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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中的晉商

 

 

 

 

 

  我喜歡讀歷史小說。我認為,作為歷史小說,應該具備兩個特點。一是有故事情節,或稱之為故事性。故事是小說的核心,沒有故事就稱不上小說。二是符合歷史真實,或稱之為真實性。“大話”或“戲說”之類的胡編亂造、胡說八道,你可以稱它為任何一種小說,但它不能稱為歷史小說。作為小說,故事當然可以虛構,但捕風總要有影,要符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在中國當代寫歷史小說的作家中,我最敬佩高陽和唐浩明。高陽的《胡雪巖》和其他歷史小說,唐浩明的《曾國藩》等三部歷史小說,盡管也不是事事有根據,句句有出處,但卻無一“大話”或“戲說”,這才被人作為從商或從政的必讀教科書,而且讓我們認識了一個時代。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重農輕商”,商人再有錢,也不入流;小說亦不作為文學的主流,不像詩詞、文章一樣能上得了臺面。于是,這不入流的小說就寫起了不入流的商人。明代的“三言二拍”,許多篇小說都是圍繞商人寫的,《金瓶梅》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商業小說。從這些小說中,我們大致可以了解當年的商業與商人活動。在現代,小說的地位提高了,商人的地位也提高了,但小說對商人的關注并未削弱,所以,以商為主題的小說進入一個新層次。這個新層次,不僅是數量多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質量提高了。不是以講商業故事為中心,而是要揭示錯綜復雜的商業活動與競爭背后的規律性東西。讀這類小說,給人啟發頗多。

  現代的商業小說,當然是以當代題材為主,但也不乏歷史小說。高陽的《胡雪巖》、唐浩明的《張之洞》就可以歸入這一類。隨著晉商、徽商越來越受到關注,這類小說(包括改編的電視劇)也越來越多。但不客氣地說,這類小說中達到高陽、唐浩明水平的幾乎沒有,更別說超越了。這是一個浮躁的時代,很少有需要沉淀的大作問世。

  寫歷史小說,需要兩個條件。一是有文學天才,會編故事;二是研究過歷史,起碼要熟悉自己所寫的事情。能把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就太不容易了。有些寫商人的歷史小說,故事編的倒蠻有趣,但離歷史太遠了,如寫晉商的《龍票》。有許多研究商幫歷史的人根本不會寫小說,連寫的著作都索然無味,何談小說?不過,我也并不是一概否定。有些寫商幫的小說起碼還是有可讀性,也能給人以啟發的。在寫晉商的作家中,我很敬佩兩個人,一個是山西的成一,另一個是內蒙古的鄧九剛。他們都有作家的天分,故事編得不錯,同時對晉商又有較深入的研究,所編的故事不離譜,且能揭示出晉商一些制度上、文化上的內在特征。這里我就想從成一的《白銀谷》和《茶道青紅》,以及鄧九剛的《大盛魁》(一、二)來談談這些小說對晉商分析的獨特之處。我在眾多的晉商小說中,挑出這三本,就在于它們是真正意義上的晉商小說。

  《白銀谷》和《茶道青紅》分別出版于2001年和2009年。作者成一出生并生活在晉商的中心太谷,又長期研究晉商,且有成就。《大盛魁》第一、二冊出版于2008年,目前仍有第三冊未出版,作者鄧九剛出生并生活于晉商的活動重地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研究晉商頗有名氣。據我的推測,《白銀谷》當以喬家為原型描寫了清中后期的票號業,《茶道青紅》當以冀家為原型描寫了清前期的茶葉貿易,而《大盛魁》原型自然就是歷史上真實的大盛魁商號,以它們在內外蒙古、俄羅斯一帶的貿易活動為主。小說中都有頗具吸引力的故事情節,且許多情節都有歷史事實,即使有一些虛構的也不違背歷史的真實性。

  這些小說都展現了晉商艱苦創業、在逆境中求生存求發展、感人至深的經歷,也反映出晉商在風云變幻、激烈競爭中的大智大慧。不過,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它在這眾多情節中始終抓住了晉商最核心的東西——制度創新和晉商文化。

