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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的性格解讀

  山西人怎么了

  在一般中國老百姓的印象里,全國各省份中,名稱凡是沾了“西”字的,都是貧窮落后的代名詞。不是嗎?山西、陜西、江西、廣西!連見多識廣的余秋雨先生未來山西旅行前,其認識也定格在這種看法上(見《山居筆記》中的《抱愧山西》)。在今年爆發的“非典”疫情中。山西也不幸忝列前茅,其感染人數僅次于首都北京和開放前沿廣東,山西人外出時幾乎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不僅如此,山西人似乎還是“異類”或“另類”人。在國家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山西人發覺自己既不是發達先進的東部省份,又不是重點支援的西部省份。于是,不論是在民間還是官場,出現了一種自嘲的說法:“不是東西”,用于表達窘迫尷尬的心境。筆者外出參加學術會議時,茶余飯后與新老友人交談,不時有人戲謔地發問,你所在的山西怎么了,老是跟發展潮流過不去,人家都在“掃黃”,而山西卻在“引黃”(指萬家寨引黃入晉水利工程),大家都在追新求異,而山西修的第一條高速路卻叫“太舊路”,不是太煞風景了嗎?當然,這是調侃,不必在意。
  那么,山西人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是否確有與眾不同的地方呢?記得筆者四十余年前剛到山西時,有朋友告知,這里是“刀削面,像腰帶;三輪車,倒著踩……”是啊,筆者到過國內外許多地方,品味過不少南北風味面食和西餐,可刀削面確系獨樹一幟,即使意大利通心粉品種繁多,但如此寬厚的刀削面也是絕無僅有的。筆者也觀察過太原和山西其它城市街頭的三輪車,確有倒著踩的,啟動時腳往后踩以推動前進。如此說來,透過這些零碎的表象,能說明山西人確是一個富有獨創思維的特別群體嗎?
  社會上對山西人的評價五花八門、南轅北轍。
  有人說,山西人大氣。婚喪嫁娶,大擺宴席;人際交往,大包送禮。盡管這些年山西人的錢包并不鼓,但禮數周全。也有人說,山西人小氣。穿戴“土氣”,不合時尚;飲食簡單,不離面食。面食花樣雖多而調料有限,醋是不能須臾離開的,早晚少不了小米稀飯,城里人還喝一點牛奶,但仍不普及。
  有人說,山西人才華超群。走遍山西城鄉,許多山西人都可以如數家珍似的舉出一大串光輝的名字:“武圣人”關公(羽),中國歷史上惟一女皇帝武則天,大將軍薛仁貴和“楊家將”群體,著名詩人王勃、王維、王之渙,文學大師柳宗元、關漢卿、羅貫中、史學大師司馬光……可也有人說,山西人才匱乏。迄今為止,在數達千人以上的“兩院”(科學院、工程院)院士中,山西高校和科研機構尚無一人入選,是令人難堪的空白,山西沒有一流的高等學府,沒有飲譽國際的學術大師……
  有人說,山西人精明,經商才干蓋世。歷史上山西商人雄視天下,笑傲江湖,明清兩代的晉商與南邊的徽商齊名,把生意做遍全國,還踏出國門,腰纏萬貫,清朝的國家財政還得仰仗山西人的補貼。也有人說,山西人窩囊,經商才干不濟。當代山西還沒有哪一家國營或民營企業脫穎而出,享譽全國,更不用說打出國門參與世界競爭了。更有甚者,當代山西人在商海鏖戰中連連嗆水。不是嗎?山西人在創名牌搏擊中曾寄予厚望的“春筍”(電視機)前些年夭折了,“海棠”(洗衣機)最近也凋謝了,連久負盛名、味道醇厚的“老陳醋”也顯得老態龍鍾,步履蹣跚,在國內外市場上不敵江南勁旅“鎮江香醋”。再來看看歷史久遠、馳名中外的龜齡集、定坤丹,那是海外老華僑特別垂青的中藥,曾是山西人的驕傲,可現在市場份額又如何呢?生產這兩種產品的企業不知是抱著“沉默是金”還是抱殘守缺的心理,在市場大潮中無動于衷,在媒體上噤若寒蟬,眼睜睜地看著鹿龜酒和百消丹步步進逼,吞食市場。
  山西人怎么了?
