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 原 道 >> 晉商文化 ∣ 本站導航 ∣ 更新記錄 ∣ 站長介紹 ∣ 制作手記 ∣ 給我留言 ∣ 給我寫信 ∣ 加入收藏

太原道:http://www.avxswc.live

山西旅游    山西民俗    民歌戲曲    山西名人    晉商文化    山西紀實    山西文史    太原文史    太原滄桑    大同煙云    文化論壇

晉商與太原

 

 

 

 

 

  晉商誕生的歷史環境

    由于晉商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和特殊的地域環境中形成的,所以它只能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晉商”這一概念的形成和這一稱謂的產生,只是源于和基于對明清時期所產生并活躍于山西大地上的龐大商貿與金融集群及其誠信有方和經營有道的商業金融活動而言的。所謂“晉商”,只是指明清時期出現在山西的商人及其所形成的商幫群體、商營財富和商業理念與文化。

    在明朝的后期和清朝的前期,剛好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興起的高潮時期,晉商在這個歷史時空中出現,乃是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原因的,這也就同時賦予了晉商以鮮明的新潮意識與變革意義。從現象上看,晉商只是一種商業活動和商人集群,但在本質上它卻是對時代前進和社會發展的一種精神感應與政治策反,強烈地代表了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和社會變革的大趨勢。長篇小說創作是明清時期的主要文化形式,而在明清時期所產生的反映當時現實生活的長篇小說中,就有不少都是寫商業活動或以商業作為生活背景的。這說明,晉商的形成和發展并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和社會根源。晉商形成和發展的本身,就是歷史發展和時代進步的鮮明表征,它不僅代表了先進的經營方式和先進的社會生產力,而且也代表了一種先進的思想意識和先進的社會趨向,其在本質上是一種革新,是一種動力,是一種對傳統社會意識和舊的生產方式的顛覆,同時也是一種對歷史發展的應合與對社會變革的促動。

    這才是晉商所特稟的時代價值與社會意義,也是山西人對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所做出的歷史性重大貢獻,只不過其在實現過程中是以商業的形式和商人的形象出現罷了。

    對于晉商,我們必須從這個歷史的高度去認識,也只有從這個歷史高度認識和評價晉商,才能真正發掘和發現晉商本身所賦有的重大意義及其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否則,如果只是從“生意人”和“做買賣”的層次上看待和評析晉商,那就必定會在客觀上形成對晉商的庸化和矮化,同時也就永遠不會真正弄清楚晉商形成與崛起的歷史原因,不會真正發掘出和認識到晉商所代表的歷史趨勢與時代向度,當然也就更不會真正勘察出和體悟到晉商所具有的革新本質與時代精神了。

