜草。有些實在來不及建的,便干脆用干磚摞起來,涂上泥巴,外面抹上一層很薄的水泥。更令人吃驚的是,居然還有半弧形的“池子”——從公路上看過去是一個完整的池子,而另一半卻是空的……
    面對這個配套齊全的滲灌設施,一小時平均要四五十塊錢,一個十畝地的果園,灌一次起碼要十五個小時,水太貴農民根本用不起。黃河流域是我國的缺水地區,而黃河灌區的農業灌溉浪費極大,有的每畝每年灌溉用水竟達一千立方米,利用率不到百分之四十。滲灌這種技術一般比大水漫灌節水百分之三四十,對于缺水的黃河來說是一個可觀的數字。但某些人卻為了所謂的政績,把一件天大的好事變成了一件禍國殃民的鬧劇。兩三億元的資金,也不算個小數,也許對我們的后人講,他們絕對不會明白為什么花那么多錢把水池修半邊。

    諸如此類的事在我們的生活中絕不是一兩件,陽泉鋼鐵廠曾是陽泉不錯的企業,但也花兩億多元引進了一套設備,結果先進的設備并沒有帶來可觀的效益。設備由于說不明的原因一直沒有正常運轉過,而工廠本身幾近破產,工人們已很長時間拿不到工資,引進設備的許多部件竟被人們拆下來賣給廢品收購站。有句順口溜說“遠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飯的,仔細一看是陽鋼的”,形容陽鋼下崗工人,據說以前市面上扛一袋水泥上五樓的工錢是一元,但陽鋼下崗工人由于生活峻迫三四毛就干。同樣是兩三億元,能養活多少下崗工人。

    對于這些我們絕不僅僅是罵幾句官僚主義貪污腐化可以了事的,也許工程里面有許多的文章,但我們不能說沒有更多廠長經理在為企業宵衣旰食,一方面是貪贓枉法的狗官為了區區蠅頭之利舍國家大眾的大義不顧,一方面是更多的沒有經濟頭腦沒有責任心的庸才的胡干蠻干,山西人的利益就自然消失在了全國一盤棋的“基地建設”中,消失在了說不明的政績工程中。我們很少再聽到有人在分析我們的利益盈虧,很少再聽到代表為山西利益吶喊的聲音,在市場經濟爾虞我詐的今天,我們實在是一只嗷嗷待宰的愚蠢的羔羊。

7

    一九九八年春節剛過,忻州地直機關的不少干部回到單位上班時,驚訝地發現周圍增加了好些新鮮的面孔,這些不速之客都是在春節這一段時間內突擊調進來的。原來,山西省在機關、事業單位在人事管理上實行編制“一支筆”審批辦法,年初,忻州地區黨、政領導機構面臨換屆,就在這時,當時的地委、行署主要負責人竟濫用控編權大量突擊批簽“調入”手續,致使數百人迅速擠入了地直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

    在調進的265人中有不符合有關規定的169人,忻州地區地直機關和事業單位原本就超編嚴重,一九九七年底實有人數突破萬人,超編820人。新調入的人中除了由財政直接發放工資人外,其他人吃掉的則是各單位的“事業費”。

    忻州是山西省最為貧困的地區之一,全區14個縣中有10個貧困縣,280萬人口中“吃皇糧”的有10萬多人,老百姓和吃“皇糧”者的人口比例竟達到27比1!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這樣的地區怎能不窮上加窮!一九九七年全區財政收入7·2億元,一九九八年的目標是新增8000萬元,但包括新進入員干部增資計劃就需增加支出7900萬元,剛好吃完新增部分。

    無獨有偶,在山西長治縣也發生類似的事件。原縣委書記在離任前僅僅2個月的時間內,就突擊調整、提拔干部430多名,僅提拔正、副科級干部就達270多名,縣委機關的一些單位,如組織部、縣委辦、紀檢委等幾乎是整體提拔。各個機關的領導職數大大超出規定。縣城建局有6名正科級局長、5名副科級局長。縣委辦29名干部中,正、副科級以上干部26名,僅有3名干事。許多部門甚至出現了有官無兵的怪現象。

    近年不時有賣官鬻爵的新聞,但像忻州長治這么瘋狂批發“皇糧”的事件,在山西乃至中國恐怕都是罕見的。調動中各種不正之風蔓延,社會影響很壞。除了“賣官”,還出現了“賣編制”的現象,在忻州就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幾千塊錢掛個號,一萬元能買張表(指有領導指示的調動表),要想工作調動了,還得再送再多跑。”

     我們就問一下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人愿意進機關當官?對一部分人來講,首先應該是利益,現今恐怕三歲小孩都知道當官的能撈錢。但對大多數人講,當官未必能得到利益上的實惠。這里透射出的是當今山西人的一種心態,一種不愿意開拓不愿意進取求穩求保險的心態。

    山西商人在明清全方位的成功,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他們坦然從商勇于進取的精神。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由利益而起動的進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戰于商場的精神動力。清人紀曉嵐說:“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說,事業不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可見山西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其創家立業、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進取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市場經濟與官本位思潮是格格不入的,在沿海經濟發展地區人們普遍談化做官意識的今天,山西人卻如此熱衷于做官!這幾年我參加過一些同學聚會,也常常趕上一些場面。人們多年不見最關心的就是官當到了什么級別,是科級還是處級,這似乎成了衡量人們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晉東南運城一帶曾是黃河文明的發祥地之一,那里人們的文化底蘊非常深厚,人們所信奉的生活準則是:讀書種田做官。讀書種田都是好事,為什么偏要做官呢!為了能做官人們使出了渾身的解數,拉關系送禮,甚至打小報告寫匿名信。這大大毒化了官場環境,也給干部素質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一九九九年山西出了個全國的風云人物,就是絳縣原法院副院長姚曉紅,因為身為一方父母官的他還在吃奶,輸液用的瓶子每天兩瓶。姚曉紅原系縣法院的一個車夫,通過弄虛作假又轉成國家干部被提拔為絳縣法院副院長。在任職期間,姚非法拘禁群眾,在法院的樹上、水泥柱上、樓梯上經常可以看到被捆綁、背銬、懸吊并慘遭毒打折磨的群眾。在百般折磨之后他還強迫群眾跪下立“感謝黨和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嚴格教育”的字據。山西絳縣法院被當地老百姓稱為“閻王殿”,“閻王殿”里的“閻王”就是姚曉紅,當地群眾還氣憤地把法院對面的縣畜牧局的牌子掛在法院門口,稱法院養了一群畜牲。他哪里配得上畜牲。畜牲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羊有跪乳之恩,鴨有反哺之情,喝了人民的奶,就應該為人民做事。姚曉紅吃人民的奶,擠出來的是毒汁,簡直禽畜不如!

    如此干部素質不用說搞好工作,不欺壓百姓就不錯了。大家搶著吃皇糧,搶著當官,山西焉有不窮之理!

8

    幾年前,三零七國道曾是全國最繁忙的公路之一,我曾有過多次在冰天雪地的夜里被堵十幾個小時的經歷。山西四面環山,基礎設施落后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十分突出。曾任山西省委書記的胡富國說過,人家一進山西大門就看到堵車,“鳳凰”不來,“螞蟻”也不會來,還談什么對外開放、市場經濟?

    改善山西投資環境加強基礎建設一直是山西人的一個奮斗目標。“要想富,先修路”,通過幾年的努力,路的情況大改觀,曾出現了貧窮的崖兒溝老百姓自己集資修路的事。但就是在修路管路上,我們也摻入了太多太多的文章。

    一九九九年國家計委派出的稽查特派員在對部分省市的公路、水利項目進行專項稽查時,發現原太高速公路建設期間,山西省交通廳擅自批準工程指揮部,以建服務區為名,挪用1·1億多元建了一處“培訓中心”。

    “培訓中心”,顧名思義,是講學習培訓的地方,那里的主要設施是教室、圖書館、閱覽室及教職工宿舍。然而這個“培訓中心”,卻有三星級酒店標準的客房114間、套房16個,內設國際標準的游泳館、進口的保齡球房,還有桑拿、美容、歌舞廳等各種娛樂設施,顯然這是一個講享受的銷金窟。而“培訓”對象估計也只能是達官貴人。

    有人憤怒地指出,這就叫“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這就叫“滿嘴仁義道德,滿肚子男盜女娼”。難道不是嗎?我們知道,陳希同、王寶森“搞腐敗”的那個地方掛的就是××培訓中心的牌子。同是修路,區別多多,名堂多多。問題在于,修路的動機何在?是發展真需要,還是為造“政績”?是為民謀利,還是圖己私利?修路的錢用于何處?是全部投入工程,還是貪污裝進腰包?這實在是涇渭分明、冰炭不同爐的原則問題!慈禧太后感挪用八百萬兩白銀的海軍軍費去修建頤和園,因為大清帝國是她家的,而這些挪用揮霍公款者,卻是哪來的恣意妄為膽量?