  在令人頭暈目眩的對比和反差中,在歷史的輝煌與現實的落寂的交叉中,在撲朔迷離的現象與本質的重疊里,究竟該如何看待山西人呢?
  歐洲有一句著名諺語:性格決定命運。
  筆者認為,這句話既適用于個體,也適用于群體,如山西人。山西人是在特定的歷史進程中,在獨特的地理環境里,逐步形成自己特色鮮明的性格的。在與山西的同事和朋友四十余載交往以及觀察和思考后,在參與《山西通史》和《山西歷代紀事本末》這兩部大書的審稿過程中,在挑燈夜讀山西文人學士的作品時,筆者腦際愈來愈清晰地浮現出對山西人性格特征的看法:山西人性格具有外向開拓與內斂自守的兩重性。這種兩重性有時似影隨形,形影不離;有時若即若離,或隱或現。山西人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勝衰榮辱均與這種性格的兩重性有關連。
  你信不信?
  讓我們追溯歷史,探究地理,觀照現實,對比文學,對山西人的性格來一番探幽訪微,看能否找到答案?

  山西人性格的文學折射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俄國文學巨匠高爾基就曾說過,文學就是人學。是啊,文學是心靈的鏡子,性格的折射。
  筆者在夜讀山西籍作者的作品時,驀然發現山西人性格中外向開拓與內斂自守的兩重性,在文學作品中外化為豪爽開朗與細致入微的雙重性。而且這種雙重性往往出現在同一作者身上,有時甚至呈現在同一部作品中,你說奇怪不奇怪?
  首先來看詩歌。
  古人云:詩言志。詩歌是人的情感宣泄和志向表達的絕佳形式,也是性格的集中體現。
  山西人性格中豪爽與細致的雙重性,在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就依稀看到蹤影。《詩經》中收入了“魏風”多篇。當時的“魏”就在山西南部,“魏風”就是山西南部的民歌。 
  “魏風”中有兩首傳誦至今的名篇《伐檀》和《碩鼠》。前者以一名砍伐檀木的勞動者口吻,在“河水清且漣猗”的環境里,在伐檀的間歇,對“不稼不穡”、“不狩不獵”的奴隸主過著不勞而獲的奢侈生活提出了嚴厲責問和尖銳諷刺。責問表達了山西人敢怒敢言的豪爽之氣,諷刺則表現了山西人細致幽默之情,讀來十分傳神。后者則以一個飽受殘酷剝削,無法在原地生活的農民身份,傳達了要逃離當地另覓“樂土”的思想情緒。他把壓榨農民,吃他“黍”、“麥”、“苗”的奴隸主稱之為“碩鼠”,形象生動而深刻。這說明,山西人即使在艱難困頓的生存狀態下,既有強烈的反抗性,又有豐富的想像力,溶豪爽與細致為一體。
  南北朝時創作、收入《樂府詩集》的《敕勒歌》也是山西的產品。它以簡潔的手法和宏大的氣勢勾勒了山西北部天地的遼闊的草原的景色:“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在豪爽中仍不乏細致,如對牛羊狀況的描述。
  唐代,是中國詩歌的全盛時期,山西涌現了一大批名垂千古的大詩人。其中最能代表山西人性格雙重性的是王維。他既寫過氣勢雄渾、意境開闊的邊塞詩,如“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等,而他的山水田園詩秀美雋永,飄逸雅致,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這些詩句充分表露了山西人性格中委婉細致的一面。他的送別詩《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澠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把送別的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相思》是古今青年男女戀情的自白,傳誦至今。
  而另一批山西大詩人的詩作則更多地凸現了山西人性格中豪放的一面。如王之渙的《登鸛雀樓》詩云:“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翰的《涼州詞》有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些詩都是山西人深沉開闊胸懷的真情流露,令人振奮。
  晚唐詩詞名家溫庭筠的作品則表現山西人性格中的另一面:細致婉約。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情景交融,“意”“象”俱佳,十分細膩生動和清新自然。