    只有在從更高的層次上全面認識了晉商的價值和意義之后,我們才能更明晰、更準確地厘出晉商與太原的多層次交互與多元化滲濡的親密關系。

    中國的行省制度,是從元代開始實行的。自實行行省制度以來,太原就是山西的省會所在地。在明清兩代,山西最高機構及其署址,就均設于太原。這樣一來,太原就不僅僅只是太原府了,而更重要的還在于:它位居山西政制中樞,主導山西政務中饋,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交通、物流的中心,同時也是山西人才和資本的薈萃與集聚之地,對全省負有轄治和管理的職能,起著輻射和濡化的作用,同時也調節和掌控著山西全省的民生指數與經濟命脈。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太原當然應為晉商的中心了,也只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認識太原與晉商的關系。因為在明清的五百多年間,晉商的發跡和經營是遍布在山西全省的,并不只局限在山西的某一個方位和地區。現在之所以會給人一種感覺,好像一說晉商就是在山西晉中,這其實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怎么會造成這個認識誤區呢?主要是因為晉中的幾個晉商大院和相關的影視劇作品對大眾起了廣泛的宣輿作用。其實,在山西境內,不論是商賈,抑或是大院,各地都有不少,只是尚未被開發、利用和宣傳,以致至今仍舊是“躲在深閨人未識”。正如《晉錄》上所說:“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清雍正年間的山西學政劉於義也說:“平(陽)汾(州)為山右殷富之鄉。”何以然呢?皆因“多以貿易為生”。其實,若以商籍而論,蒲州(今永濟)的大鹽商張氏和王氏,就曾幾乎控制了整個西北五省的鹽業生意;代州的馮忠、馮天錄父子,就曾一度控制了江、浙兩省的鹽業經營;太原陽曲的王繩中于清道光年間,竟從北到南在全國開設了108處商鋪;秀容(今忻州)的王廷相,光是用于向蒙、俄販運茶葉的駱駝就有兩萬多峰;原平的辛步云不僅占據了廣闊的蒙古市場,而且竟擁有員工3000余人,年貿易額多達1000多萬兩白銀;曲沃的煙草業及其產品不僅行銷京城、蒙古和俄羅斯,而且光在京城開設的河東煙店就有500余家;襄陵(今襄汾)的制紙業十分發達,一度竟成為清廷印鈔用紙的特許供應商;晉東南一帶的絲綢、煤炭、皮貨、藥材等生產和銷售也都一度十分火爆,徑自成為馳名全國的優質產品。若以大院而論,像喬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那樣規模和構制的大院,在山西的其它地方同樣也有不少,并各呈氣勢、各具特點、各顯風采,只是尚末被修葺和開發而已,一如老太原縣(今晉源區)的秦家大院、陽曲縣的青龍古鎮、臨縣磧口鎮西灣村的晉商院落、原平縣上院村的辛家大院、萬榮縣閆景村的李家大院、陽城縣的砥洎城故址建筑、清徐縣大常鎮的明清街區、迎澤區郝莊鎮新溝村的劉家大院等,就都是。

    此種現象說明,晉商并不只局限在如今的晉中一帶,而是遍及山西全省的,只不過各地的晉商在發生、發展和消亡的時間上存有一定的差異罷了。相對而言,晉中一帶的晉商在明清這個歷史空間中大都發跡較晚,且延續的時間又相對較長,其中有的一直到民國初年,甚至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才開始敗落。這就為其財勢、名聲的延伸和建筑物得以較為完好地保存創造了有利條件。

    只有在這個事實基礎上,才能更準確、更全面和更客觀地認識和評議晉商與太原的關系,即首先是管轄與被管轄、領導與被領導、掌控與被掌控、支持與被支持的關系,并由此而使太原自然而然地勢必要成為晉商的樞紐與中心。

    除了“省”的關系之外,其次才是“府”的關系。在明清的行省制度之下,太原是一個府,其所管轄的州縣雖說在五百多年間屢有一些小的變化,但其基本輪廓還是相對比較清晰和定型的。大體情況是:明代時太原府直轄13縣,領5州又7縣。直轄的13縣分別是:陽曲縣、太原縣、榆次縣、太谷縣、祁縣、徐溝縣、清源縣、交城縣、文水縣、壽陽縣、盂縣、靜樂縣、河曲縣;所領的5州分別是:平定、忻州、代州、岢嵐、保德;此5州所領的7縣分別是:樂平縣、定襄縣、五臺縣、繁峙縣、崞縣、嵐縣、興縣等。清代的順治、康熙時期,雖說太原府轉歸于冀寧道,但卻仍舊沿用明制,領520縣。后來雖也有一些調整,但在明清的545年中,即有520年太原府是管轄著520縣的。這就是為什么歷代《太原府志》所記載的時勢變革與社會及經濟內容,都總能涵蓋幾乎半個山西的原因。顯然,從“府治”的意義上說,以上區劃范圍內的晉商,都自然歸屬太原所有。這也就是說,人們習慣性認知上的晉中晉商,實際上則正是太原府晉商的一部分。

    至此,無論在“撫署”的意義上,抑或在“府治”的意義上。判定晉商與太原的關系都應當和必須堅持一個準則和尊重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太原自然、必然和必定是晉商的基地、源頭與中心,并由此而形成和奠立了太原作為“晉商之都”的社會職能與歷史地位。

