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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晉商——晉商商業信用的歷史啟示

 

 

 

 

 

  開篇語:明清晉商曾在農業文明中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商業奇跡,在世界商業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活躍時間之長、輻射范圍之廣、資本之雄厚、經營項目之多、從業人數之眾,在世界商業史上亦屬罕見。從雁門關隘口的“車轍馬跡”到黃河上的古老渡口,從塞北的駱駝商隊到長江口起錨出海的商船,從山西境內的深宅大院到揚州的亢園、蘇州的全晉會館,均反映了晉商昔日的活動盛況。甚至在許多地區形成了“晉商不至,產無所泄”的局面。

    那么晉商為什么能創造如此輝煌的成績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不畏艱險、勇于創新,敢為天下先的開拓進取與艱苦創業精神。二是同舟共濟、信譽至上的經商理念。三是以商為本、重商立業的價值追求。四是善于利用國家政策,抓住歷史機遇。

    《誠信晉商》重點介紹晉商的信用,包括晉商信用的社會表現、晉商信用的生成機制和晉商信用的歷史啟示等等,展示誠信晉商的昨日風采,同時也希望給現代晉商以啟迪和思考。

  專家介紹:孫建中,經濟學教授、博士,山西省青年學術帶頭人,晉中學院院長,山西財經大學碩士生導師。長期從事國際投資、國際經濟合作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出版的著作有:《資本國際化運營》、《晉商北路貿易》、《誠信晉商》等。

  晉商信用傳千古

    晉商是明清時期活躍在中國大地上的一支強勁的商業團隊,他們之所以能夠從賣豆芽、賣豆腐這樣的小本生意成為雄霸全國的商業巨擘,關鍵在于他們能夠恪守自己的原則,堅持信譽至上的理念。以至梁啟超感慨地說:“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對于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有此歷史、有基礎、以繼續發達的山西商業,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晉商守信用。”那么晉商的信用到底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我國傳統社會有長達上千年的抑商、鄙商傳統,其中不乏“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圣賢高論,也有“無商不奸”的俗語。在民間流傳的傳奇、小說、戲劇等文學作品中,無不充斥著對商人重利輕義、逐利舍情行為的刻畫和批判。明、清晉商以立人為先,強調誠信為本、利以義先,詮釋了義與利不相斥反兼容相通的道理,建立了商人群體良好的人格形象。

    晉商為長途販運商,后來又發展為票號商人,經營范圍十分廣泛。既然要利以義先,就首先要做到取利有道,要“公道待人”、“童叟無欺”,要 “勤儉為先”;其次,利要服從義,要為義舍利。在此舉兩個典型事例:其一,光緒初年,山西連續遭災,以致饑民餓死。祁縣商人喬致庸率先開倉放糧,縣里其他富商群起效仿。結果祁縣死人、逃亡人數為各縣最少。其二,清末民初,國難當頭,晉商募捐100多萬兩白銀,贖回礦權,還積極籌辦保晉公司,并認購20萬股,為全國各地紛起的保礦運動帶了頭。晉商積極參與保礦運動,使得商人的忠義人格永遠載入中華民族御辱自強的輝煌史冊。

    山西商人在為人之道上也表現了誠實忠厚的一面。他們認為和為貴,凡事不做過分,不做法外生意,講求以誠待人,和氣生財。有關晉商忠厚待人的故事很多。   

    拾金不昧   

    明朝臨縣人王子深經營一家客棧,小店不大,說不上豪華,但也干凈整潔,服務周到,價錢合理,深受過往客商的青睞。一次,有位商人住宿離開后,王子深打掃客房,發現了客人遺留下的一袋銀子,便將銀子妥善保管,等待失主返回認領。幾日后,那位商人抱著試試看的心態返回尋找,王子深謹慎地驗明他的身份后將遺金原封不動地交付。失主為了感謝他,拿出其中一半的銀子作為酬謝。王子深謝絕道:“你是我的顧客,財物丟失也有我的責任,再說這也是我應該做的。”   

    受人之托   

    清代澤州人王文宇在河北保定完縣做生意,與葛東崗交情深厚。葛東崗有個兒子尚未成年,他怕其子敗家,就悄悄地把800兩白銀交付給王文宇。葛東崗去世后,王文宇將葛東崗的兒子培養成人,并幫助他自立起家業,才把葛東崗遺留的白銀全數交給他。   

    視誠信如生命   

    清代汾陽人崔崇圩以賣絲為業,往返于張家口和大同一帶,雖利潤不太豐厚,但也算富足。一年,市場行情不看好,年終結賬虧損很大,崔崇圩的財東對他很不滿意,并由此而喪失了對他的信任。崔崇圩憤然剖腹自殺,腸子流出數寸,甚為悲壯,氣絕前還說:“我不善于貿易,以至于主人虧本,愧在人世。”

  職業信用創輝煌 

    明、清晉商經營門類繁多,商號、票號內部,從人員上講,分為東家、掌柜、伙計多個不同層次,人數眾多,再加上分號、分莊遍布全國,難以實施直接控制。區區商號就如一葉扁舟,沉浮于驚濤駭浪之中,稍有不慎就會觸礁沉船。商號和票號如何運轉協調,是晉商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在長期的經商活動中,晉商總結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培養職業精神,倡導職業信用。通過各種渠道使號內員工各守其職、嚴于律己。

    唯才是舉委重任 用人不疑靠人格

    “得人者興,失人者衰;認真察看則得人,不認真察看則不得人。”這是山西商號經理李宏齡的經驗之談。晉商于票號經理之聘用,用人唯賢,唯才是舉。在這方面,總結出了一套經驗,形成了經理負責制。具體做法是:經理聘用之前,先由財東對此人進行嚴格的考察,確認其人有所作為,能守能攻,多謀善變,德才兼備,可以擔當經理之重任,便以重禮招聘,委以全權,并始終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一旦選中聘用,財東則將資本、人事全權委托經理負責,一切經營活動并不干預,日常盈虧平時也不過問,讓其大膽放手經營,靜候年終決算報告。經理頗似“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由他處置。若遇年終結算時虧賠,只要不是人為失職或能力欠缺造成,財東不僅不責怪經理失職,反而多加慰勉,立即補足資金,令其重整旗鼓,以期來年扭虧轉盈。正由于財東充分信任經理,故而經理經營業務也十分賣力。且經理有無上之權力,不論是用人還是業務管理,均由經理通盤定奪。逢到賬期(三五年不等),經理向財東報告商號盈虧。經理在任期內,如能盡力盡職,業務大有起色,財東則給予加股(人身股)、加薪獎勵。如不能稱職,則減股減薪,甚至辭退不用。據說,每屆年終各地經理齊集總號匯報工作時,由財東設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東家敬酒上菜,熱情招待;盈利少或發生虧損者居下席,自斟自飲,受到冷遇。如果二三年都屈居下席,用不著財東說話,經理也只有自請辭職了。

    天亨玉先虧后盈

    常家在張家口的油面雜貨店“天亨玉”開辦較早,最后一任掌柜叫王盛林。一開始上任時,由于市場疲軟,出師未捷,賠本了。常東家分析了原因,認為并非人為的因素所致,非但沒有撤王盛林的職,還為他補足了資金,讓他繼續努力,三年過后,“天亨玉”便扭虧為盈。至20世紀初,各商家紛紛“落馬”,常家也發生危機,王掌柜力挽狂瀾,在“天亨玉”無一分資本的情況下,改組為“天亨永”,負債繼續經營。直到常家衰落時,“天亨永”仍然支持著常家的開銷。

    富生峻掌柜三戰沙場

    商界風潮起伏、賠賺無常,有時確非人力所能控制。當年太谷曹家在沈陽開設“富生峻”時,掌柜領取本錢七萬兩白銀設莊開業,但出師不利,本錢全部賠光。掌柜慚愧地向曹財東報告虧賠經過,東家不僅沒有責難,反倒好言撫慰并問他是否還敢再干。掌柜得到信任,于是第二次領取了資本,再度出征,孰料還是賠累不堪。曹東家倒也真有些 “耐性”,竟然三托資本令“敗將”再戰。受重托三度出征的掌柜深知這第三次資本的分量,于是仔細總結屢戰屢敗的經驗教訓,改變經營方法,勵精圖治,不但賺回了前兩次的虧賠,而且戰績顯赫——以其盈余在四平街開設了富生泉、富生城、富生長、富生義四家商號。

    商號伙計素質高

    向把商號視己家

    商號經理的選用一絲不茍,店員、學徒的錄用也是十分嚴格,慎之又慎。學徒必須年齡在1520歲之間,身高五尺,五官端正,儀態大方,家世清白,懂禮貌,善珠算,精楷書,不怕遠行,能吃苦。學徒入號,須有人擔保。入號前,由主考人當面測試其智力,試其文字。通過者,擇日進號。進號稱請進,表示人才請入,前途不可限量。入號后,總號派資歷較深的人任教師進行培養。培訓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業務技術,包括珠算、習字、抄錄信稿、記賬、寫信等,學習蒙、滿、俄語,了解商品性能,熟記銀兩成色。一是職業道德訓練,主要有重信義、除虛偽、節情欲、敦品行、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嫉恨、幸辛苦、戒奢華,并派往繁華商埠,以觀其色。山西商人的習商諺語充分說明了對其學徒的要求之嚴:“十年寒窗考狀元,十年學商倍加難”;“忙時心不亂,閑時心不散”;“快在柜前,忙在柜臺”;“人有站相,貨有擺樣”。在山西商人中還流傳著這樣的學徒規矩:“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壺四把(茶壺、酒壺、水煙壺、噴壺、夜壺和笤帚、撣子、毛巾、抹布),終日伴隨;一絲不茍,謹小慎微;顧客上門,禮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觀色,唯恐得罪;精于業務,體會精髓;算盤口訣,必須熟練;有客實踐,無客默誦;學以致用,口無怨言;每歲終了,經得考驗;最所擔心,鋪蓋之卷;一旦學成,身股入柜;己有奔頭,雙親得慰。”由于學徒制執行很嚴格,從而培育了不少人才,成為晉商的中堅力量。