    路修了不少,收費站也修了不少。現在的公路上可以說五步一哨三步一崗,新路修起來豪華的收費站也修了起來,墻上刷著“收費還貸,利國利民”;舊路多年失修坑坑洼洼,骯臟的簡易的收費棚上掛著標語:集資修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焦點訪談》以其獨特的視角吸引了包括政府要員在內的全國人民,它的成功表明中國輿論監督開始勃興,走向成熟。幾乎上了《焦點訪談》的人都成了名人,事也成了人們街談巷議的話題。山西被《焦點訪談》的焦點對準的事不少,其中采訪報道發生在309國道長治市黎城、潞城境內一些公安交警亂罰款、越權執法的《‘罰’要依法》播出,卻是對山西發展交通現況的一個生動說明。

    從電視上全國人民看到,身為黎城縣交警大隊工勤人員劉代江在路查時,既沒有檢查車輛情況,也沒有說明罰款理由,就將由河北涉縣方向開來的一輛大卡車攔住,亂罰款,而且態度蠻橫。潞城市交警大隊教導員苗義河,越權執法,違規攔車,拒絕輿論監督,干擾記者采訪,有意對接受采訪的汽車司機發難,態度蠻橫,記者無奈只得采取部分隱性采訪的方式,最后還是發生了被攔車搶奪攝像機的惡性事件。

    節目播出后,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國務院糾風辦下文要求加大治理督查力度,堅決遏制公路“三亂”反彈。有關部門對此事在全省電視電話會議上宣布了處理決定,在受到處理的18名有關責任人中,有交警隊工勤人員、中隊長、大隊長、教導員、公安局局長、副縣長、市長等。

    這件事絕不是孤立的,我們再看新華社的另一則報道,由于山西省境內榆次至壽陽段修路,所有從山西省開往河北省的煤車均改行307國道。而307國道壽陽郭家莊村附近路段有一截陡坡,許多煤車爬不上去,當地農民乘機出動車輛對爬不上坡的煤車進行拖拉,拖一次要二三十元,最多五十元。壽陽縣交警大隊趕走了當地農民,自己調來了兩輛清障車,規定所有爬不上坡的煤車一律由交警清障車拖拉,拖一輛煤車交五十元。一個司機因為對收費有意見同交警打起來,被五六個交警拳打腳踢并用警棍擊打直至被打昏在地后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修路架橋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改善投資環境筑巢引鳳,顯然我們離這一目標相差太遠,鳳不僅沒有引來,還鬧壞了梧桐樹。有人說“修一條路,壞一方人”,路修起來不僅各種收費站在收費,交警在亂罰款搞創收,農民也站山為王,有些是在修路的臨時便道上收“環境污染”費,有些則設卡攔路一派地痞流氓樣。

    據新華社報道,山西省交通征費稽查局決定召開第三次“交通征稽報”編委會,會址卻定在數千公里外的云南。這次會議只在5月26日開了一天,其余10多天時間與會的90多人便游石林、飛麗江,進打洛,出緬甸,逛世博園、訪民族村,一路游山玩水到大理,又到西雙版納。期間不但請當地文藝演出隊助興,還在緬甸看人妖表演。花費公款近60萬元。從這一個方面也看出了許多問題。公路收下的錢可能有些人看來來得太容易,化起來也出奇的大方。

    至于各部門的各種收費就更名目繁多,今年山西省加大清理各種收費項目的力度,公布廢止了第二批826項收費項目。這次廢止的都是行政事業性收費和基金項目,主要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稅務登記證及副本費、機動車污染物排放檢測證費、干部退休證費、公廁服務費、煤炭價格稽查費、煤氣建設集資費、氣象費、占道費、人工增雨費、殯葬服務費、唱戲集資費等等,幾乎涉及到各個行政事業部門。據測算,山西省廢止這些收費和基金項目后,一年大致可減輕企業和社會負擔2·8億元。

    可以想見沒有公布撤消的收費項目有多少,在這樣的環境下,別說外商不敢來,本地的企業也會另擇良枝。山西的經濟談什么招商引資,還談什么發展!

9

    不知從何時起曾富甲天下的山西商人的后人們已習慣了自己的貧窮,習慣了人們用各種方式的施舍,大家沒有覺得這有什么不好。就象乞兒習慣了人們蔑視的目光一樣。由于這種習慣也使人們做了太多不該做的事。

    程煒是原在汾西插隊的北京知青,一九九六年她有機會重踏這片土地,感到震驚:過去這里是山清水秀,現在是烏煙瘴氣。過去路是經常要修的,現在沒人修了。她夢想他們三十年前栽的樹都粗了,誰知到了村子里看到的都是樹樁子。她挨家挨戶訪問,發現許多人更困難了。特別是那些年紀較大的。她潛意識總覺得在山西有一件大事沒干完,她決定拿著自己的全部積蓄,落戶大寧縣金疙瘩村。她知道在這種貧困山區干點事,必須有上級強有力的支持,行前她就給山西省委和北京市朝陽區委寫信,果然得到各級領導的響應和支持。她也很有經濟頭腦。她選中的金疙瘩村有一片可能是大寧惟一的森林,這個叫二郎山的地方因為道路崎嶇偏遠,村民生活極其困苦。程煒出錢出物鼓勵農民打旱井,她說服農民移民并村,以便集中解決水、電、通訊和學校問題。在她的活動下,省里給每人撥了1000元移民費;她親自扛管挖坑,把泉水引上開發區;她能吃苦,每天帶著涼饅頭、咸菜和一瓶水,上山一干一天。

    但這種真誠并沒有感動當地有些人,首先人們不把你往好里想,有人說北京一個老太太想升官發財來了,還有人說她來找閻錫山在這埋的寶貝了。鄉上主要干部跟她“結下怨”,罵程煒“不正常。”然后又到處調查程煒的私生活。一個大城市的婦女孤零零地混在一群農民漢子當中,把自己的青春甚至晚年都獻給了本來與她沒多大關系的黃土地,竟遭如此對待,我不知這是不是東郭先生的現代版。我們不能拒絕現實的貧窮落后,也不能拒絕人們善意的幫助支持,更不能用我們的愚昧無知傷害那些善良的人們。她的目的是讓農民富起來,但她得到了什么,用她的話,“有時一天快經歷半個世紀!”

    養羊專家、北京老知青劉琪泉賣掉位于北京東四的祖產小院,為他曾插過隊的大寧縣太古鄉買來 140只小尾寒羊。他到太古鄉挨門挨戶地向農民介紹小尾寒羊的好處和飼養方法,“這羊白送你們養,防疫費、醫療費、銷售路子全在我身上,羊病死了也算在我身上,全部風險都在我身上,到時利潤半兒劈。”為了讓農民養羊,他差不多跪那兒求老百姓,但后來小尾寒羊出名之時,也正是劉琪泉的事業倒霉之日,各部門紛紛打著買羊的旗號向上要款,打著他的旗號要來的貸款被挪用被拿去買轎車。更令劉琪泉沒想到的是,“老鄉也那么壞。200 斤的種羊他給你養成 114斤,風都能吹走,還偷著賣,跟你說死了。”“以后對這里操好心的人千萬要把這吃透,要不然名利全無,像掉進泥坑里一樣。請你勸一下咱北京人,千萬不要冒這種傻氣,貧困地區少沾。”劉心酸地對記者說。

    面對這樣的農民我們能說什么呢?當年來山西插對的北京知青象全國的其他知青一樣,是很不幸的一代,什么樣的壞事都讓他們趕上了,但他們也是最有責任心的一代,在他們上有老下有小自己都自顧不暇的時候能把一腔熱血再撒在這片黃土高原,我想我們不能再對他們要求什么了。“受人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是中華民族的美德,我們卻在以怨報德。