  其次看看散文。
  古人云:文如其人。
  柳宗元,原籍河東(今山西永濟),世稱柳河東,是唐代的政治改革家,更是我國著名的文學大師。胸襟開闊,富于創新思維。政治上參與了打擊藩鎮和宦官擅權的“永貞革新”,文學上力反六朝以來空泛靡腐的駢體文風,倡導質樸剛健的古文運動。盡管累遭貶謫打擊,身心摧殘,壯年客死他鄉,但始終堅持自己洋溢著革新精神的政治和文學方面的主張。柳宗元的為人淋漓盡致地顯示了山西人的性格特征。一方面,艱辛坎坷的人生經歷并未消磨掉他的開拓創新精神,“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是他內心的自白,寫了《封建論》、《六逆論》、《天說》、《天對》等政論,闡發自己的政治信念;另一方面,他的詩“言婉而情深”,他的散文尤其是山水游記如《永州八記》曉暢俊逸,他的寓言如《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寓褒貶世事于幽默,是內容與形式完美統一的典范,有力地說明了他性格中有細致婉約的一面。
  再來說說戲劇。
  古人云:人生猶似舞臺,舞臺恰如人生。
  元代,出身解州(今山西運城)的關漢卿是中國古代最杰出的戲劇大師。他的性格也具有山西人豪放與細膩的兩重性特征。他自稱“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他最負盛名的代表作《竇娥冤》,通過描述一弱女子蒙冤屈死的事跡,表達了他慷慨悲歌、鞭撻現實的豪爽之氣。而他的散曲則細膩纏綿、委婉動人,如描寫情人餞行的《沉醉東風》:“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時間月缺花飛。手執著餞行杯,眼擱著別離淚。剛道聲保重將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萬里。”
  再來看看小說。
  今人云:小說是社會生活的映像和折射,其人物和情節不僅反映了創作者的審美情趣,而且也融入了其性格特征。
  誠如斯言。明初,太原人羅貫中創作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是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之一,他性格中豪放開朗與細膩生動的兩重性在小說中也得到了絕好體現。且看《三國演義》的卷首詞: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這首詞氣勢雄渾,內涵深刻,其思想穿透力是犀利而深入的,充分表達了他性格中豪放的一面。與此同時,他在書中對人和事的細節刻畫上卻又是細致入微,短小精悍,生動逼真,十分傳神,如蔣干盜書、草船借箭、失街亭、華容道等。

  山西人性格的歷史學解讀

  如果說文學僅是山西人心態和性格的映像和折射,而非歷史真實性的話。那么,讓我們透過歷史的塵霧,來探尋山西人性格兩重性的真實性吧。
  這些年來,由于山西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山西人形象不高,心緒不佳,心頭有形無形的壓抑感揮之不去。出差或旅游到首都,往往會出現這樣的場景:有些北京人揚起高昂的頭顱,以俯瞰的眼光,對山西人流露出愛理不理的模樣,讓山西人黯然傷神,不愿在北京多逗留。實際上你在街頭或單位里碰到的北京人,未必是地道的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恐怕是住在那些即將拆除的胡同里的老人或郊區的農民,新北京人大抵是這些年來陸續來自外省的,首都的特殊地位使他們中的一些人暈乎乎地籠罩在優越感的光環里缺乏自省精神,似乎他們個個比外省人高人一等。那么你去上海怎樣呢?常常會有這樣的鏡頭:這些年來錢包鼓起來的上海人衣著光鮮,氣宇軒昂,常用不屑一顧乃至懷疑的目光對外地人從頭到腳仔細打量一番,使“土氣”的山西人渾身不自在,甚至自慚形穢,連說話也結巴起來了。使山西人內心深處聊以自慰乃至自豪起來的是近年來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的一段話,那是關于中華文明史的一段妙語:近二十年的歷史看深圳,一百年的歷史看上海,一千年的歷史看北京,兩千年的歷史看陜西,而三千年歷史則必看山西!
