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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把有文化素養的商人稱為儒商,明清山西商人中有不少受過嚴格的傳統文化教育,具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從而對經商活動產生了很大影響,并形成了他們的新文化觀。

一、儒賈相通觀

    對于儒和賈,明清社會上的一般看法是“儒為名高,賈為厚利”,認為儒、賈追求目標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卻提出了儒賈相通觀,他們認為行賈也可習儒,儒可賈,賈可仕,仕可不失賈業。例如,明代蒲州商人王瑤,就是“行貨而教義,轉輸積而手不離簡冊”。明代蒲州商人楊光博,“生而秀慧,有立志,幼治《周易》,日夜考考,用心甚苦,以家累不獲卒業,然志在是也,雖挾資遠游,所至必以篇簡自隨,遇賢嘉言則手錄之,久久成帙,題之曰《日用錄》。”蒲州商人韓玻“尤好觀古今書籍,故雖牽車服賈,能以心計通貨賄而擅其盈,然必以義施,以廉受”。蒲州人沈邦良“幼知學,進取甚銳,后以家務服賈,……放南帆揚越,西歷關隴,乘時廢居用,能拓產殖家,而所至必攜《小學通鑒》,時誦習之,遇事輒有援證。工楷書,喜為近體詩,盈于囊篋,其嗜好然也”。清代蒲州人薛英賢“鬻煙紙于市,夜輒苦讀”。還有一位明代代州商人楊近泉,“獨喜與士人游,更相過從,上下議論,其所厚善,至為具筆札費,后多舉科第、仕顯宦者。于是江淮數千里間,皆籍籍重翁名。無敢以賈目翁矣。一日部使者視鹽莢,有所咨問,諸賈人咸蓄縮不能應,翁前畫便宜占對如響,諸賈人自謂不及翁才,因共推翁為鹽莢祭酒”。蒲州鹽商展玉泉,捐數百金,得投歸德商邱驛丞,對經營之淪鹽,命其子掌之。臨行時,高興地對其子說:“我仕矣,得間或視汝。”展玉泉雖然花錢買了個小小驛丞,但受到了同業者的羨慕,他們“榮其貴而能仕,仕而不失其世業”。河津賈人史記言,“尋至運城,為諸生所辱,歸始發憤讀書”,后竟然科舉中萬歷年戊戌進士,知河南濟源縣。此后,山西商人還在河東鹽池為其子弟設立了運學,在兩淮鹽區其子弟獨有商籍,而徽商無。



二、義利相通觀

    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講的一種道德規范,也是禁約人們行為的準則。孟子說:“義,人之正路也。”荀子說:“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奸者也。”明清山西商人講究見利思義,不發不義之財。“仁中取利真君子,義內求財大丈夫”,義利相濟相通。明代山西蒲州商人王文顯說:“夫商與土,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放雖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各守其業,天之鑒也。”在義利相通觀的影響下,先義后利,以義制利,作為商人經營的哲學基礎,成為商人精神價值觀的核心。所以在山西商人會館中突出地崇祀關羽,其原因不僅是因為關羽是山西同鄉,更重要的是因為關羽以義氣為重。敬奉關羽,把關羽作為義利觀的精神偶象。著名皇商介休人范硫賓頗重義氣,康熙時官辦銅鉛,有王某者虧帑83萬銀兩,既死,范氏則代王某“按期加額賠補”。在義利相通觀的影響下,誠信戒欺,重視商譽,則成為山西商人的商業道德觀。義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誠”與“不欺”,盡管“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機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誠信不欺的商人仍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與遼左通貨財,久著信義”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來當上皇商,并由此獲得厚利。誠信不欺,以誠信重義作為商人處世立業之道。“誠召天下客,義納八方財”,可謂山西商人精神價值觀的體現。



三、謀略競爭觀

    義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價值觀,也是經營管理哲學。但商品市場存在著激烈的競爭,“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深謀略,通權變,作為商場上的競爭之道,體現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觀的又一個特色。明人張四維說:“蒲俗,善賈者必相時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業有不終身(生)變老,有不終歲變者,其有一業不變而世守之者。”如前述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始亦以居貨走四方,而中負隱隱與眾不類。青滄者故太公管仲之鹽莢之區,陶朱公據以累致干金者也。國家亦有榷務存焉,法弊利雍。諸賈過,不以正目視之。公獨曰:此可居也。遂相地制宜,審時觀變,究覽鹺政,……人所棄我則取之,人所去我則就之,而公之業益饒”。



四、修身正己現

    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培養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自我修養為前提。“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這就是說,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備擔當治國、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質要求。關于這些基本素質的標準,孟子主張“仁義禮智信”,兵家對為將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嚴”,《三略》概括為“道、德、義、仁、禮”。諸家對修身正己的標準雖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內容是相同的,目標是一致的,構成了中國人文思想的重要內容。明清山西商人在人文思想的影響下,很重視修身正己,并結合自身經商的特點,提出了經商與人才的關系,主張用儒意通商,擇人委任。因而晉商用人唯賢是舉。凡被選中者須精明強干,精通本行業務,了解本行全部商業活動,具有運籌帷幄、決策千里之外的膽識與謀略。故所選拔之人多為佼佼者,頗具重望。與此同時,山西商人還很重視勤勞節儉。他們認為勤儉才能致富,致富必須勤儉,勤儉是經商之本。明人沈思孝說:“晉俗勤儉,善殖利于外。”這就是晉商勤儉善商的很好概括。因此,勤儉經商也是晉商修身正己的一個重要內容。



五、科技應用觀

    數學、地理、交通與商人的經商活動有著密切關系,明清山西商人很注意對數學、地理、交通等科技的實際應用。明代蒲州大商張四教,16歲服賈遠游,“所經紀廢居,咸出人意”。其兄張四維說他“尤精《九章算術》,凡方田粟布勾股商分等法厘中白首不得肯綮者,弟皆按籍妙解,不由師授。……弟治業滋久,諸于東方鹺科原委,分布、調度具有操縱,末年業用大裕,不啻十倍其初。”明代山西商人王文素,早年隨父到河北饒陽經商,自幼涉獵書史諸子百家,尤長算法,所著《新集通證古今算學寶鑒》,是一部優秀的應用數學之作,內容之豐富,科學性之強,勝過明代錢塘吳敬《九章算比類大全》、安徽休寧程大位《直指算法統宗》。
此外,晉商還在清代江蘇王氏所著《生意世事初階》基礎上,編著了《貿易須知》,總結了培養學徒和坐賈經商等經驗,是一部內容十分豐富的經商著作。由以上之例不難看出,明清山西商人在經商活動中十分重視科技的應用,并通過科技的應用推動其商業活動。

    總之,明清晉商精神表現了山西人經商的思想品質、經營謀略、經營作風、文化觀念等,這是晉商取得商業成功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摘自《晉商興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張正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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