    知青們靠著自己有點小路子動員農民進京打工,并承擔全部火車票及辦理暫住證費用,然而二十多名農民不到三天就有五人不打招呼跑了,而一起工作的還有浙、豫、冀三批農民,他們一直在踏實從業。知青回到下放的村,看著農民仍然用塑料布接雨水吃,心如刀絞,淚水縱橫。他們簡直不能舉步回京了。馬上集資3500元下山買水管,可等他們頭腳走,后腳水管就被村委賣了。還拿來一瓶水報喜說水管通水了。知青弄來許多衣服玩具費了很大勁運到大寧,老百姓一邊罵一邊爭搶:“北京人不穿了,不玩了給我們。”

    這種農民確實扶不起來,也許欺騙并不是農民的本性,莫名其妙的攤派罰款,云譎波詭的收購價格,承接不完的“致富計劃”,高得離譜的住院費用,這一切的一切,都超出了農民可預期、可理解的范圍;農民有的是無盡的迷惘,無盡的困惑。在這種背景之下,欺騙和投機就可能成為農民最現實的選擇。“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貧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這種墮落了的民性,是這種極其偏狹的心理。

10

    《新周刊》一九九八年第14期曾推出“中國城市魅力排行榜”,在中國六百六十六座城市中評出了“最大氣的城市北京”、“最奢華的城市上海”、“最男性化的城市大連”、“最傷感的城市南京”、“最悠閑的城市成都”等近二十個城市,里面沒有山西的省會太原市,也沒有山西的任一座城市,在這個專題的前面有一段引言:

    一座城市就象一個人,雖然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有著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氣質的城市肯定是最讓人喜歡的城市,也是最讓人難忘的城市。

    城市的個性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和文化的凝結,一但形成便永難更改,歲末月的變遷只會磨損她的容顏而不會消蝕她的魅力。人們常常通過一條小小街道和別致的建筑物就能識別一座城市的性格特征,但只有當人與城市處于一種水乳交融的狀態的時候,城市的個性魅力才會真正放射出光彩。
    如果說曾被唐太宗李世民稱為“王業所基,國之根本”的太原沒有通過文明衛生城市檢查我們不應該有什么失落的話,那太原在當今人們心目中的這種無論說是形象還是地位也好的跌落,卻不會令每一個對這座城市多少有點感情的人無動于衷。這不是比哪個城市人口多也不是比哪個城市干凈,這只是論說一個城市的特色!

    我們的城市可以沒有漂亮華麗的建筑,可以沒有發達巨大的工業體系,可以存在種種的問題讓市民報怨,但我們卻不能失去我們整體的特性標志,這是我們賴以生存并持續不斷的無形資產。這就象一個人可以家貧如洗可以衣衫襤縷,但他決不能沒有個性一樣,能維持一個窮愁潦倒的人的自信的唯一的東西,那就是這個人獨特的個人氣質。

    太原是一個有兩千年歷史的城市,由于其“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的地理環境,號稱“踞天下之肩背,為河東之根本,誠古今必爭之地”,歷來為人們所看中。歷史上曾因帝王輩出人稱“龍城”,宋太宗趙光義由于太原久攻不下和軍民的不歸順“萬炬齊發,官寺民舍,一日俱燼”,又引汾河水沖灌。一座城市能讓一個叱咤風云的一代梟雄如此仇恨,可見這座城市所曾有過的逼人氣勢。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太原已淪落為一個平庸的城市。如果你從北京深圳出差回來,無論是在飛機上俯瞰還是站在火車站出站口,太原給你的感覺就像一座縣城。太原從城市規劃到城市管理,都缺乏一種現代都市應有的內涵。城墻早已沒了,城市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造建設,在許多包工頭的指揮下,人們毫不留情地推倒了大批青磚青瓦的具有獨特風韻的舊建筑,興致高昂地建立起白瓷磚敷面的沒有個性的店面,城市風貌變得呆板枯燥、千篇一律。走在太原的大街上,和走在石家莊走在呼和浩特的大街上感覺不到有什么區別。

    那些具有濃郁地方色彩的獨特的建筑,甚至街區分布和我們講不明的街巷名稱,是城市的歷史記錄,是城市得天獨厚的資源,它們不但凝聚著古人精湛的技藝和審美觀,還隱藏著本土一系列的人文觀念、人倫關系等。這些因素和我們特有的生活方式習慣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能讓城市煥發出獨一無二的魅力。

    我們對文化的認識過于膚淺,在我們沒有能力構筑我們現代文化的時候,我們過早的丟棄了我們幾千年沉積下來的東西。我們習慣了漠視傳統,更遑論自覺保護傳統的意識了,以致出現拆掉真古董,新建假古董之類的令人啼笑皆非,又令人痛心的現象。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平遙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以城市的形式入選,這在我國是破天荒第一次。但平遙曾出臺一套至今仍令人后怕的總體規劃,要不是外地專家學者的阻攔,平遙一百多條古意盎然的街巷、四千多處獨具地方特色的民居、晉商留下的明清建筑的古店鋪很快便消失在無知的推土機和鐵鏟之下,取而代之的是隨處可見的,普普通通的小縣城。
    然而,先人的光榮與夢想似乎沒有因為被保存下來而對現代的平遙人施以恩澤,平遙至今仍是山西省最窮的呂梁地區13個縣市中最窮的一個縣。走在平遙坑坑洼洼的大街上,看著油漆斑駁搖搖欲墜的明清票號的老屋,真覺得“中國的華爾街”只是個傳說。

    這不僅僅是城市的陷落,在一套論說中國各地人文性格特點的叢書里我也沒找到對山西人的描述。也許大家只知道地域上的山西人,真正的山西人已經不存在了。在另一套中國地域文化叢書里我找到了一本《三晉文化》的書,書里有這樣一段:“三晉文化在這兩方面的影響下,其開放、吸收的特色,到近代漸趨泯滅,或者說已讓位于沿海口岸地區了。”

    也就是說我們所依賴的一種文化已經死了,文化一死,獨立的山西人何存?如果我們還有點反省意識的化,我們應當反問我們自己的是,我們有什么樣的東西代表我們的城市,代表我們這個時代呢?我們沒有無論從空間尺度還是風格上驚世駭俗的代表性的建筑,我們沒有可留給后人的人文景觀,我們沒有代表我們精神的學界泰斗,我們甚至沒有一塊干凈的天空。

    不知從何時我們成了別人廉價的復制品。這幾年南風北漸,對山西人來講則刮遍了東西南北風。外面流行粵菜,太原的街頭的飯店到處都是龍蝦生吃紅燒乳鴿;外面流行 8是吉祥數字,那些煤焦大王連結賬都要加幾塊圖吉利。從呼啦圈防盜門到企業改革領導講話,山西都在跟著別人學,而總是比外面慢半拍。山西沒有了自己的創造,沒有了自己的思想,無論在理論還是行動上山西都表現了一種實足的弱智。

    山西人愛吃醋,醋也讓山西海內外聞名,人們稱山西為“醋鄉”。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個月高風急的晚上,一隊武工隊員進了一戶晉東南的老財家,受到主人的熱情款待,主人把他們引到地窖里,里面藏有各種年份的老陳醋。幾十年后當時的一個河北籍武工隊員跟我說起這事時,非常感慨。一個小小的醋那時竟演繹得如此有韻味,當我們在大運公路清徐段再看到路邊賣保健醋老陳醋的地攤,我們的失望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的。

    山西的貧窮不僅僅是物質的。

11

    今年七月,幾尊羅漢頭從海峽對岸的臺灣經飛機長途跋涉后運抵上海,在上海舉行了隆重的交接儀式,隨后又乘上了返回山西的飛機。十八尊羅漢頭像的老家是山西省靈石縣資壽寺,資壽寺初建于唐,宋元明時都重修過,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歷史。其大型元代壁畫和以十八羅漢為代表的彩塑藝術價值很高,遐邇聞名,是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九九三年的一個夜黑風高的夜晚,十八羅漢的頭被人野蠻地割下盜走并販賣出境外,歷經千難萬險由臺商陳永泰在海外文物市場發現后重金購回歸還山西的。

    我們不知偷盜者在他割下一具具羅漢頭的時候,除了迫不及待的掙錢之外,還有什么樣的心理。羅漢頭在這里應有兩層意義,一種是文物的,一種是宗教的。對前一種來講羅漢頭已存在了幾千年,中間不可避免的經歷了坎坷風雨,之所以能留下來除了許多的機緣之外,里面暗含了多少人們極盡全力保護他的故事。對于凝聚了多少人生命場的文物的這種粗暴的作踐,已沒有任何的人性可言。其次,羅漢本身是一個除惡揚善的神,是受人們頂禮膜拜的。能在神頭上動刀,他似乎已沒有對天打雷劈的報應的畏懼,對一個沒有其他精神支持的人,可以講他已處在一種什么事都敢干的虛妄狀態。