  山西人為什么對這段話特別鐘愛呢?因為這段話客觀上為山西人長了臉、出了悶氣。但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看,任何懷舊心結,留戀過去的輝煌,向后看,是一種內斂自守的社會心態,而非開拓創新精神。這恰恰彰顯了山西人心態和性格中內斂自守的一面。不過,話又說回來,歷史上山西人性格中確是特別富于外向開拓精神的,內斂自守則居次要地位。歷史學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實際上,山西不僅是中國文明的主要發祥地之一和最早開發的省份之一,而且還是中國遠古人類生息繁衍之地。
  在人類進化史上,山西省的先民們胼手胝足,開拓創造,累綻異彩,可稱華夏文明的源頭。山西南部芮城縣西侯度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類遺址,經考古測定距今約180萬年,當時的西侯度人已學會打制石器和用火,邁出了人猿相揖別的第一步。襄汾縣的丁村遺址,發現了中國境內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是介于北京猿人與現代人之間的中間進化環節,具有現代黃種人的形體特征。丁村文化的遺跡綿延不絕并向四周輻射,開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國古文明的先河。可見山西是中國境內人類起源的重要地區,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彌足珍貴。
  公元前兩千多年前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即華夏文明的草創時期,山西南部地區有著許多生動傳說和考古遺址,正如以山西大學歷史系為主編纂的《山西歷代紀事本末》一書導言所說:“在中國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山西先民再一次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山西大部分時間里是中國北方經濟最繁榮、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山西人才輩出,群星閃耀,涌現出了一大批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山西人性格中外向開拓精神得到了很大的發揮,突出地表現在堅韌不拔的創業能力和海納百川的融合能力方面。
  在創業能力方面,山西人確是出類拔萃的,這充分體現在一些杰出的歷史人物身上。春秋戰國時,晉文公重耳歷經十九年顛沛流離的磨難,發奮圖強,銳意改革,擊敗了強鄰楚國,終成霸業。趙武靈王(雍)勇于破除漢族固有的思維模式和禮儀制度,學習北方游牧民族軍事上的長處,下令實行“胡服騎射”,不僅國力大增,而且推動了我國軍事技術的發展,標志著由車戰時代轉入騎戰時代。漢代,杰出軍事家衛青、霍去病先后相繼銜命征討騷擾中國西疆的匈奴,終于將匈奴趕至大漠以北,解除了近一個世紀對中國的威脅,開辟了通往西域的走廊,為中西方交流打開了門戶。三國時,蜀將關羽輔佐劉備,累建戰功,后經羅貫中所著《三國演義》的演繹和美化,那個紅臉膛的關公成了“武圣人”,形象栩栩如生,品格高尚無比,是中國民間盡人皆知的人物。人們贊譽他“精忠貫日,義氣參天”,好像“忠”、“義”成了他惟一的品格。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人普遍憎恨“奸”、“詐”。實際上,作為真實的歷史人物,他身上同樣具有山西人性格的兩面性,不過另一面不是細致,而是心胸不開闊,不諳韜略,無法理解蜀吳結盟共抗曹魏的意義,最后以悲劇告終。東晉時,法顯是一名高僧,也是杰出的翻譯家和旅行家,不僅歷盡艱辛、徒步萬里,游歷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印尼,還撰寫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游記《佛國記》,極大地開闊了古代中國人的地理視野,傳譯了大量佛典,促進了中印兩大文明古國的文化交流,融開拓創新與縝密細致于一身。唐代,原籍山西文水的武則天,以大無畏精神沖破以男權為中心的封建體制,成為中國歷史上惟一的女皇。她不計門第,廣延人才,整頓吏治,開發和鞏固西北邊疆,打通了一度中斷的通向中亞的商道。她的性格也有雙重性,也干過一些蠢事和壞事,可謂瑕瑜互見,但瑕不掩瑜,是有其歷史功績的。宋代,司馬光作為中國古代的史學大師,他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相映成輝,是歷代最高統治者案頭必備的“資治”手冊,但他較為保守的思想傾向對中國社會發展有一定負面影響。