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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的山西
寧可、閻守誠

    山西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經有三個時期最為重要,對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以至于全國的政治、軍事局勢,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個是春秋中晚期的晉楚爭霸時期,一個是十六國北朝時期,再一個是唐末五代。

    從九零七年朱全忠稱帝建立梁朝到九六零年后周滅亡的五十四年中,中原地區先后建立了五個小朝廷,伴隨著走馬燈式的改朝換代的是軍閥間的不斷混戰和各地割據勢力的倏起倏滅。五個小朝廷除后唐建都于洛陽外,都建都于開封,其中有三個小朝廷是以太原為根據地的沙陀人南下建立的,即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石敬瑭建立的后晉,劉知遠建立的后漢。在唐末和梁朝時,山西境內存在著以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為首的割據政權晉國。在五代末的后周時,山西境內存在著劉崇建立的割據政權北漢。所以,中國北方五代的歷史,實際可以當作建都于開封(或洛陽)的中央政權同以太原為根據地的割據勢力激烈斗爭的歷史來看。這種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爭,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是以太原割據勢力的勝利而告終的。只有到了五代的后期,太原割據勢力才衰弱下去,這時,離宋朝統一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分別以開封和太原為中心的兩大勢力是在鎮壓黃巢起義的戰爭中逐漸形成和壯大起來的。黃巢占領長安之后,唐廷動員了它的全部軍事力量對付起義軍。唐軍雖然包圍了長安并使起義軍屢遭挫折,但由于起義軍的英勇戰斗,唐軍仍然無法改變相持的局面。唐廷不得不下詔赦免沙陀酋長李國昌,李克用父子殺害云中防御使段文楚的罪行,令其率軍從山西北部南下助戰。李克用的沙陀騎兵“皆衣黑,故謂之鴉軍”(《資治通鑒》卷二五五),是當時最強悍的軍隊。起義軍缺乏對付沙陀騎兵的有效辦法,幾次戰斗,都吃了大虧。八八三年五月,李克用首先率部攻入長安,為唐廷立了大功,被任命為河東節度使(治太原),李國昌做了代北節度使(治代州),后來,李克用又南取昭義(治潞州),北取大同(治云州),占領了山西境內的大部分地區,形成了以太原為中心的割據勢力,這就是唐末和五代初的晉國。

    當長安被圍,起義軍處境艱難緊迫的時候,負責長安東面防務的起義軍大將朱溫叛變,把同州獻給唐軍,他因此被唐廷賜名為朱全忠。從此,這個可恥的叛徒成為起義軍兇惡的敵人。八八三年,朱全忠被任命為宣武軍節度使(治汴州,即開封),開始以開封為根據地,依靠一批起義軍的叛徒如李唐賓、王虔裕、李讜、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等為骨干力量,經營自己的割據勢力。在長期的混戰中,朱全忠從弱小變得強大起來,逐漸消滅、吞并或壓服了河南、河北、山東的舊藩鎮以及以唐代禁軍殘余勢力為基礎的陜西新藩鎮,初步統一了黃河流域,滅掉唐朝,建立了五代的第一個小朝廷——梁。

    在唐末和梁朝,能夠和開封勢力抗衡的,主要是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太原勢力。八八四年,李克用應朱全忠等招請率軍到河南鎮壓黃巢起義,李克用至汴州館于上源驛,朱全忠用突然襲擊的辦法企圖殺死李克用,沒有成功。從此,這兩大勢力之間進行了長達四十年的戰爭。戰爭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八八四年到九零八年,朱全忠處于優勢,戰場主要在山西境內。九零一年、九零二年汴軍兩次兵臨晉陽城下,李克用被壓制在河東一隅,不敢與汴軍爭鋒,朱全忠的勝利達到頂點。九零八年,新即晉王王位的李存勖,大破梁軍圍困潞州的夾寨,解潞州之圍,初步扭轉了晉軍的劣勢,李存就勖勝利,使朱全忠“既懼而嘆曰:生子當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諸子,乃豚犬爾。”(《舊五代史》卷二七)戰爭進入第二階段,戰場轉移至河北,梁晉兩軍為爭奪河北三鎮展開了拉鋸式的戰斗,河北逐漸落入李存勖手中。九一七年,李存勖以魏州為據點向山東、河南進攻,戰爭轉入第三階段,梁晉兩軍夾河而戰,勢均力敵,互有勝負。九二三年,李存勖率輕騎兵奇襲開封,滅掉梁朝,兩大勢力的斗爭以太原勢力的勝利暫時告終。