    駐莊掌柜重信用

    鞠躬盡瘁為票號

    東家和掌柜本領再大也無分身之術,更不可能事必躬親。而商界起伏無常,變化莫測,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問題若不及時處理,損失自難避免,甚至可能“翻船”。對分號掌柜的考核具體有:“遠則易欺,遠使以觀其志;近則易狎,近使以觀其敬;煩則難理,煩使以觀其能;卒則易難,卒問以觀其智;急則易爽,急期以觀其信;財則易貪,委財以觀其仁;危則易變,告危以觀其節;久則易惰,班期二年以觀其則;雜處易淫,派往繁華以觀其色。”經過這樣的嚴格考核,凡循規蹈矩、勤于號事、心地清楚者,不拘一格委以重任。

    為了令出即行、有效管理,號令“三軍”的總號掌柜采取無為而治之策:下放權利、分級管理、層層制約。將各分號的經營管理權柄“拜托”給各號掌柜,由他們根據行情廣設分店,各分號掌柜受總號掌柜之聘,攜資走馬上任打天下。在自己的“勢力范圍”,他們擁有經營管理、獨立核算、延聘用人、設置分店以及制定營業措施等大權。各分號之間可以彼此拆借資金、調劑“盈虛”。總號掌柜“點將”完畢則坐鎮“大本營”——設于本縣的老號,在所屬分號間“酌盈濟虛,抽疲轉快”,平衡資金。

    分號規定又有十不準:不準攜帶家屬、不準嫖妓宿娼、不準參與賭博、不準吸食鴉片、不準舞弊營私、不準假公濟私、不準私蓄放貸、不準貪污盜竊、不準懈怠號事、不準打架斗毆。如若違反號規,則由本人、掌柜及保人三方當面交割開除出號,永不敘用,其他各連莊分號亦不得錄用。這些號規的實施,加強了對分號的約束,為晉商樹立起良好的商業形象,使他們贏得了廣泛的贊譽。除嚴格號規外,總號掌柜還要派人進行經常性的突擊檢查。如大德通票號大掌柜、二掌柜(或委派資歷較深的職員)每隔若干年都要到所屬各分號進行工作視察,謂之“閱邊”。這種工作視察是突然性的,并不預先通知,更不允許分號之間互相通報消息。“閱邊”制度對于總號了解分號業務狀況、健全各分號自我約束機制和促進分號工作,起了積極作用。

    傳說日升昌曾于光緒年間在四川開設了一家商號,聘請一個姓張的掌柜在蜀地經營。因為路途遙遠,四川分號很少通音訊,時間一長,東家就忘了這個字號,張掌柜辛辛苦苦經營30多年,雖獲利不大,但本錢沒有賠進去。到了清末民初,張掌柜見時局混亂,于是清理號事,關門歇業,派手下向東家交割。好不容易找到東家的住址,但糊涂的東家拒不接受,說是沒有這家字號,雙方爭執不下,竟要動粗。幸好總號掌柜及時趕到才化解了這場紛爭。駐莊掌柜的忠貞真是讓人感動。事實上,正是有這么多忠誠盡職的掌柜,才有東家的巨額財富。

    晉商慎待相與著三晉信用傳天下

    所謂“相與”,就是有相互業務的商號。所謂慎待,就是不隨便建立相與關系,但一旦建立起來,則要善始善終,同舟共濟。如山西祁縣喬氏開辦的“復”字商號,盡管資本雄厚,財大氣粗,但與其他商號交往時卻要經過詳細了解,確認該商號信義可靠時,才與之建立業務交往關系。否則,均予以婉言謝絕。其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煩漩渦之中。但當看準對象、摸清市場的狀況,認為可以“相與”時,又舍得下本錢,放大注。對于已經建立起“相與”關系的商號,均給予多方支持、業務方便;即使對方中途發生變故,也不輕易催逼欠債,不訴諸官司,而是竭力維持或從中汲取教訓。

    喬家復字號的相與事

    祁縣喬氏開辦的復字商號在處“相與”時頗為慎重,要經過仔細觀察品驗、接觸和了解直到確認某商號信義可靠時,才與之建立業務交往關系,一旦共處則善始善終,無重大變故不輕易斷交。在共處過程中,給予多方支持,遇事無論于對方有利無利都示人以寬厚仁義,不為一時一事的名利而傷害朋友交情。其指導思想是“寧舍銀錢,不結冤家”,“與其把錢花在衙門,不如多交相與相親”。民國十一年(1922年),包頭雙盛公、雙生茂生意“擱淺”,虧損倒賠,東家楊老五欠復字號白銀六萬兩無力償還,若喬家訴諸官府,必致其破產倒閉。但復盛公并無催逼還債之意。喬東家認為:買賣家銀錢往來不是國糧皇課,動不動就與人打官司,必壞了自家“門市”,對以后其他業務往來不利。與其打官司把錢往衙門里送,不如花錢買個厚道,加深友情,交個摯友。喬東家喬映霞來視察時,賠累不堪、百般無奈的楊老五跪下“咚”地磕了個響頭,喬氏趕忙上前扶起,六萬兩白銀的欠款就這樣一筆勾銷。這類事情在喬家各字號并非罕見。大順公絨毛店欠復盛公大洋1000元,僅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廣義恒絨毛店欠復盛公五萬元,僅以數千元房地產抵償就算了結。守信譽、重友情,這正是生財有道的山西商人得以在商界立足的一貫經營作風。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商界弄潮險象叢生、賠賺無常。遇到虧賠過巨、資金周轉不靈,不能按期償債亦是商界常有之事。其他小號并無威懾之力,無力與資強底厚的大字號對峙抗衡,只能仰人鼻息。倘若任其破產倒閉,難保不禍及池魚、唇亡齒寒。況且任何買賣倒閉時,債權人無不為之受累,哪有不虧之理。與其被動地三折五扣,落不了幾個錢,不如聽之任之,由其自便,自己得一個樂善好施的仁義美名。因此,復字號每遇倒賬之事,均采取適可而止的態度。債務人怎樣還,他就怎樣收,一向不計較爭論。

    那些得到恩惠的欠債者境況一有好轉,便爭相償還欠款,以維護自己商號的聲譽。其他字號、小商小販及市井庶民也都愿與復字號往來生意,光顧其店面。復字號則來者不拒,迎來送往,廣交天下友,笑納八方財。

    滴水恩,涌泉報

    榆次常氏“天亨玉”商號掌柜王盛林在財東將要破產時,曾向其 “相與”的“大盛魁”商號借銀三萬至四萬兩,并且讓財東把天亨玉的資本全部抽走,天亨玉在無資金的狀況下全靠借貸維持,僅將字號改名為天亨永,照常營業,未發生倒賬,全憑著王盛林掌柜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商號發生危機時,王盛林認為該號受過大盛魁這位“相與大哥”的幫助,不能過河拆橋,立即派人送去二萬銀元。當時有人反對,認為此款放出去根本無法歸還。王掌柜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沒有大盛魁的支持,天亨玉早就完了,哪里還有天亨永呢?”正由于晉商篤信“和氣生財”,重視與相與的和睦相處、誠心扶持,其他各商號才都愿與晉商生意往來,從而實現了共同發展。

    晉商會館應猶在 內含誠信啟后人

    晉商信用也體現在會館的建立,可以說會館是以地緣為紐帶,體現晉商信用的一個行會組織,也是同鄉人在異地建立的一種社會組織。會館的由來還得從明朝說起。山西萬泉人賈仁元,字西池,為人善良、慷慨,喜歡做義舉辦善事。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考取進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戍政,克經筵官。賈仁元在京做官時宅第在崇文門外的東南,山西的同鄉在京辦事、游歷經商經常去投靠他,每次他總是熱情款待,并安排在其南院住宿。長此以往,南院就成為賈仁元的客院,最后他干脆將南宅作為三晉會館,供在京的晉籍士人住宿、聚會,從此會館就流傳開來。

    明代實施開中法以來,晉商以“極臨邊境”的地理優勢,捷足先登,漸漸成為明代最有勢力的商人群體。京師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晉商為活動方便而設會館于京師。隨著晉商經濟活動在全國范圍的普及,山西會館也隨之分布于全國各地。

    會館的作用也體現了晉商的信用:敦睦誼,聯感情,本著相互信任、相互幫助的原則以謀求共同的利益。當同鄉人有困難時,會館義無反顧地給以幫助。會館每年都要拿出一些經費作為無依無靠的貧苦同鄉生病或死亡后補助或喪葬之用,并且設有一處或數處“義園”,作為同鄉死后停靈埋葬之用。會館是維護同鄉或同行商人利益的組織。如山西煙商在北京建有河東煙行會館,乾隆時,由于“易州煙莊牙儈為奸,行中不通交易者幾乎經年”,后來依靠會館力量與牙行交涉,終于取得勝利。山西在北京營銷桐油的商人,則通過會館借官府之力限制了牙行的勒索,于是在山西顏料會館立碑為記。洛陽的潞澤會館《老稅數目志碑》則記載了嘉慶十九年(1814年)潞澤會館以商團名義,向當地稅收部門交涉減少梭布稅收的事情。此案歷時一年,潞澤商人勝訴。

    會館還是祭祀關公、財神及本行土神的場所。崇奉關公,讓關公走上神壇,這種現象最遲在隋代已經出現。以后歷代皇帝又屢屢加封關圣,到清代關公已成為人們最為尊奉的“武圣”。關公被人們譽為 “義薄云天”、“義利分明”、“義不茍取”、“信義昭著”、“言必忠信”、“信必篤敬”等,商人經商需要一種精神支柱,即以關圣的“義”來團結同仁,摒棄“見利忘義”、“不仁不義”等不良觀念與動機,以關圣的“信”來取信于民,取信于主顧,摒棄欺詐、偽劣等行為。所以山西商人最為仰慕敬重關圣。他們不僅在店鋪和家中供奉關圣,而且在各地的山西商人會館中為其修殿供奉。所以在各地的山西商人會館中規模最為宏偉的建筑就是關圣的神殿,甚至有的地方把山西會館修建成關帝廟的形式。會館內關羽的雕刻比比皆是,如“關公斬蔡陽”、“關羽封金”、“過五關斬六將”等。其目的就是請這位“神通廣大”的神祇,日夜監督他們的全部精神世界和商業交往活動,同時從關羽身上汲取無窮的正氣力量,有效地規范商業行為,在商業活動中立于不敗之地。例如,河南社旗山西會館的石碑記載:原初社旗有買賣數家,雍正時開張者有二十余家,其間有改換戥秤,大小不一,獨享其利的現象,于是全部商賈齊集在會館關帝廟,公議秤足十六兩,戥依天平為則。公議之后,不得私下更換秤戥。犯此者,罰戲三臺。如不遵者,拿著秤舉報衙門。商人議事齊集關帝廟前,是以關圣的信義來衡量和規范商人的商業行為,足見關圣在商人精神世界里的作用和地位。