明末清初,傅山是一位著名的學術大師和醫學家,他不愿到清廷作官,表現出了“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他在學術上一直追蹤當時的進步思潮,但他的歷史觀卻有狹隘民族主義的傾向。清初,于成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曾任兩江總督,他頗具山西人的性格特點,一方面富于開拓精神,剛直不阿,敢于為民作主,整頓吏治,解決懸案冤案;另一方面清廉自守,病逝后人們在他居室里看到的只是“故衣破靴,外無長物”。他作為“清官”形象前些年因電視劇的攝制而聲名遠播。清代后期,徐繼畬是中國近代的一位啟蒙思想家,是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也是鴉片戰爭后向西方學習的先驅者之一。他曾多年在福建、廣東任高級地方官,悉心研究“洋務”及國際形勢,同治年間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及總理同文館事務大臣,是當時中國難得熟悉外務的有識之士。他所著的《瀛寰志略》十卷是鴉片戰爭后繼魏源《海國圖志》后又一部介紹世界地理和各國概況的名著,更主要的是這部書開了最早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的先河。他在書中有兩段評論華盛頓和美國立國宗旨的妙文,稱華盛頓“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XX(此二字相同,左偏旁為馬,右偏旁為侵略的侵的右半部分)乎三代之遺意,可不謂人杰矣哉!”又說“米利堅合眾國,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奇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稱首哉!“在君主專制的嚴酷年代,他敢于稱贊西方民主制度,不惟別具卓識,且膽略尤有過人之處,充分展示了山西人外向開拓的性格。美國人也認識到徐繼畬獨具慧眼,同意將鐫刻這兩段話的漢字石碑砌于華盛頓紀念塔內。徐繼畬性格中除外向開拓一面外,也有內斂自守的一面,他為人言詞樸訥,清正廉潔,堪稱山西人人格完美之典范。
  如果說前面列舉的歷史人物僅是體現山西人開拓進取精神杰出的個體代表的話,那么,作為群體的普通山西人不畏艱險、外向創業的精神更是值得稱道的,這里涉及到山西歷史上兩個獨特的社會現象。其一,中國人從總體上說作為定居的農業民族,歷來有“安土重遷”的思想傾向,即留戀故土不愿遷徙。但山西人卻打破常規,歷史上發生過人口大規模外遷的現象,尤其是明初,著名的洪洞大槐樹下曾集結過一批又一批外遷的山西移民,他們舉家老小從這里出發流散全國各地,另覓生計,直至福建和兩廣,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勇敢地踏上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征途,其情其景令人感佩,這不是山西人性格中外向開拓精神的突出表現嗎?其二,在地瘠民貧的晉西北,久遠以來青壯年男子就有名日“出口”的習俗,“口”指張家口,即出張家口到內外蒙古或更遠的地方尋找生活出路,打工掙錢以養家糊口乃至企望發家致富,他們是名符其實的古代“打工仔”,而且往往一走多年,緲無音信,生死難卜。悲涼的“走西口”小調由此應運而生,不脛而走,流傳千古。它既反映了離別與思念之情,更寄托了對美好生活的憧憬與期盼之意。應該說,“出口”固然是迫于生計的無奈選擇,但說到底,“走西口”也是山西人堅韌不拔的創業精神的一種體現。
  山西人性格中外向開拓精神另一閃光點是融合能力。山西中北部歷來處于漢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交匯的地帶。周初至春秋戰國時期,山西人與戎狄比鄰而居,盡管有紛爭,但更多的是融合,正是在各民族融合中,晉國由彈丸小國發展成為霸業大國。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羯等族紛紛南遷,與漢族政權不斷發生碰撞和紛爭,在山西人的參與和支持下,這些民族在山西境內建立起許多地方政權,最后由北魏統一北方,結束了“五胡十六國”的混亂局面。黃土漠漠,喊聲陣陣,金戈鐵馬,來回征戰,最后復歸于沉寂,許多民族湮沒于歷史的塵埃之中,只剩下了融合各民族于血液中的山西人。這樣,山西再一次扮演了民族融合基地的角色。馳名于世的大同云崗石窟就是北魏時開鑿的,融印度文化、希臘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于一體,是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交融的杰作。