太原,晉商的萃聚之地

    作為戰國時期貨幣的 “晉陽布”的出土,便見證了太原商貿歷史的久遠。早在唐叔虞的時代,太原這方熱土就已經成為人煙稠密、商貿匯聚的富庶繁茂之地。及至漢魏之交,太原商人王烈不僅擅貿嫻商,遠旅遼東,而且成為當地的豪商富賈。三國時期,太原屬于曹魏的領地,鑒于太原的方域之要、交通之便和物產之殷,經鮮卑王請求曹操,遂允諾鮮卑人可以常來并州采買物品,與太原商人進行互市交易。鮮卑人不僅把太原作為他們賣馬的基地,而且藉太原水草氣候之宜而將之辟為他們為中原買主馴馬的場所。隋朝開皇十六年 (公元596年),國家在晉陽設五爐鑄錢,把太原作為國家鑄幣的基地,每年鑄幣多達3200余貫。同時,官家多有在太原城內建房筑屋者,以供各地往來于此的商人租住。五代時期,太原的商業街區已縱橫交錯,異常繁盛,“邑屋市肆交易”(《新五代史·四夷附錄》)極為灼熾。北宋時期,雖然太原城經歷了一個從隳毀到重建的過程,但未久即復,商貿的繁盛一如既往,乃致大官僚夏竦“在并州使其仆貿易,積家財累鉅萬”(《宋史·夏竦傳》)。及至元代,太原更是鎮店林立,商賈云集,經濟發達,市貿繁盛,物品琳瑯,百業俱興,乃致行至于此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也深為驚奇和感慨,他說:“我們來到太原府城,沿途經過許多的城鎮,皆極繁盛,有許多好看的大葡萄園,酒則販運到契丹各處不產酒的地方。那里又有許多桑樹,本地人民以此制出許多絲來。……城市中人煙極為稠密,路上常有成群的客商,所以人民皆互相親愛。路上人多,是因為有許多貨物在各城市間運轉不息,城市里有定期集會的緣故。”(《馬可·波羅游記》)。

    太原作為實力派晉商的萃聚之地,其本身的標識性和代表性作用也毋庸置疑地賦予了其以“都”的地位和影響力。按照明清時期的行政區劃和州縣歸屬,山西最具實力、最有影響和興盛時間延續最長的晉商,基本上十之八九都在當時的太原府。像晉源區西寨村的閻蹯楚以及另一個太原商人王全,就是明朝實行“開中制”之后第一批從中受惠的山西商人。他們以鹽而商,積貯尤豐,遂成太原之望族;像晉源區的秦家,在全盛時期光是運送購銷商品的車馬隊排起來就有五六里長;像清徐大常鎮的秦肇慶,不僅把生意從太原做到了包頭,而且在他的激勵和扶助之下,方使祁縣喬家的創業始祖喬貴發重振精神,與之共創了“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的商業神話;像陽曲縣青龍鎮的王繩中,在道光年間不僅從南到北開設了上百處食品店、糖果店、雜貨店、藥材店等,而且一直把生意做到了伊爾庫茨克和莫斯科,其用于運輸的商業駝隊竟擁有駱駝近千峰;像明清時期隸屬于太原府的今之忻州的王廷相,自從通過向口外發運大蒜盈利之后,繼而又學會蒙文和俄文,專與蒙、俄兩國的客商做茶葉生意,其家資遠遠超過了祁縣的喬家;像明清時期隸屬太原府的今之原平市上院村的辛緒貴,在道光年間就已擁有上千峰駱駝和3000余名員工,據說把他家50兩一枚的金元寶挨個排起來,一直可以從庫倫(今烏蘭巴托)鋪到北京城;像清徐縣大常鎮的劉裕業,憑借其出色的經營方略而在乾隆年間當上皇商后,直把鹽業生意做到天津、河北、山東等省的許多地方,同時在山西他也幾乎形成了鹽商霸主的地位;像陽曲縣黃寨的劉琨、劉映景父子,不僅在太原開設了百貨店、糧店、錢莊、糕點店、布匹店和茶葉店等,而且還在榆次等地開設了多處商號和錢莊,以至于盈利日達斗金;像小店區劉家堡的王惠、王憲兄弟,既經商,又重義,所以他家的諸多商鋪名號全部用“義”字打頭,諸如“義和成”、“義合泉”、“義恒當”、“義和貞”、“聚義升”、“天義成”之類。王家既經營糧油加工釀造,又經營票號、錢莊和典當,極有商業頭腦,也極富有經營策略;像清徐縣徐溝西南坊的王啟恩,舉家在北京經營珠寶古玩、碑帖書畫,先后竟達五六百年之久。鼎盛時,不僅商號遍及晉、冀、魯、豫及東北諸省,而且還在老家徐溝開設了經營銀號、典當、綢布、糧油、日雜和租賃等行業的商號十余個,盈利巨豐,財資無數;像清徐縣清源鎮吳村的白樹升,僅靠一頭毛驢闖關東,居然闖出了屬于他自己的一片商業天地,除了經營染坊、酒坊之外,還經營木材加工、日用百貨、農副產品交易等,僅他一個人的商鋪和店面,竟足足占了吉林省延吉市的一條大街,在當地的工商業界獨占鰲頭;像清徐縣徐溝東南坊的張聯輝,在河南的周口和項城經商多年,廣涉錢莊、當鋪、皮革、茶葉、糧油等行業,成為當地巨商,還被選為周口商會會長。除此之外,他還在老家徐溝東大街、東后街、東門外等處,開設了包括錢莊、典當行、雜貨鋪、木器店、駱駝店和釀造作坊在內的30多爿店鋪,成為富甲一方的豪商巨賈;像另一個清徐商人時成德,他是東羅村人,十六歲時便開始在奉天“功成裕”雜貨鋪當學徒,為人機敏、謙恭、勤快,深得掌柜賞識。學成后自己開業,在從咸豐初年至光緒末年這段時間里,他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陽、太原、太谷、清源等地開設了多處商鋪和銀號,使其財源驟增,成為晉商之翹楚,并以其寬仁厚德而深孚眾望;像清徐縣大常鎮的常天樞,其在河南禹州以瓷興業,深得巨惠。他所開設的瓷場,不僅規模大、分場多,而且產量大、品種多。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通過技術創新竟然燒制出了一種極具稀世珍寶——均瓷——意象的新瓷器,其看似表面布滿裂紋,而實則質地極為堅密而細膩,一舉成為瓷中極品,被世人譽為“新鈞瓷”,贏得了廣闊的國內外市場,常家也因此而成為世富;像迎澤區郝莊鎮新溝村的劉瑛、劉玳兄弟,既入仕,又經商,雙雙折桂。他們不僅在河南周口擁有半條街的商鋪,建立了山西會館,而且還在靜樂縣開有兩處貨棧,在太原開了名為“永生號”、“資誠號”的兩爿商鋪,聲望和信譽皆聞名遐邇,堪為蕓蕓晉商中的仕宦之家。其他像武而謙、王全、安茂林等諸多明清時期的太原巨商,也都是經商有道、創業有成,以其宏大的績業和豐裕的財富而為作為“晉商之都”的太原提供了典范的例證,成為太原晉商的實力派代表人物。