    就在最近,11月24日晚 7時山西省五臺縣境內一國寶級文物保護單位發生了一起歹徒武裝搶劫文物的惡性案件。在案發現場兩位看守人被打傷,看守寺院的狼狗也被歹徒用毒藥毒死。有三尊佛像被搶走,另外三尊佛像被開膛破肚,受到了嚴重損壞。被劫的南禪寺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唐代全木結構建筑,是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殿內的十七尊佛像造型精美,體態端莊,有著極高的文物價值,全部都是國家一級文物,此次慘遭劫難,損失難以估量。在傳說中,佛像肚內藏有經書和金元寶。

    山西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傳說中的炎帝曾活動于今山西長治一帶,中國史前三大偉人堯、舜、禹,都曾在山西境內建都立業,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政權夏朝也建立在山西南部。因此山西的文物古跡非常豐富,從夏商周至元明清,中華古文化之鏈,綿綿不斷,中國宋、遼朝代之前的地上古建筑物,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山西境內,故有“中國古代建筑博物館”之稱。

    歷史文物,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一旦失之、毀之無法再生的無價之寶。它還不像物質資源,如果人類把它消耗殆盡,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隨著科學的發展能找到一種替代物。從這點上講,對文物古跡保護的不力,是千秋萬代最大的罪孽。我在電視上曾看到晉南一個縣的文物管理者為給一處文物找看管員四處奔走的寫實報道,給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珍貴的文物似乎成了人們的一個負擔。在這種情況下,文物的處境可想而知。

    在運城的侯馬曾發現中國最早的條約文字“侯馬晉國盟書”。這里及附近的地下文物極其豐富,一個當地人用手指著前面自豪地對我說那里埋著好幾個上海。我無法判斷這句話有多少依據,但我想這決不是空穴來風。就在這里出了兩個響當當的人物,一個是“侯百萬”一個是“郭千萬”。

    從名字上我們就可以感到二人的不同尋常,大字不識幾個的小工人靠著盜掘古墓走私文物在極短的時間里成了富甲一方的暴發戶,祖先留下的遺產成了瘋狂攫取財富的捷徑。往往一件文物幾萬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掙,靠這得來的錢買來了豪華臥車、先進的通訊設備、木倉支彈藥,網羅了一批地痞、流氓和惡棍,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在當地形成了一股惡勢力,其罪行觸目驚心。他們以金錢為誘餌,拉攏腐蝕了一些有包括市政法委書記、公安局長等要職的黨政干部和司法干警,從而有恃無恐,橫行無阻。

    山西境內不可移動的文物就有三萬五千余處;全省文物工作人員僅一千多人,九八年省里給文物部門的專項經費只有900萬元,點多面廣,缺少資金,缺少專業人員,文物保護只好“下毛毛雨”,根本談不上利用好山西特有的文物資源。一段時間山西的文物盜掘情況嚴重。僅臨汾、襄汾、侯馬、運城地區,近5年就破壞了萬余座古墓。甚至還發生了原省文物局局長張希舜與文物販子勾結,倒賣國家文物的大案。

    幾年前,太原第一熱電廠在太原南郊金勝村擴建施工時,發現一片春秋時期的墓葬。施工者在當時一位省領導支持下強行施工,毫不留情地要把墓區推平。考古學家聞訊而至,用身軀擋在轟鳴而來的推土機面前。結果,趙卿墓的發掘成果驚人,僅青銅器就有兩千多件。經考證,這就是歷史上大名鼎鼎的晉國趙簡子之墓。一九九一年,在侯馬沃縣北趙村發現成片的春秋時期墓葬。參與發掘的省考古所技術室副主任商彤流介紹說,因為要麥收,考古隊的民工走了。這片發掘中的春秋墓葬停工沒幾天,發生了猖狂的盜掘,大量出土文物流向海外。臨汾的廣運殿亦稱堯宮,傳說是我國原始社會末期的古帝王堯召見眾臣共商國事之處,始建于唐顯慶三年,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一個清晨的一場火災,殿內塑像被燒毀,大殿已坍塌。

    虎年來臨之日,陽泉市郊閻家莊修公路,放炮從山上震下一個重達百噸的石塊,竟是較完整的一座石窯,內有數十尊石像,石刻紀年表明,石窯為北魏孝昌三年所造。就在文物部門制定保護計劃的時候,一天夜晚,一群文物盜賊開車呼嘯而來,將看護人員用鐵絲捆綁,然后將石窯中十一尊主要石像的頭部鑿下掠走,至今下落不明。

    其實山西如果說還有什么值得留給后人的遺產的話,就是老祖先留下的那點東西,我們無能我們不肖我們落后,我們再無法重復先前的那種輝煌,我們也無法再創造精致優美的文化,我們唯一做的就應該是細心地呵護它,而不要糟踐它不要破壞它,否則,總有一天把地下地上的挖完盜完破壞殆盡后,我們才發現我們真的失去了頭顱,我們就真正一無所有。

12

    公元前 597年的一個漆黑的夜晚,晉國大夫屠岸賈在沒有向國君請命的情況下,突然擁重兵進入后宮,殺死了趙朔全家老小,只有身懷有孕的趙朔的妻子躲過了這一劫。過了沒多久,趙朔妻生下一個男孩。屠岸賈知道消息再次進宮搜索,趙朔以前的兩個手下公孫杵臼問程嬰“扶立孤兒使繼承先業與殉死哪個難?”程嬰回答“扶養孤兒繼立難”,公孫杵臼說“你受趙家厚待,就盡力完成難的,我擔當容易的,讓我先死”于是公孫杵臼抱著自家的孩子藏匿于山中被搜查的諸將殺死,真正的孤兒則由程嬰隱藏了起來。到趙氏遺孤長大成人報仇血恨后,程嬰說“當時許多人以身殉職,我不是不能死,而是我想保護趙氏的后代,現在我應隨公孫杵臼他們去了”完后就拔劍自刎了。

    同樣在晉中的介休市的東北面有一座綿山,那里也出了一個人物介子堆,是與一代霸主晉文公聯系在一起的。當年晉文公受誣陷逃避它鄉四處流亡,介子堆忠心耿耿吃盡萬苦,但晉文公復國大賞中不知什么原因竟遺漏了他。介子堆為人狷介無比,以后便托病在家,甘守清貧,躬自織屨,以待奉其老母。后晉文公被人提醒,親自赴綿山找介子堆欲補天大之過。介子堆恥于求賞,背著母親隱藏在綿山的深谷之中。晉文公求介子堆不得,放火燒山欲逼其出來。介子堆終不肯出,母子相抱,死于枯柳之下。人們為紀念介子堆,特立寒食節,地名介休亦取介子堆休息于此之意。

    趙氏孤兒的故事不僅感動過中國人,也感動過外國人。早在幾百年前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有人就據此編了一出劇,名字就叫《趙氏孤兒》。這兩個故事也許是晉文化人文精神的代表,他們在生與死利與義之間奏出的人間絕響,在幾千年的歷史隧道中綿延回蕩。我們已無法想象古人是怎樣生活的,無法理解推演他們的精神狀態,我們不明白他們為什么活得那樣灑脫死得那樣從容,我們與他們相去甚遠。想一想他們再看看現實發生的事,我們與他們不僅僅是山高水遠,而簡直象天外來客。

    韓成剛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礦業學院畢業的科技人員,一再冒犯當時如日中天的國內名牌企業,由此惹起了5場官司。讓韓成剛兩次做被告的,一個是生產礦泉壺的5家公司,一個是生產三株口服液的三株集團公司。前者是因為韓成剛說出了“礦泉壺產不出礦泉水”的驚人之語,后者是有惱于韓雖不點名但很犀利地指出了三株口服液的幾大疑點。都是壞了人家財路。韓成剛干的本應是記者和政府官員干的工作:對產品質量和廣告宣傳實行監督。然而,從礦泉壺到“三株”,兩大訴訟中,人們似乎只看到韓成剛一人的身影。韓成剛在個人利益方面是“人財俱損”。韓成剛被迫應訴后,為打官司舉證而奔走,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先后十多次赴京收集證據,期間僅支付的律師委托費、調查取證費,交通費即達3萬多元。在北京奔波的日子里,他借宿在親戚家,白天常常又餓又凍穿行在街頭。