    在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太原勢力能夠取得勝利,和它的根據地山西的特點是分不開的。

    山西的一個特點是占有從軍事上著非常有利的地理形勢。山西地處黃土高原的東部,境內山嶺峪谷,縱橫交錯。中部從西北向東南分布著一系列連珠式的盆地,它們依次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臨汾盆地和運城盆地。由于山西地勢北高南低,這些盆地略呈階梯狀。發源于管涔山的汾河象一條黃色的彩帶,境蜒曲折地流經太原、臨汾兩大盆地注入黃河。山西的北面出長城與陰山大漠相連,南面以黃河、中條山與河南為界,西面隔洶涌奔騰在一千多里長的晉陜大峽谷中穿行的黃河與陜西相望,東面越過重巒迭嶂、連綿不斷的太行山是河北、河南。由于太行山東部地殼曾經斷裂下沉,山脈兩邊形成截然不同的地理景觀。山脈西面是起伏不平的山西高原,東面則是開闊平坦的華北大平原,因此,從華北平原看山西,就會有“危乎高哉”的感覺,而山西對河南、河北以及陜西的關中地區就處于居高臨下的地勢。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說山西“表里山河,稱為完固”,“因勢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可見其地理形勢的重要軍事意義。

    在山西境內,戰略地位重要的地方主要有太原府、河中府、潞、澤、沁、遼及云州。

    太原府(并州)府治所在地晉陽城,位于南北狹長的太原盆地北部,四面環山,有險可控,歷來是我國北方的軍事重鎮。隋代,天下設四大總管并、揚、益、荊,并州居其首。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時,轄區廣大,“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隋書》卷四五)。唐代晉陽城地跨汾河兩岸,由三個城組成,河西為都城,都城周四十二里,東西十二里,南北八里二百三十二步”(《永樂大典》卷五二四零《太原志》引《晉陽記》)。汾河東岸,有東城,貞觀十一年李績建。東城與都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筑。都城西北的晉陽官,既是行宮,也是北方重要的軍事物資倉庫,廣儲軍糧、兵器和甲胄。李淵在太原起兵時,晉陽宮監裴寂發宮監庫物佐軍,“進宮女五百,米九百萬斛,雜彩五萬段,鎧四十萬”(《新唐書》卷八八)。所以,晉陽城可以說是城堅糧廣,形勢險要。唐中期,李光弼以晉陽城為依托,在平定安史之亂的戰爭中建立功勛。唐末,朱全忠圍攻晉陽城,李克用境況窘迫,欲棄城退走云州,他的夫人劉氏勸他不要輕去其城,說:“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舊五代史》卷四九)。李克用才下定決心守城,憑借著晉陽城,終于擊退了朱全忠的進攻。