    顯然,以上例舉,還并未涉及明清時期隸屬于太原府區劃中的今之壽陽、祁縣、文水、太谷、榆次、交城等大戶晉商所相對比較集中的縣(市),如果這些縣(市)名噪天下的大牌晉商渠家、曹家、喬家、常家和榆次聶店的王家等都齊集于太原府的麾下,那么,太原作為“晉商之都”的商賈陣營和財富實力,天下還有誰處可比?僅此一端,即為太原作為“晉商之都”而形成了強勢力量,構建了壯闊陣容,奠立了天下無處敢與之爭雄的堅實基礎。

“晉商之都”的永恒定格

    在“都”的意義上,太原乃是早就具有這樣的資質和根脈的。我們之所以要以明清兩朝所經歷的545年作為審定太原為“晉商之都”的時空范圍,主要是因為我們今天所形成的“晉商”概念,乃是惟為具指活躍在明清時期的山西商人及其經商的過程、方式、業績和在這個過程中所積累的經驗、所進行的創新、所凝結的文化和所形成的精神。而對于太原來說,其作為商“都”的緣起,則可以說是早而又早的。作為唐堯故地、戰國名城、北魏陪都、大唐北都的太原,既然2500余年前董安于就在太原建起了晉陽城,那也就意味著從那個時期起太原就已出現了商人和商業活動,因為城市的基本內容和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為消費者提供商品交換的場所,在周邊地區形成物流的中心。更何況太原的北邊有馬,南邊有鹽,中間又盛產糧、棉、煤、鐵,在太原形成物流中心本是自然而然的事。