  中國明清兩代有十大商幫,但晉商是公認的天下第一商幫。這種第一,在我看來,不僅僅是歷史最長、商業活動范圍最廣、積累的財富最多、大院最輝煌,更重要的在于晉商創造了一套當年極為有效,而且今天也讓我們自嘆弗如的企業制度和企業文化。這些小說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反映了這套制度和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起過什么作用。歷史小說比論文或專著的優勢就在于,論文或專著必須言之有據,無一字無出處。但歷史上關于晉商的記載太少了。不僅正史沒什么記載,堂堂一部《清史稿》,晉商只有范毓賓進入,且主要不是因為他的商業成就,而是他為清政府運送軍糧,且被封為太仆寺卿(正二品)。即使是《清稗類鈔》之類的野史、筆記也只有極少、零星的記載。但小說則可以發揮想象的空間,按照歷史的零星記載和歷史本身的邏輯,把所缺的歷史演繹出來。這種演繹盡管不是嚴格的有一分事實講一分話,但大體上仍符合歷史的真實性,決非“大話”或“戲說”。

  晉商在企業制度上的貢獻就在于創建了中國企業的股份制制度。據歷史記載,晉商的股份制產生于清嘉慶、道光年間,道光元年是1821年。據此推測,晉商的股份制應該形成于十九世紀中前期,與西方的股份制大體在同一時期。股份制作為一種籌資的方式在十九世紀以后的晉商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參與一個商號或票號的股東不僅有家族內的成員,而且還有越來越多的家族外成員,這就使晉商的企業突破了傳統的家族企業模式,向社會化的方向發展。但更重要的還是在今天所說的公司治理結構上的突破。在股份制的基礎上,晉商又實現了兩權分離,即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這被稱為“伙東制”、“東伙制”或“伙什制”,即東家作為所有者,決定重大事務,而經營管理完全交給以大掌柜為首的伙計。正是這種企業制度上的突破,使晉商在十大商幫中成為第一商幫。

  晉商的股份制與伙東制的形成不是向別人學習的成果,也不是什么偉大人物設計出來的,而是企業發展過程中自發形成的。它形成過程的歷史并沒有系統、全面的文字記載。成一在《茶道青紅》中用虛構的故事展現了這個過程。盡管沒有更多的資料來證明,但讀來讓人感到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在這里小說的寫法就顯示出其優越性,而且對后人也不乏啟迪。

  《茶道青紅》中的康家從雍正年間起就從事恰克圖的茶葉外銷生意。按其創業者的遺言,東家是要兼任大掌柜的,任何事情都要親歷親為,手下的掌柜只是幫手。下一代康乃懋兄弟才能平平,再下一代亦年輕,但在正常情況下仍可以維持。乾隆四十四年,中俄兩國由于對一起邊境糾紛的處理爭端,導致清政府把恰克圖口岸關閉,停止兩國貿易。康乃懋外出俄羅斯無法返回,其子康仝霖尚不能接手。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靠夫人戴靜儀接手大東家兼大掌柜。戴氏亦大戶人家出身,其娘家乃祁縣有名之大商家,且能力極強(真實的歷史上,冀家的夫人馬氏應為戴氏之原型)。當時外銷茶葉被禁止,時局艱難,戴氏亦自感不支,遂讓馮得雨等原來的掌柜當大掌柜,交給他們經營管理權。這就是兩權分離之始,以后封關取消之后,康乃懋回來,經過了一番曲折才最終認可了戴氏作出的兩權分離決策,伙東制正式形成。

  從小說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伙東制的產生是逼出來的。當東家認識到不采用這種制度,企業就要完蛋時,才不得不把經營管理權交出來。這種倒逼機制是一切制度改革的共同特點。在形勢大好時,人們滿足于現狀,不思改革,而且成績也可以掩蓋所有問題。但有了問題,面對生死存亡時,人們不得不找出路,這時就有了制度創新。歷史上所有體制改革或制度創新都是逼的結果,這也是“危機”中的“機”。從歷史來說,晉商的這種制度創新仍有兩種“逼”。一種是《茶道青紅》中所寫的出現嚴重問題。另一種則是企業要做大,東家的能力不夠。例如,當年西裕成顏料鋪的東家李大全想辦票號,但他不懂業務,這就把經營管理交給大掌柜雷履泰。喬家的經營幾乎涉及所有行業,但他不能事事親歷親為,也不是事事都懂。于是請了馬荀負責包頭的商業,閻維藩、高鈺負責票號。晉商的成功最關鍵的原因在于他們有一批忠于東家、又精通業務的大掌柜,是他們撐起了晉商的一片天。大掌柜能起到作用正由于在公司治理結構上實行了兩權分離的伙東制。

