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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的山西

  如果能用一個字概括山西的話,那這個字必定就是“醇”了,醇美的建筑,醇香的神話,醇厚的民風,醇化的戲曲,醇和的酒香……

  在離開山西的無數個日子里,腦海中總是回放著那些歷史的片段:
  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堯舜禪讓,稷播百谷、倉頡造字,中國古代神話、傳說遺跡遍布山西。
  一個家族自漢至隋唐,千年不衰,出現了59位宰相,59位大將軍,14位中書侍郎,8位皇后及王妃,21位駙馬,這個家族姓裴,在山西。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王勃,“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的王之渙,“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的王昌齡,“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王翰都生長在同一片土地,山西。
  唐時有兩位出色的女性,一位奠定了開元盛世的基礎,一位導致了開元盛世的終結,這兩位女性是則天武后和貴妃玉環,她們出生在山西。
  在蒙古、印度、日本、俄羅斯、新加坡、阿拉伯國家的市場上留下了“西幫”人的足跡。中國最早的票號業務輻射其間,而總部卻是一個個深宅老院,這些老院在山西。
  中國有座保存完好的古城叫平遙古城,在山西。
  中國唯一一座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共存的佛教圣地五臺山,他的地點在山西。
  衛青、霍去病、薛仁貴、關云長出生在山西。
  荀況、柳宗元、羅貫中、王羲之出生在山西。
  司馬光、白居易、呂布、貂禪在山西。
  說不盡的山西事,道不盡的山西情,山西的背后深藏著一筆厚重的財富。
  如果說山東的古跡都進了博物館的話,那么山西的古跡都遺落在了民間;如果說陜西的文物都埋藏在地下的話,那么山西的文物都散駐在了地上。在山西,歷史與現在遙相呼應,只要抬眼就可以矚望,伸手就可以觸摸,側耳就可以傾聽。

  一、憂郁的旋律

  山西給人最強烈的感受是節奏與旋律。
  閻錫山運兵的火車一進娘子關,車輪就變成了“喝醋、喝醋、喝醋………”,我是從這句調侃山西人習俗開始接觸那獨具特色的節奏感的,應該說山西的節奏并不快,卻極有力度,一招一勢從容穩健。好比流行于三晉大地的威風鑼鼓。
  威風鑼鼓是一種打擊樂。傳說這種鑼鼓的形式始于四千多年前的堯舜時代,堯王有兩個女兒,名叫娥皇和女英,堯將女兒許配給舜,以后兩個女兒便以萬安村為婆家,以羊獬村為娘家,每年農歷四月初八,娥皇、女英回娘家時,萬安村的村民要敲鑼打鼓送行,回來時羊獬村的村民要敲鑼打鼓送回,你來我往,以示威風,經過幾千年的世代相傳,威風鑼鼓形成了特有的節奏和氣韻,大的鑼鼓隊上百人齊奏,地動山搖,氣吞云夢。
  這種節奏造就了山西人穩健有力的性格。當然,還有喜歡熱鬧和講究排場的習慣。

  山西,就象一部元曲。
  在元曲四大家中,有三個出生在山西,以解州的關漢卿為最,那時山西差不多是全國戲曲藝術的中心,今天的晉南地區仍保留著許多元代的戲臺。從元曲發展到梆子戲,再到晉劇,山西戲曲優美的唱腔、豐富的板式和開闊的音域,回環跌宕,而名伶們一付水袖,萬般深情,幽咽凄婉,直把個人間世態表演的酣暢淋漓。
  元時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說,對知識分子是極端的蔑視,“學而優則仕”的路走不通了,對前朝的留戀,對現世的不滿,走投無路、報國無門的知識分子尋找著精神的寄托。他們懶于染指于唐詩宋詞,無心于風花雪月,他們走進瓦舍勾欄,把法制之夢、團圓之夢、緬懷之夢,滿腔的憂郁、憤懣和心底翻滾的激情訴于筆端,盡情縱橫地揮灑,竇娥三樁荒誕離奇的誓愿:六月飛雪,大旱三年,一腔血濺白練。是一個女子的悲憤,更是一代知識分子對時代的吶喊。