    另外,太原作為“晉商之都”還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那就是城制嚴整、城建恢宏,商業資源豐富,商業從業人員眾多,店鋪、市廛、街區之廣、之繁、之大,均在全省名列前茅,其交易額和營業額咸可稱冠。清代的太原城雖然規制承接前朝,但規模卻比前朝更加宏大,總體為南北走向的長方形構制,城周24里,城墻35尺,護城河深達3丈,共開有8座城門,按東南西北順序依次為:宜春門、迎暉門、迎澤門、承恩門、阜城門、振武門、鎮遠門、拱極門等。與此八門相對應的城內主要街道也有8條,它們依次是:大東門街、小東門街、大南門街、新南門街、水西門街、旱西門街、大北門街、小北門街。在整個明清時期,太原的商貿和金融業都始終對全省起著引領和督導作用。一方面太原商人“走出去”,在兩淮、江浙、福建、四川、安徽、云南、貴州、西北和東北諸省,經營鹽、茶、糧、帛諸項生意;另一方面他們又“走回來”,把外面的產品帶到太原出售,使太原成為全省最大的物流中心和貨貲集散地,從而形成店鋪林立、市場繁榮、物品齊全、購銷兩旺的市貿景象與商業環境。早在明朝初年,糧食、棉花、鐵器、煙草、瓷器、生絲、綢緞、棉布等230多種商品,就已在太原的市場上進入了流通領域。這些進入市場的商品,大體上可以分為13個大類,即:羅緞布絹絲棉、銅鐵礦冶、日雜百貨、文具紙張、巾帽衣飾、副業產品、干鮮水果、陶器制品、農產品、畜產品、水產品、醫藥器械、制糖業產品等。及至明末崇禎年間,太原商人居然把生意做到了海外,主營日本國的人參販賣,同時大幅占領北京、蒙古和俄羅斯市場,頻將家具、綢緞、布匹、器皿、藥材、顏料、米面、煙絲、白酒、茶葉、木材、瓜果、鹽和醋等商品運往北方市場,同時又將省外乃至海外的貨物運抵太原出售,及至清朝光緒年間,太原商人首開美洲貿易,成為美孚公司在太原的惟一石油包銷商。他們同時還從日本的大阪、名古屋等地采購回許多“洋貨”,使太原市場充滿時尚氣息。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太原逐漸形成了許多商業街和老字號。像鐘樓街、按司街、帽兒巷、柴市巷、柳巷、橋頭街、大剪子巷、南市街、精營中橫街、唱經樓街、開化市、五龍口、大南門、海子邊、姑姑庵等,就都是當時的商業鬧市。在這些商業街上,坐落著許許多多聞名遐邇的商業字號,像創辦于清嘉慶年間的寧化府“益源慶”醋坊,創辦于清道光年間的“大興號”醬坊,創辦于清光緒年間的“豐盛泉”油坊等,其它如:泰和號、廣盛德、復聚興、大隆祥等綢緞呢絨店鋪,明華利、廣裕興、蔚泰昌、義和亨等津貨業店鋪,天福裕、長春樓、恒泰成、福盛長、天聚增等珠寶金飾店鋪,大有豐、世和玉、公盛裕、天義長等糧油店鋪,永和厚、桂香村、晉興號、萃香村、雙合成等糕點副食品店鋪,恒隆源、三盛永、稻香村、寶林醬園等鮮貨業店鋪。與此同時,太原的飲食業、旅棧業、照相業、洗染業、典當業、票號、銀行、保險業、理發和澡塘等服務業,也都隨之而發達起來,并出現了正大飯店、晉隆飯店、林香齋、清和元、晉山飯店、晉瀛食堂、并州飯店、棲鳳樓、宴華春、禮和飯莊、桃園春等特色濃、品牌亮、風味鮮、質量優的餐飲業名店,以及諸如老豆腐、丸子湯、醪糟、灌腸、脂油餅、燒麥、元宵、糖醋鯉魚、頭腦等太原名吃。這不僅增強了太原的商業力量,擴大了太原的商業域值,而且也熾化了太原市的親和力,增強了太原市的吸引力,使太原的都市氛圍更加濃郁而淳厚。當時的太原,有許多街巷都是因其所經營的商品而得名的,如:饅頭巷、帽兒巷、醬園巷、靴巷、豆芽巷、柴市巷、麻市巷、西米市街、東米市街、估衣街、活牛市街、西羊市街、東羊市街、棉花巷、雞鵝巷、麻繩巷、紙巷子、炒米巷、前鐵匠巷、后鐵匠巷、南北牛肉巷等。由此,足見當時太原的商貿之繁與市景之盛。

    如此之都市景象、氣宇、風格和品位,在山西乃是惟太原才有,非太原莫屬啊!