    商業信用堪回味 

    誠信高于一切

    晉商認為誠信不欺是經商長久取勝的基本因素,所以把誠信看得高于一切。經商“雖亦以營利為目的,凡事則以道德信義為根據……故力能通有無……近悅遠來”。他們深知只有講信譽,重然諾,不欺不詐,人們才樂于跟他們交易。商業盈利靠商品的質量和服務態度來取得,永保信譽才能成功。一旦信譽上喪失,必然招致失敗。他們在經商活動中總結了許多有關經商誠信的商諺,如:“寧叫賠折腰,不讓客吃虧”;“買賣不成仁義在”;“售貨無訣竅,信譽第一條”;“秤平、斗平、尺滿足”。許多老店、大店在店堂懸掛著“貨真價實”和“童叟無欺”的條幅,是店鋪對顧客的承諾。可見,誠信不欺是山西商人經營活動中嚴格遵循的信條。祁縣富商喬致庸把經商之道排列為一是守信,二是講義,三才是取利。在山西商人中講信譽的商人和商號比比皆是,如盂縣人張熾昌,“貿易關東,與人然諾,堅如金石,一時儕輩推為巨擘”。洪洞人王謙光經營山東鹽時,不少人重利忘義,欺騙顧客,太看重利潤,唯獨王謙光行商不欺,誠懇忠厚,深得顧客信賴,所以生意興隆。

    旅蒙晉商與蒙人的貿易基本上憑信用維系。在對蒙貿易中,蒙人出售的各類畜產品是有季節性的,但所需用品則長年不斷,故習慣從各商號的分店、支店或小販那里賒購。根據蒙民的情況,晉商采取春賒秋收的交易辦法,農村老主顧春季換季缺錢,商號盡量賒給以解燃眉之急,秋季糧食收倉時,再派人收賬。這種以賒銷者、以商品形式授予賒購者的信用,也就是晉商借信用關系把商品賣給蒙人的過程。按商品交換原則,晉商將應收的貨款貸給蒙人時應收取利息,但以這種形式授予的信用,利息通常已包含在商品價格中,即不再額外計付利息,也就是以賒銷方式購買商品的價格一般高于以現金交易方式購買商品的價格。事實上,晉商正是以這種手段從蒙民那里獲取了高額的利潤。大盛魁艱難創業

    說起近代山西商業來,理當首推晉商旅蒙巨號大盛魁。清康熙初,三個衣衫襤褸、窮困潦倒的山西窮漢,為謀生路,棄窮圖富,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走出了雁門關。這三人便是山西近代旅蒙巨號大盛魁的創業者——— 祁縣人史大學、張杰和太谷人王相卿。三人瞅準康熙皇帝入蒙征剿噶爾丹叛亂這一時機,隨軍入蒙,憑著微薄的資金,采辦些細小的生活用品,挑擔而行,沿街叫賣,蒙古人稱之為“丹慶門”,就是貨郎擔,開始了他們艱難的創業里程。

    三個貨郎擔非常艱辛,只可勉強維持“溫飽”。清軍征服噶爾丹后,軍隊的供給仍然靠原駐地山西右玉縣殺虎口運送。史、張、王三人隨之也來到殺虎口鎮落下腳來,支起一塊“吉盛堂”的招牌,干起了坐地行商的買賣。可是因為吉盛堂資金匱乏,難以周轉,無法擴大經營,生意也十分清淡。一年到頭別說有些盈余,甚至連食用也難以賺回。面臨此境,三人大為失望,意欲“卷鋪蓋”走人,收攤回家。豈料“財神”從天而降,幫助三人擺脫困境,走上了致富之路。

    一年除夕之夜,大雪紛飛,寒風刺骨,三人圍坐火爐旁,眼瞅著一鍋小米稀飯發呆,唉聲嘆氣,愁眉不展,一副凄慘景象。當三人正欲端碗喝粥時,有一喇嘛悄然而至,眼睛直勾勾地盯著三人的“年夜飯”,想要投宿。三人雖舍寒粥稀,但大家同是出門人牞有難同當,有湯共喝,于是熱情招呼。喇嘛也不客氣,將湯喝完也不說謝字,轉身就走。等三人回過神來,才發現喇嘛遺留下一個包袱。追出門外,哪有喇嘛的蹤影。更為奇怪的是雪地里竟沒有一個腳印。三人將包袱打開一看,內有紋銀五百兩。以后多次尋訪那喇嘛,均無下落,于是,三人商定將那五百兩紋銀借做資本。從此,“吉盛堂”經營規模不斷擴大,日漸興隆,實力也日漸雄厚起來,康熙末年“吉盛堂”改名為“大盛魁”。史、張、王三人致富不忘本,為了紀念喝米湯的那一夜,大盛魁規定每年的正月初一,全體員工一起喝米湯,并將喇嘛神奉為大盛魁的“財神”,世代供祀。將向“財神”所借用的五百兩銀如數留出作為財神股,永遠進行分紅,并將每年的分紅計入一本“萬金賬”。“財神股”作為大盛魁對喇嘛恪守信用的體現,一直持續到大盛魁衰亡。大盛魁對一個只有一面之緣、來無蹤去無影的恩人有如此情誼,確是難能可貴。

    大盛魁初期經營的商品極不固定,上至綢緞,下至蔥蒜,無所不包。隨著資本積累的逐步增加,其經營的范圍也不斷擴大,最終發展到不再沿街叫賣,不再坐地行商,而是利用龐大的駱駝隊在草原上流動貿易。貿易活動范圍也越出了草原,南至廣州,北達外蒙古,東抵日本,西到莫斯科,形成了規模巨大、網點密布的國際商業集團。大盛魁職工自豪地說:“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路上有駱駝。”設“狗股”折射晉商情義

    清光緒年間,庫倫遭災,牧畜大批死亡,糧草歉收,物資緊缺,市場商品匱乏,物價暴漲。大盛魁的伙計得到信息,由于時間緊迫,就立即讓狗連夜送信到歸化總號,大盛魁因及時得到“狗信使”傳達的商情,組織國貨北運,發了一筆橫財。做成這筆大買賣,狗無疑立了大功。從此,狗在大盛魁深得主人厚愛,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優厚的待遇。凡是號內養狗的人,都可以頂“狗股”,每條狗可頂“狗股”一二厘,參與分紅。每當狗養到一千條時,主人都要“設宴”款待它們一番,并給狗演一臺戲,以示恩典,稱為“狗節”。晉商歷史上,關于狗股還有多種說法:一說,茫茫草原,無邊無際,更沒有道路,大盛魁運輸貨物的駝隊迷失了方向,人困駝乏,草原荒無人煙,又找不到水源。在這生死關頭,隨隊看守貨物的狗起了作用,狗不但領路,而且起了保衛作用。還有一說,烏里雅蘇臺發生事變,被圍得水泄不通,“包圍圈內”的人都無法報信給清廷,設在此地大盛魁的分號把賭注押在了一條看家護院的狗身上,把信系在了狗的脖子上,讓狗送信到大盛魁總號。清廷通過大盛魁獲得情報,立即派兵馳援,解了烏里雅蘇臺的圍,大盛魁由此獲得了種種特權和好處,大盛魁便專門設立了“狗股”。不管哪一說,“狗股”作為大盛魁對狗的恩惠的紀念和回報,體現了大盛魁對“恩公”的情義。對一條狗尚能如此,對商號的“上帝們”——顧客就可想而知了。

  【喬家復字號】初涉商界遭打擊

    祁縣有句民諺:“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祁縣的喬家與內蒙古包頭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呢?這還得從喬家的先人喬貴發說起。

    喬氏祖先是黃土高原上的普通農民,遺留下一個年幼的孤兒喬貴發,便永遠閉上了雙眼。喬貴發從小寄養在祁縣東觀鎮的舅父家,舅媽對他頗為冷淡,整日里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本家侄子辦喜事,喬貴發一大早就趕去幫忙。中午新人典禮時,新郎新娘要給長輩磕頭行禮,這時喬貴發正在灶頭旁拉風箱,拉得滿頭大汗,聽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剛想起身,有人譏笑道:“還給這種人行禮,真有失身份。”事后喬貴發越想越氣,毅然背井離鄉,獨自一人去口外謀生,在薩拉齊廳老官營村的合成當鋪作小伙計。初來乍到,人地兩生,雖勞務繁重,報酬甚微,但畢竟能混得一碗飯吃,不覺一晃就過去十余年。此間,喬貴發與店內一個姓秦的伙友多年相處,過從甚密,還歃血為盟,結為義兄義弟。當二人經過多年辛苦勞作,略有積蓄之時,當鋪的算盤珠子引起了他倆更多的遐想:寄人籬下,不如自己當老板。

    當時還沒有“包頭”這個城市,清廷為支應蒙古駐防清軍的糧秣,開禁土默特旗的廣大牧場,招徠內地百姓開荒種地、屯田實邊,處于東西交通要道的包頭人多了,商機也就出現了。二人隨即辭職出號,另起爐灶,在包頭西腦包開設一個草料鋪,自立門戶,經銷豆腐、豆芽、燒餅、切面以及零星雜貨。由于省吃儉用,精打細算,生意日見起色,資金積累逐年見長。但不久,這兩個涉足商界的新手因缺乏經驗,財力不足而虧損,幾乎垮臺。遭此打擊,喬貴發容顏憔悴、心灰意冷,收拾行李,告別秦兄,回祁縣老家種地去了。老秦則留守鋪面,勉強維持生意,以圖日后東山再起。