    從晉陽城向南,穿過靈霍峽谷和臨汾盆地,是河中府(蒲州)。河中府在唐代曾為中都,這里歷史悠久,文化發達,既有鹽池之利,又盛產糧食,經濟繁榮,十分富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三河是“天下之中”,“土地小狹,民人眾”。三河即河東、河南、河內三郡,河東郡就是唐代河中府一帶,可見河中府在漢代已經人口稠密,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隋初,文帝巡幸蒲州,贊嘆說:“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隋書》卷一)。河中府交通便利,它既處于西京長安與東都洛陽之間,可以控扼通往長安的漕運路線,又處于太原與長安之間,是關中和太原交通必經之地。河中府位于這樣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戰略價值自然很高。當朱全忠在河南站穩腳跟之后,為進一步控制關中,奪取唐朝政權,首先出兵取晉絳,以鉗制李克用南下馳援關中,他對諸將說:“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為我以一繩縛之”(《資治通鑒》卷二六六)。然后取河中,并以河中為基地,打敗關中藩鎮李茂貞、韓建、李繼徽等,脅迫昭宗東遷,得以滅掉唐朝。胡三省在評論朱全忠取得河中的戰略意義時說:“全忠所以領河中者,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資治通鑒》卷二六六)。

    潞、澤、沁、遼四州,即上黨地區,位于山西東南部。從太原經潞州東出壺關,是相州、魏州,從太原經澤州東出天井關是懷州、孟州,從相、魏、懷、孟南下,渡過黃河就可直逼洛陽與開封。因此,無論從河南、河北攻山西,或由山西南下中原,上黨地區都是重要的孔道,為古來兵家必爭之地。梁晉兩軍在上黨地區進行了激烈的爭奪戰。九零八年,梁軍圍潞州,李存勖說:“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資治通鑒》卷二六六)。因而傾全力大破梁軍夾寨。當晉軍乘勝進取澤州時,梁將牛存節說:“要害之地,不可致失”(《舊五代史》卷二二)。苦戰十多天,守住澤州,迫使晉軍退保高平。可見雙方都懂得這個地區戰略地位的重要。由于這一帶是太行山區,險峰陡立,絕壑深阻,地勢高峻,“為天下之脊”,在戰爭中,易守難攻。九一五年,梁軍名將劉(尋阝)趁李存勖大軍屯于魏州,晉陽空虛之機,率軍經遼州黃澤奔襲晉陽,這本是一條好計,但因遭遇陰雨,“山路險阻,崖谷泥滑,緣蘿引葛,方得少進。顛墜巖坂,陷于泥淖而死者十二、三”(《舊五代史》卷二八),只好無功而還。

    云州(大同軍節度使治所)是山西高原北部的軍事重鎮,以云州及長城為第一線,恒山山脈及雁門關(西陘關)、東陘關、飛狐口等關隘為第二線,以及兩線之間的大同盆地,共同構成了太原北面縱深很大的防御屏障,它對于保衛華北平原及山西腹地,防御和反擊北方少數民族入侵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當石敬塘把燕云十六州拱手讓給契丹后,華北平原便無險可守,山西腹地便暴露在外了。契丹鐵騎只要突破雁門關,就可以長驅南下,直取晉陽。

    不難看出,太原位于山西腹地,為河東之根本。它通過云州可以控制陰山、幽燕,通過河中,可以控制關中、長安,越過太行山,可以俯瞰大河,凌通汴洛。山西的地理形勢居高臨下,山谷縱橫,使它在防御時,有險可控,易守難攻;進攻時,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太原勢力以山西為基地,在古代以刀槍弓箭為主要武器的戰爭中,是很得地利、占優勢的。這是太原勢力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相反,朱全忠所在的開封,雖然靠近運河,交通便利,但它處于四戰之地,除黃河而外,無險可守。由于地勢平坦,常須筑城為壘,攻防都要靠人工構筑工事。李存勖趁梁晉兩軍夾河而戰時襲取開封,就是聽了李嗣源“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陣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資治通鑒》卷二七二)的勸告而一舉成功的。同劉(尋阝)奔襲晉陽相比,河南在地理形勢上的弱點就很明顯了。