  現在許多私人企業家也希望實行這種制度,但苦于找不到合適的職業經理人。晉商比他們幸運,就在于有這樣一些人。作為大掌柜的職業經理人有兩個條件。一是忠誠,不能搞不利于企業和東家的敗德行為;二是精通業務。《茶道青紅》中的馮德雨等人跟了康家兩代,而且他們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作為基本為人準則。康家與馮德雨之間不存在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道德風險。而且,在跟隨康家創業人走南闖北的從商活動中,馮德雨處理過各種事務,業務已經爐火純青。在真實的歷史中,晉商的大掌柜們都有這樣的品質和能力。其實晉商的股份制和兩權分離,在制度設計上是有重大缺陷的。這就是東家承擔無限責任,而大掌柜只享有“權”與“利”,并沒有任何法律上的責任。這種有重大缺陷的制度,能在晉商中起到好作用,就在于大掌柜們的職業道德。誠信的企業文化彌補了制度上的缺陷。這就是晉商企業文化的作用。

  大掌柜忠于東家,勤于業務的原因,不僅靠企業文化,更重要的是激勵機制。在十大商幫中,晉商首先推出了身股制,即大掌柜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擁有身股,可以參加分紅。這樣,大掌柜個人的利益就與企業密切相關。企業獲得高額利潤,大掌柜也得到豐厚的收入。成一在《白銀谷》中對這種制度有詳細的說明。身股是大掌柜等管理人以勞績、功績入股,而且在分紅時“分贏不分虧”,即賺了錢可以分享好處,但賠了錢并不用承擔損失。一般而言,四年一個賬期,擁有一份身股的大掌柜可以分到一萬兩銀子。這就是說,除了吃、住、穿、用由商號或票號供給,且每年有一百兩銀子的薪金養家之外,每年還有兩千五百兩銀子結余。而當年的縣官包括養廉銀在內的全部收入每年僅有一千兩銀子,且要自己生活、養家,并支付師爺的工資。身股制是晉商在企業制度上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有兩權分離給了大掌柜充分的權,又有身股制給了大掌柜足夠的利益,他們能不忠于東家、并勤于業務嗎?

  當然,世界上沒有一種制度是十全十美的,也沒有一種制度是永恒的。晉商的股份制,兩權分離,身股制都是這樣。鄧九剛在《大盛魁》中描寫了這些問題。大盛魁是在清康熙年間由山西人王相卿、史大學和張杰創建的商號,如今在呼和浩特市仍有這個商號的遺跡。《大盛魁》不僅描寫了這個商號商業活動的輝煌,而且揭示了晉商制度中的問題。在東家有權威、大掌柜忠誠時,兩權分離有效率,《茶道青紅》中的康家具備這樣的條件,大盛魁經營的早期也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成功。但到了后期,這些條件不具備了,兩權分離就出了問題。

  《大盛魁》就描述了這個商號后期,東家股權分散,且以個人金錢利益至上,大掌柜們控制了企業,與東家對抗的經歷。從東家來看,經歷多代,子孫已無事業心,只關心從商號盡量多分錢,這就形成對商號競爭力的削弱,東家已不是當年的東家。從大掌柜來看,歷代的經營管理,使他們有了權威,或為企業的實際控制者,即今天所謂的“內部人控制”。他們之間的關系就從合作走向對抗。小說中大東家之一史家的人不惜向官府告發商號走私茶葉,這就是為一己之私利,置大局于不顧了。東伙制演變到這種程度,危機就來臨了。在晉商真實的歷史上,大掌柜控制企業,作出了不利于東家的事,東家整天吃喝玩樂,放棄了權力,這種事也并不少見。大盛魁的垮臺正在于“后期用人不當,一些掌柜揮霍浪費驚人,侵吞號款事件屢有發生”(張正明:《晉商興衰史》),其原因則是大掌柜的“內部人控制”。

  從根本上來說,晉商的失敗是農耕文明敗給了工業文明,黃土文化敗給了海洋文化。晉商是植根于農耕文明中的商業,盡管它從事的不是農業,但處處浸透了農耕文明的特點。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商和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的商有本質上的差別。但我們也不是以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對農耕文明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農耕文明中還有許多我們應該繼承的東西,當然亦有許多值得汲取的教訓。研究晉商正是為了吸收農耕文明中那些有益的東西,并汲取教訓。對于一般讀者來說,要去讀那些研究晉商的論文與著作不太可能,讀晉商小說就成為一種在休閑中學習的好方法。讀一本好的晉商小說,會被它引人入勝的情節所吸引,合上書想一想,有敬佩有感嘆。今日的企業也需要兩權分離和激勵機制。晉商當年所為的,今天仍值得我們學習,同時我們也要避免他們的各種問題。

  一本嚴肅的歷史小說給人的啟迪是無限的。把我的體會寫出來,還是為了讓更多的朋友去讀。

 

文來源:;本文作者:梁小民

太原道制作 http://www.avxswc.live ( 2012-0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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