    重整旗鼓成財東

    乾隆二十年(1755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各地糧價普遍下跌,黃豆價格尤疲。老秦為儲備磨豆腐、生豆芽的原料乘機購進一大批黃豆。不料,次年黃豆歉收,價格陡漲,市場行情發生巨變。老秦見此喜出望外,瞅準時機把儲存的黃豆以高價大批售出,獲利頗豐。此次成功的黃豆生意為喬、秦二人買賣的復興帶來了希望。老秦自認為時來運轉,發財有望,興沖沖地把祁縣的喬貴發接回了包頭,共商生財大計。

    正是秦氏與喬氏“拜把子”兄弟間的情和義,使得秦氏賺足了資本之后,還會想著喬貴發,把發財的機遇同喬貴發共同 “分享”。如果當初秦氏來個“單挑”,晉商的歷史上,就不會有成就霸業的喬家復字號了。

    喬、秦二人以黃豆生意賺來的那筆錢為資金開設了“廣盛公”字號,經過艱苦創業,生意日隆。他們逐漸在包頭商界顯露頭腳,成為世人刮目相看的新秀。這時包頭的商業中心由原來西腦包逐漸轉移到東河區轉龍藏以西大東門一帶。喬、秦二人審時度勢,趕“熱點”隨之轉移,在大東門購置地皮,建了一處高大寬闊的房院,作為廣盛公的號址。同時調整經營項目,擴大營業范圍。不僅繼續操辦酒、油、米、面等原有業務,而且還兼營糧盤、錢盤、販馬、設棧等買賣,就連綢緞布匹、針頭線腦、副食雜貨也一應俱全。這時的廣盛公無論是經營項目,還是資金積累數額均非昔日可比,喬、秦二位弄潮兒在商海的漩流中漸漸成熟起來,成為包頭商界家財萬貫的巨富。屈指一算,兩人來包頭已有三十多年的光景,于是從山西老家聘請掌柜來支持號事,自己則衣錦還鄉當起了財東。忘乎所以“賣樹梢”

    廣盛公生意興隆,掌柜們有點忘乎所以。經營酒、油、米、面及雜貨已經不能滿足其胃口,便把大批資金用于投機行當——— “賣樹梢”,牟取暴利。每年春季青黃不接時,急需用錢的農民以種的青禾作抵押,向商號借貸錢物,秋后按照原來預定價格交納糧食,俗稱“賣樹梢”。廣盛公的掌柜們做這種投機買賣得心應手,備嘗甜頭。

    一年,廣盛公的一大筆“賣樹梢”的買賣失手,虧損巨大、債臺高筑,瀕臨倒閉絕境,掌柜們一個個狼狽不堪,追悔莫及。幸虧廣盛公在商界聲譽素著,與主顧、同行和睦相處,“相與”甚深,得到了社會各方好友的支持。大家共同議定,給廣盛公一個 “緩期執行”——— 三年內還清債務。有了喘息的機會,廣盛公上下臥薪嘗膽,從慘敗中汲取教訓,調整經營項目和方式,謹小慎微、克勤克儉、苦心經營。三年下來,不僅還清全部債務,還有了較大盈余。債主滿意了,喬、秦財東及掌柜也樂了,大家都認為這是好兆頭,是廣盛公復興基業的起點,一致主張改組字號,于是在“廣盛公”的基礎上,以喬家在“在堂中”、“大吉堂”、“進修堂”、“德星堂”和秦家“三余堂”的名義,投資白銀三萬兩,改組成立“復盛公”,意喻“復興”——重振大業。

    盛時不忘創業難

    晚清時,大盛魁的發展臻于鼎盛,已是財富千萬的巨號了。其資金的雄厚,據說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一個挨一個排到北京,拉出一條全長兩千公里的銀元寶線來。號內職工多達六七千人,駱駝兩萬頭,其分號的資本也已發展到了十萬、百萬,形成了集商業、手工業和金融業于一體的具有子母公司性質的獨特的商業系統,雄踞塞外,獨霸一方。即使如此,掌柜們卻始終不忘創業時的艱辛,非常重視職工的傳統教育。每有新職工入號,掌柜都要帶著到財神廟內參觀先人創業時的遺物,睹物思情,言傳身教,勉勵后人發揚艱苦奮斗的傳統。每到大年除夕,掌柜因伙計們一年辛苦,都要設宴犒勞一番。山珍海味,老窖佳釀自不必說,但在美饌珍饈之后,必有一道小米稀粥,告誡人們,吃甜憶苦,不忘當初。

    經過幾代人的苦心經營,大盛魁形成了一套較為系統的管理規章。號內業務的來往信函通常是暗語問答,看去只是寒暄問候、談天說地、氣候冷暖,而掌柜們則一目了然,掌握了行情。

    在蒙古經商有方   

    大盛魁的掌柜們在蒙古經商數十年,對蒙古牧民的消費心理和生活習俗可以說熟悉到家了。其分號、支店的流動售貨小組,常年游走蒙古包,做零星買賣,有的在某地區或某一旗經營幾年,甚至幾十年。蒙古牧民素來樸實豪爽,但不善算術,購物時常以方便實用為需。因此,商人們便依照蒙人體格狀況,將布料分割成不同尺寸的袍料,任由選購。每到冬至還制作大批的白面餃子冷藏運往蒙古包銷售,做節日的應時商品,頗受蒙古牧民歡迎。蒙古牧民居住分散,遇有病痛往往缺醫少藥,很難及時得到診治。掌柜們便按蒙醫慣用的藥包,把藥方分為七十二、四十八、三十六、二十四味四種,注明藥名和效用分包出售,而且掌柜和伙計們都粗懂醫術,會些針灸,為蒙民醫治些輕傷小病,因而不僅博得對方好感,還樹立了字號的信譽。

    大盛魁在蒙地的銷貨方式就是以賒銷金額為本金,加上利息折合為牲畜或皮毛若干,到期用實物還本付息。有些旅蒙商“以牲畜質物,指定某畜由原主代為飼養,數年后取之如攜,若有死傷,原主指它畜以為償”。除賒銷外,他們還采取了預付貨款、延期支付等其他多種形式。可以說,在晉商漫長的經商活動中廣泛存在著商業信用。蒙民從事畜牧業,季節性強,購物時常常不能當下付款,掌柜便以高利率借貸賒銷,規定兩年還清,年利為百分之五十,若三年還清,年利為百分之七十。到時牧民用牲畜、皮毛、藥材等抵償債款。而商人們乘機壓低價格,進行盤剝。這種借貸賒銷的方式,雖加重了剝削,但也方便了牧民。在由王公開具的借貸印票上寫著“父債子還,夫債妻還。死亡絕后,由旗公還”,因此,蒙民所欠債務一般是不敢倒賬的。

    大盛魁號在蒙古延續二百多年,其經營項目可以說凡蒙民生活用品,應有盡有,保質保量,以至蒙民對大盛魁的貨是深信不疑的。相傳,有蒙民懷疑大盛魁所賣的布鞋鞋底內用的是草紙,店員也不辯解,趁著顧客最多的時候,當眾用刀將鞋底砍為兩段,示于眾人,鑒別真偽。從此以后,蒙民就認準了大盛魁的商品,不問價格,也毫不懷疑其質量,數十年不變。大盛魁號就是依靠種種商業信用,深得蒙民信賴的,并一步步地占領和鞏固了蒙地的商業市場。大盛魁的掌柜們把這套經驗也傳授給了后人。每有新學徒入號,便先送到外蒙古科布多接受訓練,從業務管理到專業用語都要進行系統教授,并專門請了教師教授蒙語、哈薩克語和俄語,然后分配到各分號跟著師傅學徒。這樣既提高了號內職工的業務素質,又使大盛魁的業務后繼有人。

    清咸豐年間,大盛魁的掌柜們也開始了對外貿易的嘗試。當時主要是對俄貿易,向俄國出售磚茶、獸皮和絨毛等,再從俄國進口哈喇、羽翎緞、羽毛紗、呢子、毛毯、鐘表等。進口的貨物大部分由歸化城里大盛魁的小號“天順泰”的“哈喇莊”出售。由于經營數額巨大,組織得力,所以成本較低,利潤較大,從而增強了掌柜們擴大對外貿易的信心。

    逐漸走向衰敗   

    1840年,鴉片戰爭的炮火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洋商洋貨潮水般地涌入了中國市場,而白銀卻似江水一樣源源不斷地流入洋商的錢袋。隨著一個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帝國主義侵略的魔爪不斷向內地邊疆伸去。這時的蒙古草原已不再是大盛魁獨家占有的市場,而是帝國主義之間以及中外商人“角斗”的戰場。他們雇傭買辦,低價收購獸皮、絨毛等,運往國外高價出售,獲利豐厚。

    《天津條約》簽訂后,德、美等外國銀行在張家口和歸化先后設立了分支機構和代理人,大量采購皮毛,運往天津出口,賺取巨額利潤。見此,大盛魁掌柜們艷羨不已,躍躍欲試,也在天津設立機構,圖謀辦理直接出口業務。過去每年經大盛魁收購的羊毛達八百余萬斤,駝毛五百余萬斤,羊皮一百余萬張以及各種珍貴皮毛等數萬數十萬不等。但一經牙紀作價,售與外國洋行,便受盤剝,獲利微薄。大盛魁掌柜不甘做洋商買辦,1921年投資白銀七萬兩,在天津開設了盛記毛莊,試圖以此打開局面,在國際市場上經營皮毛出口業務。可惜時運不濟,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各國正在醫治“戰爭創傷”,生產和貿易尚未恢復正常,天津外貿市場一片蕭條,再加上掌柜們不熟悉國際市場動態,信息不靈,難以躋入出口商的行列。這樣一來,貨物積壓,虧損日增,只得敗退下來。

    十月革命前,隨著俄商擁入蒙古、新疆和東北,俄鈔也大量流入,僅外蒙就達七千萬盧布,其中大多數為大盛魁所掌握。十月革命勝利后,俄鈔頃刻貶值,一落千丈,變為廢紙,大盛魁在俄境內的商業資本也都被沒收,從此一蹶不振。1924年,外蒙古在蘇聯的幫助下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下令全蒙各地凡欠大盛魁債務者,一概不許償還,并沒收大盛魁在蒙的資產。這時大盛魁的債權幾乎全在外蒙古,于是就喪失了這兩地的商業資本和商業市場。加上大盛魁后期用人不當,一些掌柜揮霍浪費驚人,侵吞號款事件時有發生。192810月,歷經230年的晉商旅蒙第一號大盛魁宣告破產。