    《光明日報》“新聞聚焦”欄目自今年7月5日起連續報道了山西盂縣亂砍濫伐國有天然林的重大毀林事件,就在 7月11日這組報道告一段落之時,參預報道、家住當地的被人戲稱為“盂縣的焦點訪談”通訊員程瑜在家門口遭到蒙面歹徒的突然襲擊,被菜刀砍成重傷,其中右手 3個手指幾乎被砍斷,而案發三個月后兇手仍逍遙法外。程瑜原為煤礦工人,左腿嚴重傷殘,業余時間喜歡新聞寫作。幾年前因煤礦效益不好,程瑜下崗了,以后他拜師學藝專心新聞攝影、寫作,為幾家報紙作通訊員。

    韓成剛、程瑜是有血性的人,在他們身上我們能看到一點古晉人的影子,這樣的人在現今的山西可以說鳳毛麟角,遭遇卻如此坎坷,可想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

13

    “黃河之水天上來”,桀驁不馴的黃河象一柄利劍在山西吉縣龍王燦一帶,劈出一條寬五十米、深四十米、長五百米的深“溝”,這就是被當地人稱為“十里龍壕”的壺口。黃河奔流至此,三百米寬的河床突然收縮成五十米寬,河水驟然斂集成束,以山崩海立、雷霆萬鈞之勢跌入這龍壕中,形成了黃河上最為壯觀的景色——黃河壺口大瀑布。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日中午,山西吉縣二十四歲農民朱朝輝駕駛摩托車成功飛越黃河壺口瀑布,隨即與未婚妻舉行了婚禮。

    時間已過了一段時間我這里不想再去評論這次飛躍的意義,也不想就我所聽到的種種議論再發表什么見解。在這之前的一九九七年,為了以所謂展現國人的勇敢而慶祝香港回歸,“亞洲第一飛人”柯受良先生駕駛跑車,成功地飛躍了黃河壺口瀑布。我只是注意到了在這次規模盡管比不上柯受良那次但也規模不算小的報道中,媒體推出了一個很特別的詞“黃河娃”,據說負責這次飛躍策劃的北京的媒體為了更具轟動效應而別出的“娃”招。

    這種對事件主角的指定其實是給人們一個假定條件,告訴世人飛越黃河本身難不難是一回事,但黃河邊的農民“娃”要是飛過去,這就有些意思了。我感覺是似乎主辦者在告訴大家,這次主角是土生土長的農民而不是什么特技運動員或職業冒險家,要不人們就會稱柯受良先生“阿里山娃”而不是什么“亞洲第一飛人”了。這樣使我有點泄氣,且不說我聽到有人算過按摩托車一百多公里的時速在那種落差下飛越四十多米的寬度只要會騎摩托車有點膽量就不成問題,而一個“娃”字使這次飛黃打了許多的折扣,含了太多的水分。

    朱朝輝先生是在看了柯的飛黃后,心有不服才傾家蕩產開始一步步飛躍的,從這點上講朱先生的飛越在慵懶、缺乏挑戰的山西的今天不乏意義。這種行為的實際意義就是一種對社會的激勵,在追述一九九七年各類重要人物和事件時,傳媒曾把柯先生推崇為“十大好漢”之首。四川曾有個堯茂書首飄長江魂滅長江頭,上海有個余純順徒步穿越中國埋骨戈壁灘,都成了一種精神的代表。我想如果我們把堯茂書或余純順稱為什么什么“娃”,一定會讓人笑掉大牙的。而我們做的事總被人用另一種眼光看,一開始我們就比別人矮了半頭,就象比賽我們總在B組C組,贏了我們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勝利。

    一九九九年的一部由許多明星推出的一部賀歲片《沒事偷著樂》中,有一個小角色:二民的老公,這個肥肥胖胖傻乎乎的小農民個體戶是個山西人,這個愛打老婆又不會種孩子的鄉巴佬在他捧出一堆的金戒子作為對大民的感激后,我覺得他似乎什么都沒有了。電影只不過是一種藝術作品,我們沒有必要中上綱上線胡扯問題,但大家只要回憶一下這些年看到的不少東西,就會覺得里面包含了許多我們沒注意的東西,其中折射出山西人在人們心目中的一種形象。在《我愛我家》里也有謝園演的一個小偷的角色,那一口濃濃的雁北話告訴這是個山西人。再如取鏡于喬家大院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描寫晉中缺水的《老井》,我們看到的都是貧窮落后,看到的都是愚昧無知。

    幾年前電視臺有一個婚姻介紹的節目,給我的感覺好象這個節目是專為農民制作的,節目一開始女主持人帶著幾個農民走上來一字站開,不知是化妝師偷了懶還是我們攝影師的鏡頭選擇的角度不好,我們的農民兄弟都有些委瑣不堪,木呆呆地站在那里,然后由主持人問擇偶的條件,大多數人都是底氣實足地說自己有多少存款多少房屋。在這里婚姻沒有了任何內涵成了簡單的物質交換,使后來我在看“打拐”的報道時又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了這個節目。許多外地人看了這個節目后,用一種使我很不舒服的口氣同我討論。因為北京也有類似的節目,是拍的實景生活,切不說制作水平,單從視覺上我們也舒服多了。

    山西的這種現況與山西整體的素質低下有極大關系,一九八七年山西全省小學和文盲半文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52%,超過半數以上,而大學文化程度的僅為0.6%。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全國共有 604名,山西入選的只有一個半(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的李德平先生常年住在北京);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共有 436名,山西入選的只有一人。《東方之子》為中央電視臺推出的人物訪談欄目,專門采訪有較大影響的名人精英。最近出了一本百人訪談錄,一百人山西籍的只有一人。

    山西目前全省有山西大學、太原理工大學、山西醫科大學、山西財經大學等26所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研究生1387人,在校本、專科學生6.8萬人。全省有各類中等職業技術學校 586所,在校生22.777萬人。山西的高校數量在全國排名第二十一位。山西大學、山西醫科大學在六十年代以前在全國是好學校。但在最近一項全國大學實力排名中,山西所有的大學排在最前的是山西醫科大學,名次是八十八。

14

    公元前325年當時的趙國疆域與林胡、樓煩、東胡等部落為鄰,與衛、韓、秦等國交界,趙國的國力較弱,在列國兼并劇烈的社會形勢下,趙國處于不利的地位。趙國常常受到鄰國的侵擾,戰爭中常被打敗,甚至大將被擒去城邑被占領。趙國的國君趙武靈王矢意改革,學習胡人穿短裝、習騎射之長,克服國人寬袍大袖之短,組建先進的騎兵隊伍,使趙國很快成為“七雄”中的強國之一。

    作為一個社會改革家,趙武靈王敢于突破舊的傳統觀念引入先進外邦文化習俗,反映了他一種博大的胸懷和開拓創新的勇氣。三晉文化處于我國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帶,因而積淀了豐富而深厚的文化素養,在一段時間一直保持領先地位,這使它能夠以黃土大地般渾厚而廣闊的襟懷,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并逐漸吸收、融合,又進一步促進了三晉文化的發展。

    縱觀中華歷史的進程,山西的興衰基本上是與中國封建社會的興衰同步的,在這過程中有三次相對的高潮。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晉國曾是七霸之一,這時候以法家為主體的三晉文化是一個個性比較突出的獨特的文化形態,在瑰瑋璀璨的中華古文化總根系中,三晉文化占據特殊重要的歷史地位,產生過深遠的歷史影響。第二次是在盛唐,這時候山西是以文化為其特征,出了許多大文學家詩人,有唐代著名詩人王勃、王之渙、王維、白居易,有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政治改革家柳宗元;第三次是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達到頂峰的明清,這時候山西是以經濟世俗為其特征,能數代集中優秀人才銳意經營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文化的商人群體。由于他們把儒家教育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從而有了商業之繁盛。

    在兩千多年的演變過程中,三晉文化逐漸由一種獨立的文化形態融入整個中華文化之中,也由精神文化逐漸向世俗文化跌落,從而也漸漸失去了代表我們文化活力的部分。山西的衰落首先是文化的衰落,清代以后山西在全國文化學識上能提起來的只有傅山一人。就是輝煌一時的山西商人,“他們人數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個稀罕的部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他們奮斗了那么多年,卻從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的支撐,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歷史理由。說到底,他們只能靠錢財發言,但錢財的發言又是那樣缺少道義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少精神的效果呢?而沒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們也就無法建立內在的精神王國,即便在商務上再成功也難于抵達人生的大安詳。”