    山西的另一個特點,是它地處中原王朝的北部邊陲,歷來是漢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如匈奴、鮮卑、羯、突厥、契胡、沙陀、契丹等交往頻繁的地方。一方面,山西是用武之地,是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之間進行戰爭的重要戰場。北方少數民族侵入中原王朝,常常先要占領山西,以山西為基地再繼續南下。因此,中原王朝很重視對山西的經營,在那里構筑關隘,儲備軍糧,屯駐精兵。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不時地、有組織地讓一批又一批的少數民族定居山西境內,他們和原有的漢民族相互影響,逐漸融合。長期戰爭環境的鍛煉以及北方少數民族尚武精神的影響,使當時的山西“人性勁悍,習于戎馬”,“故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并”(《隋書》卷三十)。唐末五代太原勢力的核心力量是少數民族沙陀人,他們原本是西突厥的一支,唐中期才內徙至太原和雁門關南北定襄、朔縣、山陰一帶,艱苦的游牧生活和不斷的遷徙,使沙陀人剛強剽悍,嫻于騎射。山西北部和西北部的五臺山、管涔山、恒山一帶,草場豐茂,宜于畜牧,盛產良馬。太原北面的樓煩監牧就是一個規模很大的養馬場。所謂“北收代馬之用,南資鹽池之利”,給沙陀騎兵提供了良好而充足的戰馬。李存勖重視對軍隊的訓練,特別是騎兵,因此,他的軍隊數量雖少,但軍事素養好,兵強馬壯,士卒精整,戰斗力強。這是太原勢力取得勝利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山西的上述兩個特點,也是石敬瑭得以建立后晉、劉知遠得以建立后漢的重要原因。

    九三六年,唐廢帝疑忌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下令調他為天平節度使。劉知遠勸石敬瑭起兵奪取帝位,說:“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資治通鑒》卷二八零)于是,石敬瑭拒絕調動,從晉陽起兵攻向洛陽,滅唐建晉。

    九四四年,晉出帝疑忌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劉知遠感到憂慮,郭威對他說:“河東山川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有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資治通鑒》卷二八四)后來,劉知遠從晉陽起兵向洛陽、開封,建立了后漢。

    九五一年,郭威在開封建立了五代最后一個小朝廷后周。從后周建立開始,黃河流域的政治局面逐漸澄清,能夠與后周抗衡的,主要是劉崇在太原建立的割據政權北漢。九五四年,新即位的周世家柴榮在高平大破北漢兵,乘勝兵臨晉陽城下,劉崇被壓制在河東一隅,不敢與周軍爭鋒。歷史似乎重現了唐末開封與太原兩大勢力戰爭的格局。然而,沙陀人劉崇建立的北漢再也沒有能象他的先輩李克用的晉國那樣由劣勢轉化為優勢,以至戰勝開封勢力。因為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歷史條件、社會狀況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一個是藩鎮軍隊的內部結構和性質發生了變化。黃巢起義失敗之后,唐王朝的統治秩序土崩瓦解,藩鎮割據遍于全國。不僅有安史之亂以來的舊藩鎮,如河北三鎮,還出現了許多新藩鎮。北方的新藩鎮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唐朝禁軍將領形成的,如陜西的李茂貞、韓建;一種是農民起義的叛徒形成的,如河南的朱全忠。再一種是由少數民族將領形成的,如山西的李克用。這些新藩鎮的軍隊和舊藩鎮的軍隊有不同之處。

    其一,舊藩鎮一般歷史悠久,有固定的地盤,藩鎮主帥控制著轄區內的政權、軍權、財權,有較固定的財政收入來維系軍隊,這樣的軍隊,也就比較穩定。新藩鎮由于控制的地方小,或者常被調換駐扎地點,或者在頻繁的戰爭中很快被打散、被吞并,因此,他們沒有足夠的、固定的財政收入來維系軍隊,他們的軍隊主要靠賞賜和允許軍人得勝之日大搶大掠來維系。李克用的親軍紀律極壞,老百姓非常反感,有人勸他整飭軍紀,他說:“今四方諸侯,皆懸重賞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則棄吾,吾安能獨保此乎”(《舊五代史》卷二六)。顯然,靠賞賜或縱其掠奪來維系的軍是不穩定的,軍士常因賞薄或受財貨利誘而嘩變。