    這就是作為“晉商之都”的歷史狀貌與先天條件。太原,正是在這個堅實基礎和優渥條件之下充滿自信地跨越歷史的時空,大踏步地進入了它的以商貿與金融為主業的輝煌時代——— 明清商貿黃金期,并以它的優異資質和卓越成就而被歷史賦予了“晉商之都”的美譽、功能、績效和地位。在當時,太原的商貿和金融業已經十分發達。除了眾多的賬局、票號、錢莊與典當業之外,其貨殖范圍已經廣泛到了無所不包的程度,計有茶業、鹽業、油業、銅業、書業、鞋業、服飾業、糧食業、棉布業、絲綢業、棉花業、顏料業、皮貨業、木材業、鐵貨業、煤炭業、藥材業、飲食業、旅棧業、洋貨業、雜貨業、紙張業、干鮮果品業、玉器古玩業、礦冶業、手工業、土產業等。與此同時,太原商人還通過長途販運而設點經營西藏麝香、寧夏枸杞、高麗人參、日本生銅、武夷山巖茶、俄國稀有貴金屬制品,以至產自英、法、意、西、葡等歐洲國家的時尚產品。

    如此繁榮富庶的商埠,不但盡顯太原晉商之財力、智慧和不懈的開拓進取精神,而且也為晉商之都平添了濃郁的商業氣氛和炫目的時代光彩。太原,正是在這種氣氛和光彩的托舉與照耀之下而實現了“晉商之都”的永恒定格。

    晉商之都,舍它其誰?

晉商的崛起:資源打下的堅實基礎

人的生存和社會的發展,都是需要依賴一定的物質條件的,所以說經濟是基礎。晉商的崛起也是這樣,它首先得恃于其故園本土的豐富物產。山西的方域面積雖然不算大,但卻地質地貌相對比較奇特而多樣,南北氣候類型跨度較大,這就為山西成為一個物產豐富、資源優裕的省份創造了前提條件,從而使山西自古以來就以盛產煤、鐵、鹽和絲、棉、糧而稱著全國,特別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和技術的不斷進步,在社會生產能力提高的同時,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能力也就相應地提高了。及至明清時期,山西的資源在全國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就更加凸顯和重要,以至于成為朝廷靖邊撫民、發展生產的重要物源依賴。

事實也正是這樣。在明朝中期,山西的潞鹽產量已高達28億斤以上,并已成為晉、冀、豫諸省軍民用鹽的重要來源,素有 “佐圣朝軍國之需,贍三省萬民之食”(《河東鹽法志》卷一)的稱許。早在明朝開國之初,山西全省的生鐵產量已達5734586公斤,這在全國產鐵省份中排名第五位。當時,山西產鐵的縣份多達25個。其中,太原府的平定、盂縣、榆次、交城、陽曲、太原(晉源)、五臺、清徐、靜樂,均有鐵礦分布。山西的冶鐵技藝也已相當成熟,特別是在陽城一帶,全縣就有生鐵冶煉爐上千座,不僅產鐵、產鉛、產錫、產硫磺,而且尚已形成了巨大的礦冶生產規模和高超的冶煉技術 (陽城的冶鐵技術現已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其產品被廣泛用于軍械制造和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至于煤的開采,那在山西就更為普遍了。除了鹽、鐵、煤之外,山西還盛產絲、棉、糧和棉花。

至于在糧食和林、牧業生產方面,由于山西物候和地貌多樣,乃致糧食、林木和畜牧業生產也相對比較發達,特別是所產糧食的品種尤多、品質尤優,在市場上甚得青睞,盡占先機。

有了豐富的資源,就有了將之轉化為商品的基礎;有了發達的商品生產,就需要廣泛進入流通領域;為了促進商品的流通,就需要商人進行轉運和銷售。正是在這一剛性鏈條邏輯的推演中,一環扣一環地促進了山西商業的發達和晉商的崛起。