    沒有一定的思想理念作先導,又沒有深入的理論分析斷后,山西人漸漸成了一群無頭的蒼蠅。山西商人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由于沒有文化上的支撐,他們只能躲在歷史的角落里。我自認為讀書不算太少,但知道山西商人也只是近幾年的事。比晉邦商人勢力小得多的徽邦商人,由于文化上的優勢,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則遠遠勝于晉邦商人。

    近代的山西能在全國的大舞臺上長袖善舞的很少,能在歷史的天空上閃耀的幾乎沒有。土皇帝閻錫山曾在山西幾十年,且不說他的功過是非,為了隔絕山西與外界修的窄軌火車足以貽笑千古。歷史上尤其是在中國歷史的前半期,山西是個胡化嚴重的地區,胡人強悍孔武撓勇善戰。閻錫山的兵被人譏為“丟槍不丟醋葫蘆”,以古較今,山西兵的戰斗力也不可同日而語。

    山西解放后出了那么多的勞模,都是第一線的工人農民,作為勞動者他們表現了少有的敬業精神令人敬佩,但要作為一個省的代表,特別要作為山西人這一族群的代言人,他們并不合適,缺少太多的知識修養文化背景,更缺少開啟未來的膽略和統領全局的氣魄。最具代表的是“文盲總理”陳永貴,他會寫的漢字,超不過四五百個,認得但不會寫的也超不過1000個。陳永貴是個非常好的農民,但不適合當總理。總理是要審批重要文件、起草重要文件的,是要懂現代科學和歷史知識的,沒有文化的人絕對不能當的。

    三晉文化脫離了優勢文化,走向衰落是必然的。這里有兩重意義,一是我們文化再沒有優勝劣汰的優勢,其次是我們族群的代表已不是最優秀的精英。失去了優勢文化,也就失去奮發進取的精神,甚至失去了我們應有的自信。

15

    從太原往西走翻過一座大山就是太原的衛星城市——古交市,這里有西山礦務局的四個礦和四個洗煤廠,也有數不清的小煤窯。橫穿市區的公路上跑著各種各樣的運煤車,幾乎全都是開放運輸,空氣中充滿了煤塵。沿著這骯臟不堪的公路往西,走不遠就可見到一座水庫大壩。這就是保障太原市近三百萬人生活用水的汾河水庫。沿岸邊行駛,到處是沒有植保覆蓋的黃土丘,被水沖出鏤刻般的溝渠,裸露的黃土似乎隨時能吞噬已污臟不堪的水面。想到這就是我們生命的源泉,任何人在這時都會有一種對自然的恐怖。

    我們先看《華聲報》1999年8月19日的報道 “山西大旱三百萬人缺飲水”:

    太原十八日消息:山西省旱情持續發展,已造成人畜吃水困難,影響了農業生產,今年全省秋糧減產已成定局。

    據介紹,今年是山西省繼一九九七年以來連續第三個大旱年。全省一至七月份平均降水一百九十九毫米,較歷年同期少七十九點四毫米,除個別地方有少量降水外,多數地市一直處於乾旱或嚴重乾旱狀態。

    進入八月份后,全省出現持續高溫天氣,日最高氣溫一直在攝氏三十六度以上,土壤蒸發量加大,失墑加快,部分地區乾土層高達三十厘米。全省人畜吃水困難加重,有三百多萬人、四十六萬頭大畜吃水嚴重困難。

    地處華北黃土高原的山西,是中國水資源短缺最為嚴重的省份之一,人均占有量只有466立方米,僅相當于全國人均水平的17%,世界人均水平的4%。如此貧乏的水資源,加之十年九旱的氣候條件和中高周低的地形條件,實際人均擁有量遠比統計的數量還要少。作為國家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山西省,在支持國家經濟建設發展并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缺水狀況日益嚴重,極大地制約了經濟發展。

    世界水文專家協會主席米歇爾·奈特曾在北京召開的第三十屆國際地質大會上披露:“全世界每天至少有5萬人死于由水污染引起的各種疾病,發展中國家每年有2500多萬人死于不潔凈的水。”中國水利部長鈕茂生日前發出警告,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動,在30年內我國的干凈飲用水就會枯竭。

    為了解決水的問題,山西從世行貸巨資實施萬家寨引黃工程。這是一項耗資巨大、任務艱難、科技含量很高的大型跨流域引水工程,被稱為山西人民的生命工程。

    然而,黃河的水又怎樣?據報道,近年來黃河的流量銳減,頻頻發出斷流的警報。專家預測,到2000年以后,黃河將會年年斷流,或至少出現10年斷流8次、9次的局面。黃河水流的巨減,連壺口這處世人矚目游覽勝地,往昔的輝煌也漸漸褪色。水利專家警告,如果黃河上中游地區再不加強綜合治理,壺口段在不久的將來勢必出現斷流現象,壺口瀑布也將由此變為季節性瀑布,并有可能最終消失。

    一面是黃河斷流,一面又是大量的引黃工程上馬。經濟和社會越發展,水的需求量就越大。黃河就一條,引水渠道卻有千萬條。人們不禁要問:母親河的乳汁到底還剩多少?世紀之交,可持續發展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水和土地一樣,是關鍵性的發展資源,黃河斷流的原因很多,有氣候因素,但主要是人為因素。黃河斷流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水文現象,而是有著深刻的生態環境惡化的背景,它反映了我國流域性環境與發展之間的矛盾正在激化。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

    歷史上的黃河流域曾到處是森林和草原。晉北的雁門關與偏關之間“山勢高險,林木茂密”。但是到了唐宋以后,黃河流域的森林破壞日趨嚴重。目前,黃河流域的生態破壞趨勢仍未得到根本遏制。山西境內天然森林主要分布在管涔山、五臺山、關帝山、黑茶山、太行山、呂梁山、太岳山和中條山八個林區,人工林主要有三北防護林中的晉北防護林和各地速生豐產林。目前全省森林覆蓋率為8.1%,低于13·92%的全國平均水平。管涔山林區地處山西省西北部,現存原始林區70多萬畝,林區對黃河中游流域的水土保持起著重要作用。然而目前這片原始森林正以每年4萬多立方米的速度被砍伐,被砍伐地區大部分也未及時補種。號稱“黑三角”的晉、陜、蒙煤礦開發區地表植被,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壞。黃河流域的生態破壞,“綠色水庫”的消失,是造成洪災與斷流并存的根本原因。

  水利部部長汪恕誠說,水資源供需矛盾日漸突出,生態環境惡化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由此引發的各種矛盾已成為黃河流域乃至全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嚴重制約因素。

    黃河季節性的斷流,一方面引起河道萎縮,另一方面引起灘區土壤沙化。在地面植被保護不當的情況下,黃河下游河道有可能變為一條巨大的沙帶,使昔日黃河故道“風動飛沙揚,十種九不收”的局面重演。同時也造成了局部氣候變干,影響了下游河道魚類的產卵繁殖。近幾年,我們不斷受到一場場沙塵暴的猛烈襲擊,我國是世界上沙漠面積大、分布廣、荒漠化危害嚴重的國家之一,全國沙漠和荒漠化土地面積達153·3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15·9%。山西雖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沙漠,但黃土地的日益沙化其對人類的危害一點也不次于遙遠的沙漠,畢竟它在我們眼皮底下。

    自然環境的惡化對我們生存已產生極大的威脅,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只要是這些年到過發達國家并且愿意稍微觀察、思索一下的人,都不難發現那里人們對生態環境普遍的熱愛與我們對生態惡化之熟視無睹間的強烈反差。究其原因,現代社會中“生態文化”的良性發展,是建立在廣大國民對生態關及的利益有深刻的理解認識為依托的“普遍生態責任”基礎之上。而對于大多數的我們講,就像黃河岸邊的那些“看客”一樣,沉溺在虛妄、失智和盲從的心態之中;沉溺在對自然界長久的冷漠和伺機一逞的貪欲之中,而永遠不可能真正意識到自己生存環境中蘊涵的危機,更不可能肩負起對自然界和人類未來的責任。

16

    在我們生態環境遭受破壞的同時,讓我們關注一下我們的生存狀態。

    鏡頭一:一九九九年四月三日至九日,山西文水縣發生山林火災,有關部門組織大量官兵及當地干部群眾進山救火,二十多名位村民在火海中喪生,年齡最大的四十八歲;年齡最小的只有十七歲。他們死的時候有的幾個人一堆,也有一個人倒在一邊,尸體大部分已經面目全非,慘不忍睹。失聲痛哭的村子,近百米長的靈棚,新打制的棺材,反復播放的哀樂,陰沉的天空,瀝瀝淅淅的小雨,一撥又一撥前來痛悼死者的村民,號啕大哭的女人,悲痛欲絕的孩子……整個村子都被悲傷包圍著。兩只喇叭不停地播放著哀樂,哭聲此起彼伏。因為過度悲痛,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在父親的亡靈前休克。已經有兩位老人聽到噩耗后病倒,大部分死者的長輩沒有來,家人擔心他們會承受不住。