    其二,舊藩鎮軍隊的核心是由一些世代為兵、互為婚姻的軍人組成的,他們形成一種內聚力很強的軍人集團,控制著地方藩鎮的實權。新藩鎮的軍隊里沒有那些族姻盤結、結合牢固的軍人集團。新藩鎮往往采用從部下選拔親兵、或收養義兒(亦稱假子)的辦法建立自己的腹心武裝,并通過他們去控制軍隊。帶兵的義兒(假子)之間沒有橫向的緊密的聯系,相反,他們之間常常會有這樣或那樣的矛盾。他們都直接受命于主將,主將利用宗法關系或他們之間的矛盾來對他們加以控制。這樣的軍隊內聚力弱,軍人互相之間的聯系比較松散,藩鎮的實權掌握在主將手中。

    其三,舊藩鎮的軍隊是一些“驕兵悍將”,在地方上有勢力、有地位。所謂“長安天子,魏博牙兵”,就是極言他們的氣勢煊赫,驕橫難制。因此,他們把當兵作為一種自愿的、世襲的職業。新藩鎮的士兵主要靠強迫征發,由于戰爭殘酷,待遇惡劣,軍法嚴苛,士兵往往大量逃亡,為了便于防止士兵逃亡和緝捕逃亡士兵,有的藩鎮主將在士兵臉上刺上軍號,以與一般平民相區別。士兵刺字,標志著他們的社會地位降低到和犯人差不多。士兵地位降低使兵將之間的距離拉大,也使將領的社會地位相應降低。

    舊藩鎮軍隊的穩定性、內聚力和較高的社會地位,都深深地植根于他們控制的地盤,因此,他們愿意在自己的轄區內稱王稱霸,不愿被調遣出境作戰。這種軍隊是割據性很強的力量。在開封與太原兩大勢力的拉鋸戰中,河北三鎮軍隊的核心次第被消滅。有名的魏博牙兵遭到兩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士兵、將領及其家屬死亡殆盡。作為割據力量的舊藩鎮軍隊就這樣被血腥地鏟除了。和舊藩鎮軍隊相反,新藩鎮的軍隊比較容易控制,容易調遣,他們割據性弱,已逐漸轉化為實現社會統一的力量。

    再一個是中央禁軍和地方藩鎮在軍事力量的對比上發生了變化。唐王朝中央禁軍瓦解的過程,也就是它逐漸滅亡的過程。唐末各地藩鎮之間的混戰是一種弱肉強食的軍事力量的角逐。在混戰中,舊藩鎮的軍隊被消滅,新藩鎮的軍隊也逐漸衰弱。每一次勝利的藩鎮入主中原建立新的小朝廷,它的軍隊就成為中央禁軍。因此,中央禁軍具有新藩鎮軍隊的特點。到五代末,中央禁軍已成為國內最強大的力量。后周初建時,北漢勾結契丹攻晉州,南唐出兵攻徐州,慕容彥超反于兗州,他們都以為初建的后周易于動搖,結果,他們的進攻和反叛很快被打退、平定,說明后周在軍事上已經取得了對地方割據勢力的優勢。這時,新的皇帝已經不靠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產生,而是由中央禁軍來擁立了,郭威建立后周,柴榮當上皇帝,趙匡胤陳橋兵變都是如此。中央禁軍擁立皇帝和舊藩鎮軍人集團的置帥逐將形式上有相似之處,實質則判然有別。軍人集團的置帥逐將是把將帥玩弄于股掌之上,中央禁軍擁立皇帝則是掌握禁軍的將領利用禁軍去奪取皇位。因此,利用禁軍取得皇位的郭威、柴榮、趙匡胤都十分注意對禁軍的控制、整頓和訓練。當皇帝能夠控制中央禁軍,中央禁軍的力量強大到能夠取得對地方割據勢力的優勢時,統一全國的可能變為統一全國的現實就是不可抗拒的歷史必然了。