    【喬家復字號】 恪守家規 發展壯大

    這時,包頭商業雖然日益繁榮,但尚未形成城鎮規模,既無管治,又無行會掣肘。商業自由經營,市面物價自主。在這有利條件下,復盛公的“銀球”越滾越大,幾年工夫,便成為包頭市面上的頭號買賣。復盛公的發展壯大,有力地促進了包頭的經濟繁榮。“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這個流傳甚廣的民諺,贊揚了喬氏家族的杰出創業成果。

    喬貴發辛辛苦苦干了一輩子,有了家眷,有了三個兒子喬全德、喬全義、喬全美,分別立有各自家族分支的堂名 “德星堂”、“寧守堂”、“在中堂”。其中“在中堂”人口最多,財勢雄厚、揚名四海的“喬家大院”就是“在中堂”一族居住的宅院,其主人是喬全美的次子喬致庸。喬致庸(1818年-1907年)是喬氏家族的焦點人物之一,外號“亮財主”。青年時考取秀才,希望通過儒學來振興喬氏家族。兄長去世后,他才下海經商,主持家業。他為人處世就像他的名字一樣,恪守中庸之道,為人隨和,多積善德,多行“和睦鄉里,扶危濟困”之舉,對地方多有資助。無論鄉里四鄰誰有病痛死傷,或遇天災人禍,只要啟齒,“在中堂”無論多寡總有施舍、賑濟。

    不僅如此,喬致庸對經商也有自己的理解:首先重信譽,其次講仁義,最后才是商利。他還嚴格教育下一代,在家中設立私塾,并定立“六不準”的家規:一不準納妾,二不準虐仆,三不準嫖妓,四不準吸毒,五不準賭博,六不準酗酒。難能可貴的是,喬氏后代子弟基本上都能遵從家規戒律。

    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中敘述的是喬家土財主納妾成群的故事,但在真實的歷史生活中,卻恰恰相反,喬家幾代人無一人納妾。亮財主娶過六房婆姨,全是續弦,映字輩的老三喬映霞與夫人張氏感情甚深,在天津小住時,張氏遭匪徒毒手,喬映霞悲痛欲絕,此后終生未娶。最后一任掌門老四喬映奎,百事如意,惟有一事不順心,老婆只生女兒,沒有男孩,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封建禮法下,討房姨太太,傳宗接代是合情合理的事,但在嚴厲的家規、家法約束下,他卻根本不敢有這種舉動。

    秦氏先祖同喬貴發一起“走西口”,摸爬滾打,嘗遍世間百苦,奠定了復盛公的堅實基業。但是,創業難,守業更難。秦氏子弟爭奇斗富,揮霍浪費,沒多久便把偌大的家業折騰得入不敷出,落得坐吃山空,家道敗落。復盛公的財股被秦家后代不斷抽走,喬氏后代則不斷填補,最后秦氏只剩下一厘二毫五的股金,而喬氏則成了名副其實的“大財東”。喬氏子弟恪守祖訓家規,努力任事,勤奮進取,注重商品的質量,維護字號的信譽,鞏固了先祖開創的家業。二十余年之后,復盛公根基牢固,信譽昭著。   

    寧虧不偽 近悅遠來   

    清道光以后,英、法、美等國洋行把侵略觸角深入到西北各地和蒙古草原,與商界競爭市場。喬家一脈“在中堂”奮起反擊,與洋行展開商戰,以爭短長。先后獨資增設了與復盛公經營業務相同的復盛全、復盛西、復盛協、復盛錦、復盛興、復盛河、復盛菜園、復盛油坊等一大批商號,形成一個實力雄厚、規模龐大的商業網絡。在包頭,僅復盛公、復盛權、復盛西三大號就有十幾個門面、四五百職工。由于喬家“在中堂”的商號名稱都以“復”字打頭,人們便把喬家的商號統稱為“復字號”。

    喬家在商業和金融業的經營活動中總是本著以信譽擴大影響、以信譽立足商界、以信譽求得盈利的指導思想,絕不做取巧漁利的一錘子買賣,更不做玷污字號招牌的勾當。即使賠本也篤守這一信條。因此喬東家和掌柜們堅決杜絕所屬字號存在偷奸取巧、坑害顧客的行為。如有違反號規者,一經發現,嚴懲不貸。據說,清末的一年糧油歉收,油價一個勁地往上躥,喬家復盛油坊從包頭運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銷售,經手伙計想乘機撈一把,暗地摻假,以次充好。誰知“東窗事發”,被掌柜發覺,狠狠訓責了手下,勒令追回假油,重新灌裝了純凈無瑕的好油。自作聰明的伙計被“炒了魷魚”,只得“卷起鋪蓋卷”走人。這次油市火紅的良機,復盛油坊非但沒有賺到錢,反而蒙受一些損失,卻贏得了客戶的信賴,近悅遠來。喬家字號重合同、守信譽,“美名”不脛而走,省卻了一筆“廣告費”。喬家之所以如此,并非沽名釣譽,“寧虧不偽”是其多年經商的獨特經營作風。

    包頭城里還流傳著喬家復字號“大斗賣出”的故事。面粉是北方人喜歡吃的主食,平時銷量很大,有的不法商人在秤桿上做手腳,在顧客面前秤桿翹得高高的,好像分量很足,可實際上缺斤少兩,百姓對此很氣憤。這時有個好消息在包頭城里炸開了鍋,說是復字號面店賣出的一斤白面,回家就變成了一斤一兩,買一斤面,實際多給了一兩。霎時,來復字號買面的人爆滿。原來,這是喬氏東家想出的“買一送一”的主意,他暗暗下令把秤桿改“大”,一斤變成一斤一兩。這等好事,讓包頭百姓撿了個大便宜,并且人人成了復字號的忠實顧客。從此,包頭的面粉市場被喬家復字號牢牢控制了。

    復字號以其多買賣、厚實力、嚴號規、重信用的經營特色稱雄于包頭,壟斷了市場。包頭商會的成立也是由喬家復字號牽頭,一呼百應,會長一職也是由復字號的掌柜輪流“坐莊”,自然給“復字號”的生意大開方便之門。俗話說得好,近水樓臺先得月!與此同時,喬家“在中堂”以復字號為依托不斷向外拓展生意,到清同治、光緒年間,京津、東北以及長江流域的各大商埠都有喬家投資經營的復字號,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著名商號。

  【廣升號的傳說】   

    山西太谷縣廣升藥店的前身是廣盛藥鋪,大約創辦于明代嘉靖年間。廣盛藥鋪原是由到太谷縣行醫的一個大夫開辦,后來被當地地主杜氏所侵吞。到清嘉慶年間,藥店實行改組,增加了姚聚等股東,藥店隨之也“改頭換面”為廣升(聚記)藥店。

    廣升藥店之所以能夠成為遠近聞名的老字號藥店,在于它有自己的招牌神藥——定坤丹和龜齡集。這兩種藥原來都是宮廷藥品。明代中葉,朱元璋八世孫朱厚 (嘉靖)做了皇帝,過五十大壽,廣集天下長生不老之藥,方士邵之節和陶仲文合作,從宋代張君房所編纂之《云笈七簽》中的許多滋補藥品中,取長補短,加以增刪,并采取“爐鼎升煉”的技術,制成了號稱可以長生不老的“仙藥”獻上,取名“龜齡集”。邵、陶死后,陶仲文的義子正是為皇帝監制龜齡集的總管,乃山西太谷人。待他告老還鄉時,將龜齡集處方帶回太谷,在他自己家中升煉服用,并贈送親朋好友,其后人則以此為盈利手段,取名延齡堂。之后有人從他家將處方抄出,傳到廣升號藥鋪,從此龜齡集流傳于世。

    清乾隆年間,大內深宮里的后宮妃嬪們由于長期閉鎖在后宮,精神抑郁,體力虛弱。另外,15歲入宮的宮女到25歲才能出宮婚配,長期的宮禁生活使她們當中的大多數也都身患經血不調之癥。于是乾隆皇帝命令集中在京師正在編纂《醫宗金鑒》的各地名醫,把治療婦女血氣抑郁癥列入研究內容。名醫們翻經查典,討論磋商,集思廣益,最終擬定出一個藥方,付諸臨床,屢次靈驗。乾隆大喜,就把這種藥命名為定坤丹。但因定坤丹是后宮用藥,《醫宗金鑒》沒有將此藥收錄進去。當時,有個監察御史孫延夔,也是山西太谷人,其母已經重病臥床許久,卻得不到任何治療方法。他得知宮中已經有了這一神藥,就從太醫院將定坤丹的藥方抄出,交給老家的“登元堂”藥鋪配制并送與母親服用,沒想到母親很快得以康復。后來,這個處方也輾轉到太谷縣的廣升藥店,該藥店將其作為藥品銷售,由于療效奇特,聲名鵲起。

    廣升(聚記)藥店自嘉慶年間改組后,一直到光緒初年是它的迅速發展時期,先后在漢口、懷慶(今河南沁陽)、祁州(今河北安國)、禹州(今河南禹縣)、廣州等地設立分店。他們自制銷售的丸散膏丹逐漸發展到十多種,如治霍亂的“麝雄丸”,治時疫的“玉樞丸”等均負盛名,銷售頗佳,而擁有獨特療效的定坤丹和久負盛名的龜齡集則更是該店生財的靈丹妙藥。雖然其產量較低,但因價格奇昂,每瓶平均需銀二兩左右,也使該店的收益不小。

    光緒四年(1878年),廣升藥店又進行了一次改組,藥店更名為廣升蔚,資方包括杜、段、申氏等,而藥店實權則被段氏所掌握。光緒十一年(1885年),廣升蔚藥店由于資方內部發生矛盾,又進行了第三次改組,申氏帶領七家股東退出廣升蔚,另組成廣升遠藥店。從此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廣升遠首任經理申守常,精明強干,藥店在他的主持下發展很快。申氏首先設法廣為吸收游資,擴充藥店資本,接著,積極向外擴展,開設分店。此外,他還積極擴大龜齡集、定坤丹的銷售市場,使這兩種藥的銷售地區由原來的山西、河北、河南、廣東等地,又擴大到東北、西南各省和南洋一帶。有人估計,廣升遠從成立到1930年,贏利在70萬銀兩以上。但是,廣升蔚卻相反,由于經營不善,越來越不景氣。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吸收太谷巨紳孟廣譽入股資金9000兩,又將店名改為廣升譽,但藥店經營并未改善,仍然連年虧損。1918年,廣升譽再次改組,更名為廣升譽(正記)藥店。無奈,其經營管理一直沒有走出誤區,與廣升遠相比,營業一直處于劣勢。1948年,太谷解放了,由于政府的大力幫助和國民經濟的恢復,太谷的藥店煥發出新的生機,成藥產量大幅上升。1955年,政府批準廣升譽、廣升遠兩家合并,實行公私合營,定名為廣譽遠制藥廠。