    武晶晶是救火中死去的武登高唯一的女兒,18歲,正在文水縣一中讀高三。武晶晶一身孝服,腰里扎著一根草繩。從靈棚那兒看望了爸爸之后,她決定不讀書了。爸爸死了,弟弟還沒有成人,她想退學回家幫助媽媽分擔一些負擔。

    鏡頭二:接醫院通知,因拖欠藥費,十七歲的艾滋病毒攜帶者宋鵬飛將面臨斷藥,對他來說,斷藥幾乎意味著等死。目前,宋家三口租住在北京豐臺區的一套兩居室內。宋鵬飛正是“叛逆”的年齡,本來就與父母話少,現在他緊閉房門,他每天在這里吃飯、吃藥、看電視、睡覺、早晚各做30個俯臥撐,這樣的日子還會持續多久,他也不知道。宋鵬飛說:“現在我不想將來了。”他過去的理想是“搞電腦”,為此報考了計算機教育學校,本來應該在今年中專畢業。

    宋鵬飛是山西臨汾人,一九九八年的一天宋鵬飛由于腿被剪子尖扎了個小口兒由他父親宋希善把他送到臨汾二院,在動手術的過程中,輸了有病毒的血,宋鵬飛發現感染了艾滋病毒。由于得了這種可怕的病,他們有家難歸。有的鄰居堵在門口大罵,有的鄰居則搬了家。村里近百人聚到市政府,要求“不許艾滋病回家”。宋希善帶兒子躲到鄰村的姨家,剛進村,村長就跑來對孩子說:“你趕快走,這兒的蚊子咬了你,再咬別人整個村就完了。”他們只好從外面鎖上大門,晚上悄悄走小門回家。他們的親戚朋友都遠離而去。

    父親宋希善因單位臨汾紡織廠效益不好提前退休,已一年沒有領到退休金。大年初三是宋鵬飛的生日,這天晚上,父親和母親躲在屋里流淚,鵬飛推開門說:“別哭了,實在沒人管,咱們就回老家住窯洞吧,我天天去放羊,羊總不會嫌棄咱們吧。”母親張惠幾次欲尋短見,半夜睡覺的時候,她突然坐起來抽自己嘴巴。宋鵬飛向記者否認曾試圖自殺,而他的母親幾次看見他用頭撞墻。

    有多少人因非法輸血而被感染艾滋病毒?沒有人能夠提供這一數字。據國家衛生部的資料,在山西省三年來對42萬余人進行了血清艾滋病毒(HIV)抗體檢測,目前已經發現的總共有134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132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全部都是“有償供血者”。而他們中的大多數在檢測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已經感染上可怕的艾滋病病毒,很多人一直在賣血。

    鏡頭三:山西靜樂,屬于國家級貧困縣,全縣一年的財政收入不到1000萬。靜樂全縣共有教師1763名,其中在鄉及鄉以下學校教書的教師共1413名,分公辦民辦和代課教師三種,其中公辦教師每月工資為376元,民辦教師為180元,代課教師60元。距靜樂縣城30公里左右的康家會鎮,位處公路沿線,通電有水,算是靜樂縣條件相當好的鎮。孟毅亮老師是石帥小學唯一的教職員工,曾以復式教學得過省級“教學能手”獎;而村上干部的評價則是,“求上進,有頭腦”,從學前班到三年級,40個學生。我們聽聽記者的描寫:

    孟老師的三折疊小黑板打開之后每一折又有三棱活動式拼條(類似孟老師不曾見過的城里的活動廣告板),一板多用,老舊拼湊的桌凳卻不少釘不缺腿個個結實,粗陋的剪紙和彩條圍成學習園地……令人辛酸的簡陋和節儉中處處見努力處處是精心。

    孟老師沒怎么說自己窮,他說村里人很窮,班上的孩子窮,他的學校窮,但要一點點改變,窮也不能不要點體面,要干凈一些,要整齊一些,要盡量利用有的東西。

    孟老師當然很窮。1997年轉的公辦,月工資350元,就這么點工資也從來沒按月發過,比如上個月剛剛發3月至6月的,另外在未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常要扣雜稅,比如修路,比如縣里建化肥廠,一年之中,幾乎要扣掉一個月的工資。孟老師有三個孩子,其中小三屬于超生————避孕出了岔子,是這么多年孟老師一直覺得對不起國家的事。兩個大孩子在念書。大女兒念的是鄉里的中學,學習不錯,本來考上縣中學,怕貴,沒去,二女兒留在本村讀小學,最小的還沒上學,跟著做農活的媽媽。

    兩個大孩子的學費、6畝地的化肥錢、雇牲口播種的錢(每畝大約50元)、100塊錢的電、300塊錢的煤、偶爾打針吃藥……孟老師說他“盡量不欠債”。

    孟老師的家是東邊圪臺平村的,離學校有20來里地。孟老師有一輛“28型”自行車,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如果家里農活實在忙不完,就星期一一大早趕回————這兒的孩子5:30就來學校上早自習了。

    孟老師平時吃住都在學校里。一鋪被褥,一口鍋,三副碗筷,一盞沒了燈罩的臺燈,一個臉盆,兩塊辨不出圖案的毛巾,一把向學生家借的椅子,每樣東西都以不可或缺的功能獲得了主人的珍惜和尊重,孟老師輕拿輕放的,盡量延長著與它們相依為命的時間。

    晚上7:00放了學,孟老師把學生們送出校門,看著他們過了公路,折回學校開始做飯。

    孟老師從箱子里掏出半個圓白菜切了兩刀,把剩下的放回去,又從鍋臺邊的一個小筐里擇了一把豆角(差不多是總量的三分之一),先是用水煮了(這樣比較省油),然后撈出來,胡麻油炸鍋,撒了鹽和醬湯,最后再把切好蒸熟的莜面拌上。

    孟老師做飯很細心,舀水的時候穩穩的,切菜躡手躡腳的,似乎要保證每個菜葉每滴水順利進鍋。

17

    一九八五年除夕,北京復外大街的部長樓院里。爆竹帶著斑駁的色彩和尖利的哨音,在半空中劃出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春節聯歡晚會節目給千家萬戶送來陣陣歡愉的笑聲。重病纏身的前國務院副總理山西人陳永貴躺在床上,癌細胞無情地吞噬著他的生命之靈,老人被折磨得蜷瑟消瘦,像一支隨風搖曳的蠟燭,眼睛里放射著忽明忽暗的光亮。

    3 月26日上午11時,陳永貴最后一次睡著了,他好象睡得很沉。新華社發布消息:“全國著名勞動模范,原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北京東郊農場顧問陳永貴同志,因患肺癌醫治無效,于1986年3月26日20時35分在北京逝世,終年72歲。”

    在八寶山火葬場的一間告別室里,舉行了陳永貴遺體告別儀式,在200來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中有大家熟悉的山西人華國鋒。陳永貴的骨灰盒隨后被送回老家大寨,昔陽縣的領導人到河北與山西交界的娘子關迎候,當年大隊的干部梁便良、宋立英、郭鳳蓮等人在家鄉跪在路上迎靈。按照陳永貴的遺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虎頭山頂,大寨人在那里為他立了一座碑,上書:“功蓋虎頭,績錨大地。”

    在我們回首過去的一個世紀時,作為每一個山西人,我們要面對的首先是這么一個問題:何處是我們的家園。一九九九年在深圳的高交會上,在東莞的一家電子廠的展位前,為一個技術問題我同一個年輕人聊了起來,他告訴我他是山西人,因為在太原的研究所沒前途而“孔雀東南飛”。第二天我去世界之窗游覽,在一處表演區我看了看牌子上的介紹,演員中的好幾位都是山西人,他們扮演著和他們不同種族膚色的人,跳著異國情調的舞蹈,使我感到我們之間的距離那么遙遠。在北京的中關村,一個小姐在推銷廚具,看到我們的車牌子,告訴我她也是山西人……

    這么多的山西人流落在外,我們不能說他們不愛山西,也不能講他們不想為建設好山西出力,他們多數似乎是出于一種對家鄉的無奈和失望,家鄉沒有給他們施展才華的天地,沒有一種讓他們舒心的人文環境。