    還有一個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唐末由于階級矛盾、社會矛盾極其尖銳而爆發的農民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卻給腐朽黑暗的唐王朝以致命的打擊,使它很快土崩瓦解,出現了軍閥混戰、天下大亂的局面。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以及此后割據軍閥的混戰中,唐王朝最腐朽、最黑暗的封建集團如李唐皇族、宦官集團、舊士族的大官僚集團被消滅,一般地主階級和富商也受到強烈沖擊,土地高度集中的狀況多少有所緩和,這是有助于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唐末五代混亂局面的出現有它的必然性。但是,割據勢力的連年混戰,使社會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給人民帶來深重的苦難。隨著混亂局面的延續,人民要求安定統一,發展生產,反對割據混戰、苛賦暴斂的愿望與日俱增,愈來愈迫切。九四二年,張遇賢領導了南漢循州人民起義,自號“中天八國王”,表達了農民反對眾多割據政權,要求統一的愿望。周世宗柴榮順應了人民的愿望,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招墾荒田,減輕租稅,修治河道,獎勵農桑,提倡節儉,整頓吏治等,從而使黃河流域的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展,為實現統一事業奠定了物質基礎。當北方開封、太原兩大勢力激烈斗爭的時候,南方雖然也有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但相對地比北方安定。南方各地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商品經濟的發展較北方更為迅速,大大加強了唐中葉以來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到五代末,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南方經濟的發展超過了北方。這種狀況,使各地區之間,尤其是南北之間的經濟交往日趨密切,分裂割據的政治格局和不斷的戰爭,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結束這種混亂,已經成為歷史發展的迫切要求了。另外,自后晉以來,契丹對中原王朝的威脅越來越嚴重,也使中原有必要聯合成為一個統一集權的國家以便集中力量進行抵御。

    五代末年,開封、太原兩大勢力的對峙似乎是唐末歷史的重演,然而它卻并非歷史的重演。當年使太原勢力得以最終取得勝利的歷史條件、社會情況都已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變化,上述三個方面的變化表明:全國統一的趨勢和與統一趨勢相適應的中央集權的趨勢已經形成,實現全國統一的任務,歷史地落到了周世宗柴榮和宋太祖趙匡胤身上,作為割據政權的北漢再也無法改變失敗的命運了。

    然而,河東山川險固,風俗尚武的特點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多少,河東物力雄厚,兵馬猛壯的特點也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更何況北漢背后還有契丹的支持,所以,要從軍事上戰勝北漢,消滅這個割據政權,并非易事。周世宗柴榮進攻北漢時,滿以為“以山壓卵”,可以馬到成功,結果失敗了。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兄弟二人三下河東,其中有兩次是御駕親征,直到北宋開國十九年之后,當北漢的兵力、物力、財力逐漸消耗殆盡,宋太宗才把河東征服。趙光義把他在高大的晉陽城下遭受挫折的滿腔憤怒發泄在堅固的晉陽城上,下令焚毀晉陽城,并引汾水、晉水沖灌晉陽城的廢墟,使這座千年古城蕩然無存。趙光義以為這樣可以消除“太原王氣”,永保大宋江山。如果說,在宋以后的封建社會中,山西再沒有象它在春秋中晚期、十六國北朝時期和唐末五代那樣重要,決不是因為宋太宗毀掉了古老的晉陽城,而是因為山西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往往顯示于分裂割據時期。北宋以后,全國再沒有出現長時間、大規模的分裂割據,祖國在其歷史發展中越來越趨向于統一,在統一的祖國中,山西仍然在作出它應有的貢獻。

摘自《秦晉豫訪古》,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原道制作 http://www.avxswc.live ( 2000-0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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