    從廣譽遠的變遷可以看出,不論是廣升(聚記)藥店,還是廣升遠、廣升蔚和廣升譽,盡管牌子換了一茬又一茬,但它開創的這幾種中成藥名牌卻名揚海內外,數百年長盛不衰。這完全得益于廣譽遠在藥品生產上的嚴格把關。對于龜齡集和定坤丹這兩種藥的生產,老店不僅要求在加工方面嚴格細密,而且其采納的中草藥和配方也一定要上乘藥品。比如,人參一定用高麗參或老山參,其他不用。鹿茸一定要用黃毛茸、青茸,不用西茸,因為前者毛細、皮紅、味好;后者毛長、瘦老、氣味不純。總之,廣譽遠只進好貨,不進次貨,精工細作,各藥質量上乘,信譽頗高。在國內的禹州、祁州兩大中成藥市場上,只要是買廣譽遠的貨或者別家經營的標有“廣譽遠”牌號的藥品,買主都確信不疑。

    “以義制利”告訴人們行義的目的是可以考慮利益回報的,因為商人天經地義的目的還是要獲取利益。廣譽遠非常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特別重視企業信譽,更以信譽為本,鑄就了這個百年老店,直至今日還閃爍著耀眼的光輝。

    京城醬園——六必居

    為什么要在這里特別談到六必居醬園店呢?因為它是山西商人一手創辦起來,并得以成功發展為歷史最久、聲譽最顯著的京城老字號。

    相傳在明朝中葉,山西臨汾西杜村的趙存任、趙存義、趙存禮兄弟在“學而優則商”觀念的指引下,跟隨著浩浩蕩蕩的晉商隊伍,開始追尋自己的“淘金夢”。他們不辭勞苦走到了京城,驚喜地發現天子腳下的北京城如此奢華,王公皇戚、名門望族比比皆是,這些人在生活上極為講究,越是奢華、稀罕的東西,就越受他們的歡迎。北京城內的平民百姓在吃喝穿戴等日常生活上也互相攀比,“追求時尚”,毫不馬虎。這里經商的生意人紛紛投其所好,專挑奢侈高檔的商品經營,這樣不但利潤大,而且買的人也多,自然更容易發財。

    趙氏兄弟三人獨辟蹊徑,開了個小雜貨鋪。小店所賣商品看上去雖然很不起眼,但居家過日子卻誰也離不開。俗話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三兄弟的商號里除了茶以外,其他六樣東西都賣,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恰如其分地給商號起了個名字叫“六必居”。誰曾想這名字竟然能響亮地叫了400多年,當年的小店終于發展成為北京醬園中歷史最久、聲譽最顯著的一家老字號。直到今天,這個由山西商人創立的字號招牌依然高懸于廳堂之上,盡管店里經營的內容還是那么普通,但就是這種質樸無華的風格挽留了幾代人對老店的青睞,其店內高懸的金字大匾,相傳也是明朝大學士嚴嵩所題寫。當時的同行又有誰能想象到這異鄉的三兄弟會創造出這樣的奇跡呢?

    六必居最出名的是它的醬菜,有12種傳統產品:稀黃醬、鋪林醬油、甜醬黃瓜、甜醬甘螺、甜醬倉瓜、甜醬姜芽、甜醬八寶菜、甜醬什香菜、甜醬瓜和糖蒜等。這些產品都是色澤鮮亮,醬味濃郁,脆嫩清香,咸淡適度,成為老百姓居家的必備小菜。它們的原料都有固定的產地。比如自制的黃醬和甜面醬,其黃豆就選自河北豐潤縣馬駒橋和通州永樂店——— 這兩個地方的黃豆飽滿、色黃、油性大;而白面則選自京城西面的淶水縣,是一等小麥,這種小麥黏性大,老店自行把它加工成細白面,就非常適宜制作甜面醬。另外,六必居制作醬菜,有一套嚴格的操作規程,一切規程,都由掌柜一人總負責。比如醬的制作,先把豆子泡透,蒸了,拌上白面,在碾子上壓,再放到模子里,墊上布用腳踩1015天,然后拉成三條,剁成塊,放到架子上碼好,用席子封嚴,讓其發酵,在發酵后期,還要不斷用刷子刷去醬料上的白毛。如此精心細作21天,醬料才算發好。正是這種嚴格的操作規程,保證了六必居醬菜的獨特味道和值得信賴的質量。似乎從一開始,六必居就深知“以義制利”的行商準則,他們以始終信守的道德規范為自己鋪平了一條通往成功的大道。

    六必居在經營管理方面也有一套獨特的辦法。老店幾百年來的經營經驗,有一條就是,任何人都不準超支或長支店內的資金,對外經營也從不欠款。店內明確規定,東伙不能借貸銀錢,倘有借貸,為管事者是問。另外,銀東提取錢文隨時扣除,伙計提取錢文,臨回家時需要還清;銀東按五厘定支,伙計按六厘定支,自定支后,不得越支;還規定銀東提取銀兩按兩季開付,不準早提。在用人方面,六必居規定,店內堅決不用“三爺”,即少爺、姑爺、舅爺,這一點可不容易做到。在當時的環境中,可以放下傳統觀念的包袱,大膽啟用家族外部優秀人才,可見六必居的遠見卓識。

    六必居自己發財致富,從沒有忘記自己的根還在老家山西。他們帶領大批臨汾的父老鄉親到京城老店里給予他們致富的空間,使鄉親們也能一睹京城的風采,故前店柜臺多是山西臨汾、襄汾縣人。

    明代一位山西著名商人王現說過這樣一段話:“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出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以義制,名以清修,天之鑒也。”六必居的代代傳人正是把修德之行與取利之途間的關系洞察得非常透徹,境界標立得又那么高遠,他們具有遠見卓識,沒有在利益面前丟棄了為商、為人的根本。盡管飽經滄桑,卻歷久不衰,憑借老店優質的醬菜和科學的管理創造了良好的信譽。有了這樣的忠誠和信義,六必居才會在風雨之中走出了400年的輝煌。

  金融信用揚商界

    票號出現以前,在商品交易過程中,商人異地采購業務,現銀調動額數大次數多、主要是由專門的運現機構——鏢局進行。所謂鏢局,以“雇傭武藝高超的人,名為鏢師傅,腰系鏢囊,內裝飛鏢,手持長槍(長矛),于車上或馱轎上插一小旗,旗上寫明師傅的姓。沿途強盜,看見標幟上的人,知為某人保鏢,某人武藝高強,不敢侵犯。重在旗鏢,故名鏢局。”鏢局起運的騾馱子,人稱“鏢馱子”。每一馱可馱銀三千兩。說起鏢局,在晉商史上還流傳有一個具有武俠傳奇色彩的故事:

    山西祁縣史家開辦的大盛魁商號,祁縣喬家開辦的復盛公商號,其運貨駝隊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搶劫,造成很大損失。據說領頭的劫匪綽號“流矢兒”,此人武藝高強,伸臂可舉牛犢,起腳能踹傷烈馬,摔跤贏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楊。他把不少廳、旗衙役捕快收為徒弟,并充當官吏的保鏢。他的公開身份是跤王拳師,暗中卻與響馬賊寇勾結,作惡草原。史、喬兩家深受其敲詐、勒索之害,便雇來鏢師懲治其人。豈料,那些被雇來的鏢師,都被“流矢兒”打得落花流水,遁跡潛蹤,再也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喬兩家便想請故里祁縣武林高手戴奎。祁縣是戴氏心意拳故地,雖說此時始祖戴龍邦、名師戴二周已過世,但戴氏傳人戴奎仍是隱居鄉間的武林高手,若是請他出山,制服“流矢兒”當不成問題。但戴奎為人性寡孤傲,商人們對能否請得動他卻沒把握。后來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禮來到縣城戴宅,見到戴奎后,便將祁縣史、喬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說來。待戴奎聽得怒形于色時,二旦又把厚禮送上,請他出山相助。誰知戴奎一言不發,竟將二旦連人帶禮推出家門。二旦無奈,只好垂頭喪氣重返包頭。

    山西到包頭,殺虎口是必經之處,此地匪患也最厲害。二旦剛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圍住,要求留下千兩買路錢,否則暴尸荒野。二旦正在危難之際,突然戴奎一人闖進圈里,三拳兩腳撂倒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跑出數里,又被一群土匪攔住,又要買路錢,領頭的自稱是“流矢兒”大弟子飛駱駝。戴奎一聽是“流矢兒”的人,怒起心頭,一挾一躍先將二旦放在臨近屋頂,隨后飄下來,對眾匪大打出手,轉眼就撂倒七八個人,飛駱駝見狀,親自上陣,照戴奎致命處就是一拳,戴奎輕輕閃過,未等敵手回轉,已插進敵襠,大喝一聲,將飛駱駝打翻在地。眾匪見狀,紛紛逃竄。戴奎也不追趕,輕輕一躍,上房將二旦接下地面,對癱在地上的飛駱駝說:“我是祁縣戴奎,不服氣到包頭找我。”說完便與二旦揚長而去。