資源孕育了晉商,但當晉商一旦崛起,又必然會激勵和反哺資源的大開發與深加工,并由此而形成一系列日見發達的產業鏈和商賈群。山西就是這樣。潞鹽的開發不僅促進了大量鹽加工企業的誕生,而且還形成了巨大的從業隊伍和運銷商人。早在明朝萬歷年間,河東鹽商即已多達500余家,及至到了清朝雍正年間,不僅河東鹽業工人多達2萬余人,而且其所擁有的帶有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性質的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水平,也已超過歐洲的同類工場。為什么會在晉商的豪門大戶中多有以販鹽發跡的例證呢?原因就在這里。不論其經營范圍在省內,還是在省外,鹽,都是絕大多數晉商的主營商品之一。更有許多晉商,都是在以鹽發跡之后,才逐漸擴大經營,兼做或改做其他生意的。一些晉商從運銷潞鹽起家,漸漸把生意做強、做大,以致帶有了拖拉斯的性質。像太原府的閻家、李家,襄陵縣的喬家、高家,以及臨汾的亢家和河津的劉家等,都是從販運潞鹽開始而逐步發展到對四川、安徽等地鹽業的覬覦和掌控,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一度成為淮鹽集散地揚州的商業霸主,其勢力之大,足以在局部范圍內壟斷市場。

晉商在煤、鐵、絲、棉、糧等方面的開發和經營情況,也大體上與運銷潞鹽的狀況相類似。不少晉商都是在把鐵和鐵的衍生產品賣給軍隊和老百姓的同時,也賣到了全國各地,賣到了國外。對此,就連德國人李希霍芬也不無感慨地說:“在歐洲的進口貨尚未侵入以前,是有幾億的人從鳳臺縣取得鐵的供應的。”他還說:“大陽的針供應著這個大國的每一個家庭,并且遠銷中亞一帶。”李希霍芬在這里所說的“鳳臺”和“大陽”,即是指當時的晉城縣和晉城縣的大陽鎮。

就像絲棉生產帶動了編織業、顏料業、印染業和服飾業的發展一樣,煤和糧的大量產出,同樣也帶動了一系列下游產業的發展。晉商在把煤炭及煤炭的次生產品賣到京、津、江、浙諸省的同時,也把糧食和糧油加工品賣到了河北和東北一帶,并在當地招工購田、募民墾殖,以“商屯”的方式兼做鹽商和糧商,不斷將活動的范圍和所經營商品的類別予以擴大和深化。

顯然,正是山西所擁有的豐富物質資源,為晉商的崛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晉商崛起:政策帶來的良好機遇

    山西人經商,古已有之。但為什么會在明清時期倐然出現晉商崛起呢?這與當時國家政策所帶來的良好機遇關系極大。從政策層面說,首先是“開中法”的制訂、頒布和實施,其次是滿清入關未久便實行北部邊境開放政策,在加強邊區農牧業開發力度的同時,并鼓勵和支持蒙漢互市;第三是《恰克圖條約》的簽訂,為晉商打開了跨國貿易的通道;第四是“倉鈔”、“會票”的陸續出現和一系列刺激商品經濟發展的政策導向,為“票號”的誕生創造了必要的條件與適宜的環境。

    明王朝建立后,并未能全部沿襲元朝時的中國版圖,這就使長城以南的明朝轄區常常要受到來自北方民族的侵擾。為了靖邊安民,朱元璋提出了“廣積糧、高筑墻、緩稱王”的主張,意欲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來保衛北方邊境的安寧。從這一戰略構想出發,明廷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便是大體上沿長城一線設立了九個軍鎮,派重兵把守。九鎮中有兩鎮設在山西。實行這一措施,耗資尤甚,給明廷帶來極大的壓力和負擔。故此,為時未久,上下便都感到疲于應付。在這種情況下,于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由首任山西行省參政提出建議,認為與其從山東陵縣長蘆一帶幾經輾轉把軍糧運抵大同鎮,不如令山西商人就近為倉儲輸糧,其每為大同倉交糧一石或為太原倉交糧一石三斗,即可換得淮鹽一引(100公斤)。晉商依憑就近輸糧多少所獲得之相應數量的“倉鈔”換購淮鹽,然后擇市而售,從中獲利。這一建議不僅利國利民,而且可使商人從中掙錢,所以很快便得到朝廷的認可,并作為一項國家政策而予以推廣實施,此之謂“開中制度”或“開中法”。 “開中法”的實施,充分發揮了山西商人由于離邊鎮近而輸糧方便快捷、時少費輕的優勢,不少晉商都是利用這一政策所開辟的商道和財路而把生意做強做大的。