    我有一個姓王的親戚是廣東人,有一年他來太原說是尋祖來,當時我很驚訝,我不知道這個地地道道的廣東人怎么和山西有了關系。在他出去四處找尋的時候,我只是留心看他回來時的情緒。我不想同他仔細探討他的尋根過程,因為我知道答案只能是一種深深的失望。

    “問我祖先何處來,山西洪洞大槐樹。”洪洞大槐樹是多少華人魂牽夢繞的故鄉,我每次路過洪洞,我都在想山西對回來尋根的游子來講,能尋到什么呢?山東籍作家李存葆回山西尋祖,他寫下了這么一段話:“在洪洞,‘水包座子蓮花城’的景象,早已不復存在,我只能從歷代文人詠洪洞的詩文中,去體味昔年的清碧美妙……我驅車上太原,剛出臨汾地界,就見汾水斷流。”

    山西太原舉人劉大鵬,在一八九九年的日記中記錄了當時社會風氣的每況愈下:“明火大盜橫行”,人情“處處冷淡”,“……風氣之貪日甚一日,人皆惘然不知也。學校之壞由師生不潛心講學也。”

     那么今天在過了一百年之后的一九九九年,我們又能寫下些什么呢?是世界城市污染第一?是撿菜葉度日的煤礦工人?是造假酒的土院做坊?是賣來的四川女人的失神的眼睛?是喝人奶的“三盲”法院院長?是盜出國外羅漢的頭?是公路上歪戴著帽無端罰款的交警?是貧困鄉村干部酒席上的杯觥交錯?是山村教師菜里少得可憐的油水?是大風揚起的黃塵?是……

    某種意義講,做一個現代的山西人是很不幸的。我們生活在中國最貧窮落后的一隅,我們沒有深圳歡樂谷那樣的主體公園可使我們帶著孩子享受雙休日的陽光,我們聽不到第一流的音樂看不到第一流的繪畫,我們呼吸著污濁的空氣,我們承受著貧窮的巨大壓力,我們沒有足以能瞻前顧后的思想巨人解析我們時時降臨的困惑,感受著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人文環境。我們成了時代的棄兒。沒有人關注你的過去你的今天你的未來,我們甚至沒有哪怕能使我們興奮一下的幻想。

    可以用崔健的歌“一無所有”表達我們的處境,從這點上講作為二十世紀末的山西人又應是痛苦的,但我們的農民老鄉還蹲在門前曬著溫暖的太陽,我們的處長們還喝著熱茶看報紙上明星的花邊新聞,我們的鄉長們還在玩推倒胡,我們的企業家還在同小姐泡桑那……面對麻木不仁的現實,我們又實實在在痛苦不起來,痛苦對我們來講真是一種奢侈品,我們不知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我們面臨的一切,我們不知我們該做些什么,現實注定我們只能處于一種尷尬麻木的狀態。

18

    幾年前,上海外灘的高樓上掛出一條標語:“離下一世紀還有1500天”,當我從報上看到這一消息時,我被上海人的這種只爭朝夕的精神深深感動。幾年的時間如飛箭一般過去了,上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八十年代香港有人狂言“三十年代看上海,三十年后看香港”,我想現在多少該有點收斂。被人們戲稱“小男人”的上海人在洋浦大橋在東方名珠塔在世紀大道上充分表現了與天下爭先的大氣,上海的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我們山西人沒有這種意識,山西人一直邁著慢悠悠的步子,躲在娘子關里“不知今夕是何年”,現在離下一世紀還有幾十天。

    就在離一世紀還有不足一百天的時間里,上海辦了個財富論壇廣邀世界級豪富巨賈為下一世紀吶喊,深圳搞了個高新技術交易會聚天下頂尖公司為下一世紀助威,云南的世博會以人類目前最大的主題綠色環保為切入點向世人展示了“彩云之南”的廣闊發展前景,北京的大閱兵則讓我們看到了國家一天天的強盛。那我們山西呢?

    當我在去深圳的飛機上看著充滿皺折的黃土地最終消失在厚厚的白云之后開始構思這篇文章,并試圖自己從中能說明些什么的時候,我真不知我該從什么地方開始。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山西人,而且由于工作的關系,近幾年來我幾乎跑遍了山西的東南西北,但至今大到家鄉山西在我心中到底是個什么位置小到我是否喜歡我居住的那片小區我都說不清,我更說不清一個現代的山西人究竟秉承了多少先民的精神和我們對未來下一個世紀應有的企盼。

    作為山西人我們不能僅僅理解為一個地域上的概念,不是說我們生在山西就是山西人,同樣也不能說那些在山西的外地人不是山西人。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山西人的定義應該是一種文化上的,是一種由于歷史的社會的甚至經濟的因素把許多人聯系在一起的那種紐帶。它決不單單是一個名詞是一個符號,應該是一面旗幟一種咒語一尊神像。一個山西人應經過自覺的奮斗,依靠有意識的抉擇,經過自覺的反省而把三晉的文化內化,才有資格成為真正的山西人。如果沒有文化意識,那么他們只剩下了人的自然軀殼。

    做為兒女我們有責任讓操勞一輩子的下崗父母不因為昂貴的醫療費看不起病,做為父親我們有責任使我們的兒女享受最好的物質和最優秀的文化,作為一個業內人士我們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得盡善盡美才能在商業社會中有立足之地,同樣做為一個現代的山西人我們有責任把我們先民的文化薪火相傳,有責任繼續前輩曾有過的輝煌和完成他們未竟的事業,也有責任把這一切中的精髓經過我們的整合傳給子孫后代。

    兩千年的封建社會里,山西有一個在全國獨一無二的望世家族聞喜裴氏家族。其家族人物之盛,德業文章之隆,在中外歷史上堪稱絕無僅有。對于公侯將相數以千計的裴氏家族來說,起決定作用的原因在于他們重視教育,自強不息,頑強拼搏。明清山西商人的成功,在于他們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和不自覺地發揚了一種特殊精神。他們拉著駱駝,千里走沙漠,冒風雪,犯險阻,北走蒙藏邊疆;橫波萬里浪,東渡東瀛,南達南洋。充分表現了他們不畏艱辛、堅韌不拔的精神風貌。

    其實,回首我們一百年里,我們走過的路,我們不能說我們一直停滯不前,未來也不全是暗淡一片,只是我們太缺乏對自己的一種反省。我們已習慣了把種種過錯歸咎于古人他人,習慣了動不動就怨天尤人指桑罵槐,我們卻缺乏我們先人所有的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一種自強不息的團隊精神、一種敢為天下先的氣魄。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南韓掀起了“獻金愛國運動”,在韓國各處的住宅銀行里,隨時可見排著長隊準備獻金的人。僅三天,參與這個活動的就有20萬人,獻出的黃金多達17.7 噸。他們拿出很珍貴的業務客戶送給的珍貴的幸運金鑰匙、拿出長輩們送給孩子的生日禮物金項圈,許多名人也把自己得的金獎牌、金獎章交到銀行,銀行用黃金換取的美元將用以解決外匯危機和支援出口創匯企業。

    這就是一個民族應有的精神。現實的山西給了人們太多的失望,面對堆積如山的問題、千頭萬緒的思路,我們用充分的理由困惑彷徨。山西目前所面臨的絕不僅僅是發展經濟的問題,而是一種文化一種心態一種社會環境的大整合。在我們處于新舊世紀之交,我們確實應該整理我們的混亂的思維,清理我們的門戶,明白我們的責任。

    如果我們的父母官總是以人們素質太差為自己的無能與腐化開脫,老百姓總是以“貪官污吏”橫行為不思進取找借口,而不去進一步反思內里隱含的東西從而認清我們共同的利益所在,并現實地得出我們努力的方向,我們的貧窮落后將永遠持續下去。如果沒有一種對一個世紀以來我們走過的軌跡的反思,沒有甚至對幾百年來晉文化衰落的跟蹤,我們不會解決我們心中的疑問,不會消釋我們的困惑,我們不會站在更高的一層規劃山西的未來,我們也就沒有未來。

    要做到這一切,我們需要一種短接,需要一種直接與古人的對話,需要我們把我們生命之鏈的 DNA重新排列組合,找回我們先人優良的人文密碼,用古人的血性沖一沖我們已死去的靈魂。我們更需要現代德賽二先生的重新洗禮,來一次新的文化啟蒙。我們面對的問題太多太多要辦的事也如愚公面對的王屋太行之巨,但舍此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這是一個世紀末。

本文作者:老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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