    又過了五天,“流矢兒”的戰書傳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從包頭趕到歸化時,“流矢兒”早已帶來數百名弟子及各廳、旗官場要員助陣,誓與戴奎決一雌雄。“流矢兒”身高體壯,形如羅漢。他見戴奎骨瘦如柴,氣焰更盛,遂順手將場外一個300斤重的圓錐石磙舉起,扔到戴奎腳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腳一踩,將石磙就地轉了兩圈,猛一抬腳,已將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個“蟄龍登天”已將石磙送出一丈開外,物落原地。“流矢兒”所帶之人見狀大吃一驚,“流矢兒”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動手。戴奎連破對方致命攻擊,而“流矢兒”更加瘋狂。于是戴奎拿出戴家絕招,趁“流矢兒”猛撲之際,順勢發拳,又出其不意拍向他的左臂,“呼”地一下點住了對方腋下“夾窩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兒”一下蹲在地上,起不來了,只見他腦袋耷拉,涎水流出,二目發怔,面無血色,對眾徒弟艱難地說了聲:“扶我回去。”“流矢兒”回到家,沒出七天,氣血難通,一命歸天。消息傳到包頭,輕財好義的戴奎辭掉史、喬二家謝禮,返回祁縣。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惡棍一事,雖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經商之艱,運現之難。

    清中葉以來,隨著商業貿易的擴大,商號規模的擴大,分支機構的增多,迫切需要解決諸如資金融通、異地匯兌、結算和現金平衡等問題。靠鏢局運現已遠遠不能適應業務發展要求,更何況社會動蕩,盜賊橫行,鏢局運現安全性越來越低。在這種情況下,以存放匯兌職能的獨特信用形式——— 票號自然就應運而生了。票號自產生后,業務開展極為順利,在全國金融界中獨領風騷。

    19世紀20年代以后,山西票號把晉商的信用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辦理匯兌,不論款額大小、路途遠近均能按期兌付,絕不拖延;吸收的存款,保證隨時提取,而且此地的存款可在彼地支用,存戶頗感方便。由于信用好,贏得了社會的廣泛信任,無論商家住戶、達官貴族,有錢都愿存往票號。山西票號何以能在幾十年中執全國金融界之牛耳?其根本原因在“信用”二字。對于票號,最講究的是信用,存放、匯兌、提現,每一個環節都在體現一個“信”字,如果稍有疏忽,就會遭到擠兌、倒賬的命運。票號之所以根基鞏固,首靠信用卓著,二靠資金雄厚,三靠用人得當,四靠法規嚴密,五靠經營謀略。《文獻通考》卷十八曾對山西票號評價:“山右鉻商,所立票號,法至精密,人尤淳樸,信用最著。”《英國領事報告》中也說,山西票號信用很高,有力量買賣中國任何地方的匯票。庚子事變之時,在京各行紛紛停業,惟山西票號聲譽大增,清末晉商李宏齡在《山西票商成敗記》序中更道出其中原因:“至是之后,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貨,首推票號銀券最足可信,分莊遍于全國,名譽著于全球。”上海匯豐銀行的一位經理給山西票號這樣的評價:“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國商人或錢莊經營人那樣快……25年來匯豐與山西商人作了大量的交易,數目達幾億兩,但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晉商如此重信用,誰人不愿與之并事?

    票號元老——日升昌

    “日麗中天萬寶精華同耀彩,升臨福地八方輻輳獨居奇”。這是名揚天下中國第一家票號“日昇昌”的一副楹聯,至今仍然留存在山西平遙縣城該號舊址后院里。平遙位于晉中地區,與相鄰的太谷、祁縣在19世紀后期堪稱中國金融界的“金三角”。

    票號為山西商人首創,給近代金融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影響。

    自明代起,平遙就出現了許多以制作和運銷顏料為業的商人,其中清嘉慶年間開設的西裕成顏料行規模最大,資本最雄厚。它在國內各大城鎮、商埠所設分號,少則幾家,多則幾十家。僅在京城一地就有分號36家,位居晉商在京各號的首席。

    嘉慶年間,隨著國內貿易的發展擴大,埠際間債權債務的銀兩結算和借貸的業務日益增多。依靠鏢局運送現銀,已無法適應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嘉慶后期白蓮教起義風起云涌,社會動蕩不安,鏢局運現銀風險更大,商人們都感到不便,迫切希望用匯兌來代替現銀運送以解困擾。此時,正是主持西裕成號事的大掌柜雷履泰,審時度勢,借鑒了中國歷史上的匯票經驗,首先在晉商之間、京晉之間由西裕成眾分號開始經營匯兌,此處存款,彼處取錢。存款月息一般是二至三厘,放款月息七至八厘,匯兌費用一般是匯兌款額的百分之一。當時市面上周轉的銀子分碎銀、錠銀和元寶等幾種,元寶一般重50兩。由于重量和成色不一,從相互兌換平色中也能賺得不少利潤。雖然如此,但因保險方便、迅捷,委托撥兌者蜂擁而至,票號盈利與日俱增。雷履泰見做匯兌生意利潤豐厚,勢頭甚好,就在清道光四年(1824年)與東家李大全商定,在西裕成顏料莊的基礎上另設一個專營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并取名為日昇昌,從此,山西第一家票號正式宣告產生。

    雷履泰(17701849年),平遙縣龍躍村人,其祖上也是晉商世家,參與過運輸貨物。不過雷履泰少年時,父親早逝,家境困難,他就“輟讀習賈,棄儒就商”。起初在幾個商號做事,忙忙碌碌,并不得志。后來遷居平遙城內北門口拐角處,成了“看寶盆”的行家。看寶盆,是寶房(賭場)里的專業行話。當賭徒揭開盆蓋時,露出骰子的點數時,就要計算出輸贏銀兩的數目。西裕成老板的二少爺李大全一日心血來潮,到寶房看熱鬧。當寶盆揭開時,雷履泰脫口而出,其報數之準,反應之快,讓李大全頗為驚訝。憑著“第六感覺”,覺得這位同鄉少年很有潛力,于是拱手相邀。雷履泰跳槽到了“西裕成”后,不出李大全所料,才華逐漸顯露出來,先是被派往北京、漢口當分號經理。李大全繼承家業后,40多歲的雷履泰便被他調回平遙總號,擔任大掌柜,成了平遙縣顏料行的頭面人物。他因創辦第一家票號而成為山西票號創始人,在中國票號業的發展史上寫下了不朽的篇章。日昇昌在他和二掌柜毛鴻 歲羽、三掌柜程大培的通力合作、苦心經營下迅速發展壯大。

    毛鴻歲羽(1787——1865年),平遙邢村人,父親毛際美是個普通的商人,奔波于京津等地。毛鴻 歲羽早年就離家當學徒,在平遙縣 “聚財源”糧店里當伙計時,曾干出一件好買賣來。一次,老板派毛鴻歲羽到晉北預訂食油,等他趕到那里,食油已經被預訂空了。失落之余,他看見油坑旁被遺棄的損壞油簍,頓時有了主意。他到油坊附近轉了一圈,將附近村莊編制的油簍全部買下。當那些已預訂油的商人去提貨時,才發現平時不起眼的油簍變成了“搶手貨”,最后都不約而同地向毛鴻歲羽懇求分些油簍。毛鴻歲羽乘機開出“分些食油”的條件。“圍魏救趙”的棋走成了,毛鴻歲羽的使命也順利完成。毛鴻歲羽這匹千里馬,還是雷履泰這位伯樂看中并“挖”到“西裕成”的。

    雷、毛兩位掌柜都是久經商場的高手,深諳生財之道。票號雖然盈利豐厚,但他們并不滿足于現狀,而是眼望娘子關外,手伸大江南北,意在圖謀大業,稱雄票號業。日昇昌奠定基業后,旋即派人在全國各地進行了一番深入的調查摸底。隨后派精明干練、誠實可靠的人員分赴各地,設立分莊開辦匯兌業務,形成了日昇昌在全國各地的匯兌網絡。各莊開業之初,分號掌柜為了招攬業務、擴大市場,都紛紛拜訪當地晉商,拉攏關系。他們憑著多訪問,勤跑腿,近者悅、遠者來的謙虛態度,誠信為本、童叟無欺的經營理念,在短時間里便打開了局面。

    據史料記載:清朝末年,平遙城內有個討吃要飯的老太太,幾十年如一日,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平遙城人見了她,都像見了“瘟神”一樣,躲得遠遠的。突然有一天,這位乞丐婆惠顧了日昇昌,顫顫巍巍地掏出一張匯票要求兌付白銀。伙計一看大驚,匯票金額是12000兩銀,更讓人震驚的是這張匯票還是30多年前張家口分號的。匯票是真是假,總號上上下下慌亂了一陣。最后經掌柜查驗,確認匯票真實無疑,日昇昌立即將本息全額兌付。原來,這個老太太年輕時,丈夫在張家口做皮貨生意,賺錢后將12000兩銀交由日昇昌張家口分號匯出,匯票藏在身上,原想回家團聚,不料途中染病身亡。悲痛欲絕的妻子在鄉親的幫助下料理了丈夫的后事,從此家境每況愈下,最后淪為乞丐。幾十年后,老太太無意中摸丈夫惟一的遺物夾襖時才摸到這張匯票。通過這件事,日昇昌票號的誠信聲名大振,業務愈加紅火,不但山西商號與日昇昌的業務交往日趨頻繁,就連外省商號以及沿海一帶的米幫、絲幫,也愿意與日昇昌進行業務交往,事業如日中天。

    日昇昌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基礎逐步穩固,規模也不斷擴大,“京都日昇昌匯通天下”的招牌遍及除東北、西北以外的大半個中國。及至光緒初年,東家名義上的資本就有36萬兩,而常年流動周轉的又豈止百萬、千萬兩。掌柜們憑借與清廷達官貴族的密切關系,不僅“匯通天下”,甚至官吏的升遷、捐官鬻爵、包攬訴訟,地方興革大事等都能從中操縱。日昇昌的伙計們也是派頭十足,盛氣凌人,每每以在“天下第一號”日昇昌工作而洋洋得意。

    日昇昌的這番成就,與雷履泰、毛鴻昇二位掌柜團結一致、共商合議、相互協作是分不開的。但在道光六年(1826年)李大全病逝后,16歲的長子李箴視掌管日昇昌。雷履泰受舊主臨終托孤,全力輔佐幼主,并認為日昇昌是他親手創立,應由他全權管理,連李氏東家也不能隨便插手,因而躊躇滿志,唯我獨尊,處理號事時常常獨斷獨裁。對此,年輕氣盛、胸懷大志的二掌柜毛鴻昇深為不滿。兩人逐漸由相互猜忌、勾心斗角,發展成爭功奪利、互相排擠的死對頭,最后日昇昌的“銀山”上終于無法容下雷、毛這“兩只老虎”。