  夏時山西有了石磬,春秋有了甬鐘、編鐘,而在更早的新石器時代就有了陶塤,太原義井和萬榮出土的陶塤大都有五千年的歷史,呈卵形,有一或二孔。不知為什么,當聽到這個“塤”字的時候,突然對山西有了一種強烈的感應,塤差不多是山西最早的樂器了,而我對塤的理解一直都很單一,這是一個十分簡單的樂器,他的吹奏場合和時間都應該是特定的,他只適合于夜晚,適合于月夜或星空,適合于孤獨者,適合于懷念者,適合在空曠的野外,適合在荒草叢生的深秋時節。而他要表現的情感只有一種,那就是憂郁。于是我開始嘗試著理解山西人那威風的節奏后面掩蓋著的對生活無奈和憂郁的旋律。
  這種憂郁在民歌《走西口》中得到了宣泄。
  民歌是大眾化通俗化貧民化的,山西民歌淵源流長,春秋時期就有了很高的成就,《詩經》中收集的“唐風”、“魏風”十九篇,極負盛名的《伐檀》《碩鼠》就是山西民歌。
  在山西,不同的地區的民歌有著不同的風格,晉中地區生活豐實、商賈流行,曲調溫婉、靈秀。晉北呂梁山區一帶的民歌高亢、跳躍、晾開嗓子吼去,那股穿透力金屬一般,頓覺酣暢。而那曲《走西口》決不僅僅是一首歌,他是一段歷史,一段關于山西人闖蕩世界的情感自白。清咸豐年間的晉西北河曲一帶常年遭受自然災害,丈夫遠走塞外,一步一回頭,年輕的妻子依依不舍,如泣如訴,肝腸欲斷。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苦在心頭
  這一去要多少時候
  盼你也要白了頭
  ………
  《走西口》猶如一幅生離死別的圖畫定格在了人們的記憶中,怎么也揮之不去,他牽動著你的神經、你的情感和你無以擺脫的血緣,那走在最前面的或混同在人群中的那一對或許就是你的祖輩。
  這支走西口的隊伍最終演化成一個群體,并逐步形成了一道靚麗的文化風景駐足在山西的歷史間,這個群體就是晉商。

  二、晉商獨風流

  第一次接觸晉商文化是在安徽的西遞,只一句話:北有晉商,南有徽商。
  這個瞬間閃過的信息磁鐵般吸引了我的神經,能夠與徽商并駕齊驅的那一群人是在怎樣的狀態下成就一番驚人事業的?當一堆數字擺在面前的時候,我認定晉商無論在財富的聚集、處世的氣度、時世的把握和經商的觀念上都遠遠勝于徽商。
  山西人最失敗的事情是在明清兩代全國十八個省的科舉考場上,竟無一人得過狀元,但是這種一塌糊涂令后人汗顏的山西人在生意場上不僅挽回的面子,還做出了成績。
  晉中一帶的老人們常教兒孫一首歌謠:咚咚喳,娶來了,俺的女兒不嫁了,不嫁你那掏糞的,不嫁你那砍地的,俺要嫁的是字號里的掌柜的。在這種利益的熏陶和教育下,十四、五歲的男孩就進字號學習生意了。雍正年間有上書:“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移入貿易一途。”雍正接受了這個事實,為山西的社會地位重新排了順序,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
  晉商不以經商為恥的觀念顯然比徽商進了一步,敢于重利,以商為正,這種觀念的先行向中國傳統文化發出了挑戰的訊息,也是晉商最終把徽商甩掉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于晉商的成就最有力的說明是數據:
  明代以來山西長治、晉城是全國三大絲織專業區之一,絲織業帶動了染坊和顏料業。
  嘉慶二十四年在京城的平遙顏料商計有三十六家。
  中國第一家票號誕生于道光三年,地點在山西平遙。
  光緒三十二年平遙共有票號二十二家,形成一股強大的票號勢力,人稱“平遙幫”。
  從道光三年至光緒三十二年全國共有分號四百多個,其中在日本、新加坡、蒙古、俄羅斯香港等地也有分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金融網絡,西方人稱“票號”為“Shan Xi Bank”。
  中國票號最早在平遙創立,是晉商的創造發明。清道光三年,雷履泰與東家商量,將顏料莊改為專營匯兌的票號,從那天起整個國家的的貨幣清算開始走向匯兌清算為主的時代。晉商們深邃的目光,誠信為本的商德,加上認真嚴格的管理給山西人創造了億萬兩白銀收入,使山西成為當時全國的首富。票號的發展還帶動了其他產業,中藥業、棉織業、古玩業和綢布煙茶貿易也擴展至大江南北,在俄羅斯的恰克圖,曾經有中俄貿易市場,在蒙古烏蘭巴托,有晉商十二家,山西商人一千多。