五代十國和宋遼金元時期,前后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山西境內頻繁征戰和統治,除了使山西社會經濟遭到許多破壞外,還有建設的一面。大同的上下華嚴寺、應縣木塔正是在這一時期興建的,這些至今保存完好的建筑氣勢恢宏、結構精巧,是我國境內僅存的古建筑瑰寶,其雕刻、繪畫、刻印經書均系中華文明的歷史見證。還有,受這些民族慷慨高歌風尚的感染,山西也成了元雜劇創作與演出的發祥地,元雜劇首席名家關漢卿正借此脫穎而出。更值得指出的是,正如《山西歷代紀事本末》導言所說:這些民族在山西境內已逐步漢化,逐鹿中原時已形成了中華一體觀念,“打的是華夷同祖的旗號,用的是炎黃子孫的身份,宣揚的是胡漢一家的理論。”他們與日本、波斯(今伊朗)、大食(羅馬帝國)交往時,往往以中國自居,故此,至今俄羅斯人以及中亞一些國家仍把中國稱作“契丹”。由此可知,山西人的民族融合能力是值得贊賞的,是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一大貢獻。

  山西人性格的地理學詮釋

  山西人心態和性格中具有外向開拓與內斂自守的兩重性,這種兩重性與山西獨特的地理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連。讓我們從地理學的角度追根溯源,探尋山西人性格形成的軌跡吧。
  清代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與筆者同樣是江南人氏的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第39卷中,對山西險要的山川地理形勢有精彩的描述。他說山西東有太行山為之屏障,西則黃河為之襟帶,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南則……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為門戶。所以他得出結論說:“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山西境內確實關隘棋布,嶺渡星羅,進可攻,退可守,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背倚西北高原群山,俯瞰東南廣闊平原,山西成為由北部邊疆地區通向中原腹地的必經之路,故歷史上凡是在開封、洛陽、西安、北京建都的朝代,都視山西為其政權的天然屏障,無一例外派重兵駐守。故此,有利時走出大山,外向謀求發展,不利時退守雄關險隘,以求自保,進退有據,伸屈自如,山西成了大大小小王朝的起家之地。春秋時,晉國以山西為基地向四周擴展而成霸業,隋末李淵李世民父子從太原起兵直取長安而建立大唐,北齊高歡、后唐李存勖、后晉石敬瑭、后漢劉知遠皆從太原起家而建立起割據的小朝廷。宋初,太祖趙匡胤及其弟太宗趙光義數次御駕親征,幾經周折,才掃平了后漢地方割據政權,完成了國家統一。到了現代,閻錫山在向外發展、爭奪北洋政府領導權受挫后,退守山西。以“窄軌”和“村本政治”為標志,以軍權為基礎,以自辦工廠和礦山為依托,獨樹一幟,經濟上自給自足,政治上自成體系,思想上自我封閉,成為當時的“國中之國”,在民國軍閥中地位最牢,維持地方統治時間最長。
  正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在獨特的地理環境下,逐步形成了山西人外向開拓與內斂自守這種兩重性的思維定勢。這不僅表現在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而且也表現在山西商人的心態上。
  山西人歷來就有經商的天才,其外向開拓精神是外省人難于望其項背的。誠如喬志強先生在其主編的《山西通史》一書緒論中所言:“山西自古有經商和貿易的傳統。從先秦起山西商人就足跡遍天下,戰國時代的段干木就是太原豪商。到了漢代山西已與西方的古羅馬帝國有了貿易往來。自唐宋迄至明清,長城內外的商業大都有山西商人進行,明代晉商成為與安徽的徽商相匹敵的最大的兩個商幫,至清又大盛。清朝鹽的販賣幾乎由山西商人一手包攬,而當時清政府的鹽稅收入占全國稅收的一半。”喬先生還提到,“山西的票號自清中葉之后執中國金融之牛耳。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日升昌,在道光初誕生在山西晉中,自那以后,山西的票號不僅遍布國內市場,而且逐漸伸向日本、俄國、朝鮮、新加坡等國際金融市場,時稱‘匯通天下’”。中國歷來為人們所注目的是宦海仕途,而清代山西的民情風尚卻是重商輕官。”這就是說,山西商人豁達開放的心態影響乃至重塑了山西人的社會心態,可見其改造社會力量之巨,也說明了山西人是何等的大氣,其思想認識具有超前性,已有了商業社會的萌芽。我們知道,明清兩代是中國社會劇烈動蕩的時期,內憂外患不斷,在頗為惡劣的社會環境里,晉商能在經濟和金融兩個領域執中國之牛耳,保持事業輝煌近五百年,可見其膽識、 