    在中國歷朝歷代的北方邊境上,大多不是戰場,就是禁地,恬靜和平的耕牧生活是很少的,這就使商貿交往常常陷于停滯和寂寥。但實際上開展互市卻是人們的共同愿景,因為漠北民族需要以其所特產的馬匹、人參、貂皮等,與漢人交換鹽、油、布、茶、鐵器、農具之類生產與生活用品。

    這一巨大的市場潛力,終于從明朝開始逐漸釋放出來。從明到清,政府所發布的一系列相關開放政策和互市政策,促使邊境貿易逐漸活躍,互市日趨興旺繁榮。山西緊挨長城,晉商自然賦有搶占邊貿灘頭的先機和優勢,他們趁勢緊緊跟上,很好地利用了政策所提供的機遇。

    由于在這種邊貿互市中雙方貨物的比值極不對等,晉商用技術含量相對較高的綢緞、布匹、鹽、茶、米粟、鐵器、果蔬等物換取對方的牛、羊、馬、騾、參、皮等物,抵價很低,有時一匹布或一箱茶就能換回幾匹騾馬來,然后再把換回的東西在國內各處市場轉賣,從中獲利極豐。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晉商對做邊貿生意便趨之若鶩、涌之似潮,市場的交易額不斷增大,光是馬匹的交易量每年就都在數萬匹乃致數十萬匹以上。由于明清時期蒙、藏及西番各族大都有著以茶消食、藉茶養生的習俗,乃致對茶的需求量十分巨大。這樣一來,茶馬市的開設就無異于為地緣和資金都占優勢的晉商建立了一個永遠興旺、永不衰竭的常青市場。

    清王朝建立后,北方邊患消除,這不僅使清朝的版圖得到了擴大,而且在蒙古以北也可直接與俄羅斯接壤了。中俄之間形成了一系列體現國家政策導向的條約,而《恰克圖條約》的簽訂和開辟恰克圖為商埠,無疑又為晉商的崛起創造了良機。自《恰克圖條約》簽訂之后,最快、最早、最多到達此地的也正是山西商人。他們以太原——大同——張家口為中轉站,源源不斷地將各種貨物運抵恰克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恰克圖的貿易額都占到了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左右。這其中,晉商人數尤多。占據恰克圖商界主導地位的大商號,就都是山西太原府所屬的榆次常家、史家,太谷曹家等大商賈所開設的,他們中有的還遠在伊爾庫茨克和莫斯科設了莊,一直把生意做到了俄羅斯的內陸腹地。同時,他們的駝幫和車幫還把俄羅斯的產品,諸如皮張、氈片等運銷到中國各地,從而在歐亞之間開辟了一條大商道。

    晉商崛起的歷史過程是整個明清時期,但崛起的高峰則是在清代的中前期,這除了《恰克圖條約》的締結為晉商進行跨國長途販運創造了有利條件之外,還有一個政策性的原因,就是國家對商貿活動大量蠲免稅銀。這對于在全國處于商界勁旅地位的晉商來說,無疑又是助其崛起的一大推動力。

 

文來源:;本文作者:艾斐

太原道制作 http://www.avxswc.live ( 2012-03-12 )

太 原 道 >> 晉商文化 >>

山西地域文化第一站:太原道 >> 晉商文化

工作QQ:3786689   國際域名:http://www.avxswc.live  

山西旅游    山西民俗    民歌戲曲    山西名人    晉商文化    山西紀實    山西文史    太原文史    太原滄桑    大同煙云    文化論壇

太 原 道 >> 晉商文化 ∣ 本站導航 ∣ 更新記錄 ∣ 站長介紹 ∣ 制作手記 ∣ 給我留言 ∣ 給我寫信 ∣ 加入收藏

幸运农场开奖结果走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