  “在中國戲劇史上,元曲一直居中——繁華與平淡之間,雅俗之間,他在自己追求的目標上達到了頂點,就象一個有境界的人,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一個見好就收的人。”(《余韻》張愛華)
  山西就是這樣一個和藹可親的、見好就收的人,他不意氣不炫耀,能夠充分把握自己把握命運,他游刃于繁華與平淡之間,高雅與通俗之間,他把自己放在一個適中的界面上,中庸地把握著事物的尺度,合理地貫徹著自己的原則。
  山西人經商有一種“大商人心態”。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借方生意賠了,無法償還的時候,只要到對方老板家磕個頭,說明困境,對方老板手一揮,上萬兩白銀就一筆勾銷了。這便是晉商的遠見,不計眼前小利,還有的老板為照顧欠債人的自尊,象征性地要一把斧子、一個籮筐,哈哈一笑了之。從那笑聲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晉商的胸懷和氣量,感受到了晉商所獨具的“大商人心態”。
  晉商的另一個特點是群體意識很強,晉商中找不出一、二個代言人,他留下的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而這個群體有著共同的理財觀念、價值觀念、商業傳統和行為習慣,并形成了一股力量,成為了晉人性格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看到一張舊照片,是解放前山西商人在大同九龍壁前的合影。九龍騰越的背景襯托出晉人敢于走遍天下的勇氣,而挺拔、不依不靠、不卑不亢的站姿又折射出晉人自信、坦然和獨立的人格品性。
  “海內最富”的山西人,叱咤風云,商場得意,把全國散落的白銀聚集到了一條小小的地帶,平遙—太谷—祁縣。
  八國聯軍進京時,西太后倉皇西逃,一路沒帶多少盤纏,不得已令山西巡撫前去籌措,因大清局勢岌岌可危,許多人紛紛退縮,而大德恒票號二十五歲的賈繼英一口承諾,獨自籌措三十萬兩銀子,氣魄之大,在各號掌柜之上。在答應了三十萬兩銀子的時候,賈繼英又跟了一句話:“太后西行時若有稅賦收入,還請允許大德恒經營”。
  太后恩準。
  太后在西安一住就是一年,大德恒儼然成了大清朝廷的臨時府庫,那借出的三十萬兩銀子換回的賦稅業務的收入使得大德恒痛痛快快地賺了一筆,而二十五歲的賈繼英也因那股才氣和魄力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任官辦銀行“大清銀行”行長。
  這里另有一則小故事。說孔祥熙當年十分愛慕宋氏大小姐藹齡,盡管孔祥熙早年留英,但身上一股的土氣始終讓宋氏大小姐左右為難,但是當她到達太谷,被十六抬大轎抬著經過太谷的街面的時候她就異常堅定地為自己的終身大事下定了決心,她十分清醒地看到了在他身邊這個有著圓圓的臉盤,看似并不聰穎的帶著土氣和農民氣息的人卻是富貴的象征,而事實是孔祥熙日后真的成了一步步執掌全國財政大權的金融巨頭。

  三、古城與民居

  探訪、追思、發現。
  山西人濃厚的鄉土情結背后深藏著的是中國博大的歷史文化。而這些文化在山西的建筑中得到了完美的闡釋。
  平遙古城依據傳統的“禮制”規劃而建,反映了明清時期漢文化的特色。古城方三里,這是以古代城市的登記與規模大小均有國家典章的“禮”序為標準的,國度九里,州府七里,平遙一縣城,只得個三里,雖小卻合乎禮序等級。
  在布局上平遙古城也體現了“辨證方位”的思想,儒家經典《周禮》有“惟王建國,辨證方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一說,大至整個古城,小至四合院,無不追求“人、天地、建筑”之間的和諧,即“天人合一”的思想。縣衙面南背北,分左、中、右三路,院落重重,中軸強烈,氣勢莊重,這種以縣衙署為中心,延伸中軸線,用以烘托禮制等級氣勢的規則具有強烈的北方建筑的代表性。
  在南大街左有城隍廟、文廟、魁星樓、清虛觀,右有縣衙署、關帝廟、集福寺,一樣也是按照“禮”制中“左文右武”的布局程式。而由黃色和綠色琉璃瓦鋪頂的衙門、寺廟等建筑在大片青堂瓦舍的民居和店鋪的襯托下,形成了強烈的色彩對比,更加顯現了“禮”制的尊嚴。

  重善輕美,重觀念、輕形式,認為無思想性、無目的性的形式是不美的。那些關于數據、比例、尺寸的因素被納入等級、倫理的范疇中。“數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處于九。”這些數字被賦予了濃厚的感情色彩,“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成了山西民居建筑所遵循的基本規則。
  晉商古民宅“匯江南河北之大成”,建筑學家說晉商古宅無論從造型設計、布局結構、還是其金木石刻、磚雕繪畫等綜合性建筑水平,都堪稱我國明清宅居建筑之典范。
  山西民居不似安徽民居那般地曲徑通幽,精巧婉轉,卻規范氣勢,無論喬家大院王家大院都是規模宏大,結構精致,雕木刻石,畫柱繪梁,給人一種富麗堂皇財勢赫赫的感覺。而薄霧中的喬家大院精湛的建筑規模與傳奇的人物經歷相互映襯,相互說明。
  光緒年間,喬家開設的兩大票號正活躍在全國各地,資本雄厚,買賣興隆,左宗棠任陜甘總督兼新疆督辦,所需軍費全由喬家票號存取匯兌,而當時左宗棠平定西北,設防俄國,軍費巨大,借支透支是常事,一次左宗棠繞道拜訪喬家,一見面左宗棠便:亮大哥,久仰了。一個亮大哥拉近了與喬家的距離,此時喬家剛修完院落,左宗棠即興揮毫,寫就對聯一幅:損人欲以復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橫批:履和。此時的左宗棠雖身居顯赫,卻樸素務實、平易近人,身為武將又不失君子儒雅之氣,與喬家的家風規矩相得益彰。還有一幅對聯為李鴻章所贈,喬家為此花費了十萬兩白銀,當時李鴻章積極組建北洋艦隊,四處募捐酬款,喬家兩大票號正值極盛時期,便慨然允諾,獨家出資十萬兩白銀給李鴻章的北洋水師購買了一艘軍艦。高興之極的李鴻章欣然提筆:子孫賢,族將大;兄弟睦,家之肥。這一聯被制于銅板之上,贈于喬家。兩幅對聯的故事為單一的建筑增添了幾多人文色彩。