  魄力、戰略頭腦等外向開拓精神是何等值得稱道。與此同時,晉商又把內務,用現代商業術語來說就是內部的經營管理處理得井然有序,職責分明,可見他們性格中還有細致精明的一面,充分顯示了山西人性格的兩重性。
  從社會心理學作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晉商內心深處仍受地理環境所形成的社會心態的局限,當然還有中國傳統文化形態的羈絆,那就是“葉落歸根”、“衣錦還鄉”。盡管他們闖蕩天下,流寓四方,甚至把經商的觸角延伸到國外,“外邊的世界很精彩”,但他們終究還是把外邊當做過路的驛站,戀鄉情緒濃得化不開,“根”必須留在故鄉,經營的總部仍設在平遙、太谷、祁縣、榆次諸縣不起眼的街道上,宅院則建在原籍的土地上。于是,有了改革開放以來才突然為人們發現和稱道的喬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這些神秘而令人產生發訪幽探微興趣的大院形成了中國北方民居首屈一指的“大院文化”。隨便到哪座大院走走,一定重檐疊院,氣勢宏大,頗有“一入侯門深如海”的感覺,比較起來北京胡同里死板的四合院顯得過于淺顯,江南靈秀的園林則顯得過于局促,它也有異于筆者曾觀光過的歐洲中世紀城堡,大院的建筑布局則更為深沉。但以山西商人為主修建的大院畢竟是封閉型的,它悄無聲息地暴露了山西商人心靈深處內斂自守的隱秘!總之,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里,歷史上的山西人奮起抗爭,幾多盛衰榮辱,幾番跌宕起伏,在這片黃土地上演出了無數或威武雄壯或慷慨悲歌的悲喜劇。
  往事如煙,世事滄桑。
  當代山西人的性格是否繼承和發揚了前人那種外向開拓與內斂自守的兩重性了呢?應該說,這種山西人的性格特征已浸潤在靈魂里,融化在血液中,藏匿在思維內,折射在行事方式上,但它卻是一把雙刃劍,運用得當就可成為當代山西人重整旗鼓、再鑄輝煌的精神財富,運用不好則有可能幻化為逡巡徘徊、裹足不前的思想枷鎖。
  是否該對前些年山西的發展進行一些反思呢?
  如果說,在建國后的計劃經濟年代,全國一盤棋,一切聽中央安排,基于資源優勢,山西成了集煤炭、電力、冶金、機械、化工、軍工等國家重工業基地,那么這是無可厚非的事。但是,在改革開放年代,在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各省都審時度勢,各擇優勢發展自己,形成了千帆競發的局面,而山西人卻似乎仍未找準發揮自己外向開拓精神的切入點和突破口,卻突顯了自己性格中內斂自守的一面。前些年把山西發展的重點仍按歷史的慣性,定位在挖煤、輸電……這是以消耗資源為代價的“資源自守型”經濟,是缺乏創新的老式工業化道路,而非知識創新的新型現代化發展模式,其結果是增長動力明顯不足。究其原因當然是十分復雜的,涉及歷史和現實的方方面面。但筆者認為,其中有一點是不能忽視的,那就是山西人思想上未能趕上第一波思想解放浪潮。回想當全國掀起真理標準大討論時,山西上下內斂自守作壁上觀,不置一詞,鴉雀無聲,噤若寒蟬,滴水不沾,眼睜睜地看著思想解放浪潮在身邊涌過而失之交臂。思想上的遲滯必然導致行動上的遲疑,山西不僅改革開放力度不夠,更主要的未能根據自身的特點用足用好國家的相關政策加速發展自己,從而逐步拉開了與周邊省份的發展差距。山西人左顧右盼,終于進行了反思,利用鏈接東西部地區的樞紐優勢和資源優勢,近年來大力抓了產業結構調整,著力發展新興產業。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唐太宗李世民,這位“太原公子”出身的政治家曾說過:“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山西該如何抓住機遇、發展自己、重鑄輝煌呢?筆者管見,還是應從歷史的輝煌與現實的落寂的強烈反差中總結經驗教訓,還是應從山西人性格雙重性中尋究根本原因。
  ——是山西人性格中外向開拓的一面在過去年代里由于過度損耗而衰竭了呢?
  ——是山西人性格中內斂自守的一面轉化為封閉與保守而適應不了時代變遷呢?
  ——是山西人正在積聚勢能,尋找目標,準備以雷霆萬鈞之力噴薄而出?
  ——是山西人尚未找準舒展抱負、重新創業的切入點和突破口?
  山西人過去和現在的一切是山西人性格的使然?
  是到了山西人深長思之并斷然作出回答的時候了!

本文作者:程人乾,轉自《山西文學》

太原道制作 http://www.avxswc.live (  2004-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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