  走在古城的街面,看著路邊自在閑散的平遙人,偶爾走入一平遙人家,望著那嚴謹的住宅形式,看著軸線明確、左右對稱的房屋,木欞花格的門窗,用搓板洗衣的少婦,忽地想起王其鈞在《老房子》里的一段話:古城如酒,愈陳愈醇。現在我們看到的深幽的巷道,破舊的房屋,以及老人們坐在路邊聊天,構成一楨古老的市井生活圖卷。這種生活節奏是舒緩的,他們的理想是道家的“無為而無不為”中的“無為”。這種悠閑的生活正如老子所說:“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也正是這種悠閑的生活情趣,才使古城產生雋永凝練,含蓄深沉的濃郁氣氛。

  四、山西的困惑

  撫今追昔,世事滄桑。山西由富裕走向了貧窮。
  太行、呂梁象兩面屏風檔住了山西人的去向,守住自己的一畝二分地成了現代山西人一個共同的生活準則。當閻錫山特制了與眾不同的鐵路軌道的時候許多山西人紛紛贊譽這片獨立王國的自立精神,但是他又分明預示著一種離棄,一種對社會大環境的自我放棄。

  在有感于山西“大商人心態”的時候,無意中讀出了一份困惑。那就是最大的票號日升昌首任總經理雷履泰與二掌柜毛鴻翙之間在發生矛盾后雙方的態度,毛為自己的四個孫子起名履泰、履祥、履延、履恭,而雷履泰也以同等的方式回敬了毛。這種以對方名字為自己孫輩起名的方法在恪守禮儀、重視傳統的山西顯然是對自己最大的侮辱。而這種做法與所謂的“大商人心態“是那樣的格格不入,他背離了晉商一貫的做人準則。令人困惑的是它就發生在票號的鼻祖人物雷履泰身上。
  這是一個特例,不具普遍性。但卻是一種劣根性。

  在山西最貧困的時期我們認識了大寨。
  陳永貴已經成為一個標識永遠地粘貼在中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日志上了,他是一個政治人物,準確的說他應該是一個農民,一個貧苦山區改天換地的農民,他身上有著太多中國農民的特征,勤勞、樸實、忠心,他身上有著那個時代太多的精神力量,戰天斗地,人定勝天,經大寨人改造的的海棉梯田,至今都是中國北方梯田的一個經典。
  但是,因為超符合體力的付出,當年大部分參加修筑梯田的人都患有各種疾病,不能繼續勞作,他們每天坐在大寨的門口,享受著新世紀和煦的陽光和每月60員的補助,剩下的只有回憶了,但是無論他們付出的是多么的巨大而得到的是多么的稀少,他們都不去漫罵,不去憎恨,這種對過去平和的心態也是山西人特征的一個組成部分。
  大寨需要退耕還林,上好的梯田不久就會變成一片林海,青春已逝的大寨人是否感到困惑,想問一個為什么?
  陳永貴是悲哀的,他是個農民,僅僅只是個農民。而歷史卻和他開了一個玩笑。
  大寨是悲哀的,它是個村莊,僅僅只是個村莊。卻要承受著時代的戲弄,背負著歷史的嘲笑。
  馬烽曾有一篇文章《與陳永貴的三次喝酒》,講到陳永貴在喝酒時心情沉重,猛然對馬烽說:“這金碗碎了,分量還在!”。
  我想他指的是一種精神,一種關于他個人的精神,關于大寨的精神,關于山西的精神。對這種精神我們應該相信。

  一個朋友告訴我歐亞大路橋在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的交界處要等十多個小時火車才能通行,原因是中國鐵路軌道窄于別國。
  中國的山西已經拆除了窄鐵軌,而世界的中國依然如故……。

摘自故鄉網,本文作者:木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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