    一次,雷履泰偶感風寒,在號上臥床療養,但號內事務仍由他帶病處理,不肯放權給二掌柜毛鴻昇。于是毛鴻昇便私下向東家建議:“為雷掌柜身體著想,還是勸其回家安心靜養一段為好。”東家見雷掌柜帶病工作,確實于心不忍,又經毛掌柜這么一說,便對雷掌柜好言勸道:“你帶病工作,操勞過度,對病體不好,不利健康,暫時回家中調養幾天吧。”雷掌柜一聽此言,便猜想是毛鴻昇從中作祟的“交手腕”。雖然心中怏怏,但還是聲色不露地坐車回家了。過不了幾天,東家去探望在家養病的雷掌柜,進屋一看,見案上、床上堆放著許多信件,隨手拿起一看就傻眼了。原來這些全是雷掌柜吩咐日昇昌各地分莊結束業務的信件。東家忙問緣故,雷履泰答道:“日昇昌是你的生意,你是東家,但各地分莊是我安置的,我有權收回來交代你,也請你另請高明接管,我從此就告退了。”東家一聽,焦急萬分,急忙勸慰雷掌柜不必多疑,身體為重。雷履泰憤憤不平地說:“現在有人想取我而代之,我還怎能干下去,只好他干我不干。”這時東家才醒悟過來,心想:雷、毛二位再也無法相處,為保全日昇昌家業必須速定取舍。迫于無奈,東家雙膝下跪,懇求雷掌柜“放一馬”,不要告退,并保證不聽信小人胡言,對雷掌柜管理日昇昌深信不疑。雷履泰見東家如此懇請,便點頭同意不撤分號,但仍托病不上號。少東家無奈只好吩咐伙計,天天備上一桌酒席,并奉上五十兩銀子(相當于票號伙計一年的薪水)。這一切被二掌柜毛鴻昇看在眼里氣在心上,自覺日昇昌已非久留之地,“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于是憤然辭職,另謀出路了。毛鴻昇被擠出日昇昌后,被介休侯家聘請創辦了“蔚”字五聯號的票號,并與日昇昌票號在票號業中展開了激烈競爭。這是后話,暫且不提。

    山西第一家票號,由于經理人的爭權奪利而分裂,這對日昇昌說來是件壞事,但這一分裂卻推進了山西票號業的發展,使發端于平遙的山西票號,向太谷和祁縣等地不斷擴延,逐漸形成了平遙、太谷、祁縣三幫票號。

    “老二”走了,提拔了“老三”程大培。程大培,平遙縣回回堡人,早年務農,后來進入西裕成漢口分號干雜活。有一次亂匪流寇突襲漢口,西裕成分號及其他店號的伙計大都驚嚇逃走,平時被人看不起的程大培卻鎮定自若,把賬簿、銀兩都藏了起來,避免了巨大損失。程大培因忠心耿耿,護店有功,被正式接納為店里的伙計。雷履泰出任漢口分號經理時,程大培已是他的協理。雷履泰調到京都分號時,程大培接任了漢口分號的經理,日昇昌票號成立以后,程大培居于“三把手”。

    毛鴻昇離去后,雷、程二人全力支撐日昇昌票號,業績顯著,廣被世人所稱道。以致當時流傳著一句俗語:“人養好兒子,只要有三人,大兒子雷履泰,二兒子毛鴻昇,三子沒出息,也是程大培。”雷、程二人領導下的日昇昌首創了一套漢字 “密碼”,即用漢字作代碼的保密方法。而且每家票號的代碼不同,不時地更換,使得外人揣摩不透其中的奧妙,難以制假、冒領。比如,一至十二月的密碼是“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十二個字,數字一至九的代碼為晉、兗、青、許、揚、荊、豫、梁等州名。有些密碼是一首五言詩,有的是歷史典故,有的是警句,便于票號伙計記憶。同時書寫匯票由專人負責,他的毛筆字跡事先通報給各分號,讓大家熟悉,由此杜絕偽造毛筆字跡。后來的其他票號對密碼、密押又有新的發展,但基本上是沿用日昇昌票號漢字代碼的思路。可以說,在票號史上,雷履泰不愧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隨著日昇昌業務的不斷擴大,其經營作風也與往日截然不同。雷履泰,在日昇昌大權獨攬,傲慢自大,不可一世,從前那種多訪問、勤跑腿、近者悅、遠者來的謙虛態度也蹤影全無,而是廣交貴族官僚和豪紳地主,專做大宗的官府生意,至于小商小販的匯兌生意,非五百兩銀子一張匯票不接手,儼然一副財大氣粗、不屑蠅頭小利的官商架子。掌柜們出入府衙,乘坐的是綠圍四抬大轎,前呼后擁,耀武揚威,如同回家一般。地方官吏雖心有不滿,也奈何不得,只得迎來送往,以禮相待,不敢等閑視之。

    日昇昌的東家李箴視,因日昇昌生意興隆而大發橫財,成為有錢有勢、遠近聞名的巨富。他靠著日昇昌源源而來的銀子,廣置田畝,大興土木,僅平遙縣達蒲就筑起四座深宅大院。每座院內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雕梁畫棟,富麗堂皇,前庭后院,院院相連,樓閣相望,亭榭互映,好似“大觀園”一般,氣派非凡,鄉民們稱其為達蒲村的“李家堡”。院內仆役丫鬟成群結隊,一呼百應。李東家整日以煙槍為伴,側臥燈前,吞云吐霧,晨昏顛倒,每餐必是山珍海味,名酒佳釀。僅用飯時的傭人就有捧盤的、獻菜的、斟酒的、捧痰盂的和打手巾的等二十多人。一年四季廚房內雞、鴨、魚翅、燕窩、海參、松花、火腿、口蘑、銀耳及國產名酒等應有盡有,真是暴殄天物、窮奢極侈。而這時正是道光年間天災接連發生,饑饉不斷,餓殍遍野,人民相食的災難年代,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于是,日昇昌也開始因掌柜東家的窮奢極欲走向衰落,19149月,伴著社會動蕩和變革,在金融界活躍90余年的日昇昌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

    票號首富——蔚字號

    早在清康熙年間,介休縣北賈村商人侯萬瞻與兩個兒子往返蘇、杭,販賣綢緞發財致富。經過數十年苦心經營,終于田連阡陌、騾馬成群、宅院數座、生意幾十處,當地人稱“侯百萬”。平遙、介休、晉南、河北等地侯家的綢緞店、茶莊和錢鋪隨處可見。嘉慶十三年(1808年),年逾花甲、體弱多病的侯興域自感不久于人世,于是按中國多子分承的傳統習慣,把所有家產留出一部分養老外,分六股均分給六個兒子。不久,他和長子、次子相繼下世,侯氏家族由三子侯慶來掌管,負責打理侯家的六股生意。這個侯慶來就是上述那個極力倡導和支持把蔚泰厚綢緞莊改為票號的侯培余。他本是書生,曾于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為人處世精明練達,頗具才干。侯家的生意一經他的掌管便如魚得水,財源茂盛。掌家伊始,他廣招賢能,銳意改革。首先把開設在平遙的蔚盛長、協泰蔚、厚長來、新泰永商號大都改為“蔚”字商號,即蔚泰厚、蔚豐厚、新泰厚、蔚盛長。據說這是因為他的父親字蔚觀,以“蔚”字取號是為了永志不忘其父創業的艱辛。

    一日,侯培余在家喝悶酒,忽然手下興沖沖地喊道:“天降大喜了!”原來日昇昌的二掌柜毛鴻翙辭職了,侯培余喜出望外,立即預備厚禮,登門拜訪。毛鴻翙也正想出口惡氣,以雪恥辱,對侯東家的知遇之恩更是感激涕零,便一口答應下來,發誓與日昇昌票號一決雌雄。

    道光十四年(1834年),侯氏“蔚泰厚”綢緞店鋪改換招牌為蔚泰厚票號,這是平遙城內繼日昇昌之后的第二家票號。毛鴻翙出任大掌柜,東家侯培余提供雄厚資金,作改組之用。但大掌柜依然眉頭緊鎖,他覺得光靠自己的孤軍奮戰,難以與日昇昌相抗衡。于是將日昇昌的業務骨干郝名揚、閻久安挖到自己門下。郝、閻原都是毛鴻翙的“鐵哥們”,對雷履泰的“一手遮天”也頗有微辭。加之毛鴻翙重金相聘,并委以重任,他倆就決定“跳槽”,并帶走了一批老客戶。對此雷履泰恨得“牙根都癢癢”,寫信給日昇昌各地分號,譏諷跳槽的兩位是無名小卒、墻頭草。雷履泰為了保持日昇昌在各地市場上“獨居奇”的地位,在與蔚泰厚票號的激烈競爭中,總想在業務上把對方壓倒,常常放款減息,少收匯費,與蔚泰厚爭攬顧客,搞得蔚泰厚一些分號苦不堪言。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蔚泰厚蘇州分號向它的京師分號訴苦道:蘇地錢店以及為士人學子捐納功名等生意,由于日昇昌攬做,咱號概不能做分文。可毛鴻翙誓死抗爭,雷履泰在哪里開分號,他也隨即在哪里開業。來個你出掌來我踢腿。隨著日昇昌與蔚泰厚競爭的加劇,雷、毛二人更成了水火不容、勢不兩立,老死不相往來的對頭。以至于雷履泰的兒子叫雷鴻翙,毛鴻翙的孫子叫毛履泰。

    侯培余將蔚泰厚綢緞莊改為票號后不久便去世了,侯家的全部生意又由其子侯蔭昌接管。毛、雷在票號業務天地里大戰正酣時,侯蔭昌加大了投資力度,索性把蔚字號下屬的蔚豐厚、新泰厚、蔚盛長統統改為票號,交由毛鴻翙掌管。接著又將與人合伙的天成亨、蔚長厚兩家布店也改為票號。至此,上述六家票號在山西票號業中,被稱之為侯家“蔚”字號。蔚字號在毛鴻翙的苦心經營下,大家戮力同心,到處兜攬生意,設置分莊,不幾年已發展到與日昇昌相抗衡的程度。經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約三十余年時間,蔚字號分莊林立,各有資金十萬、數十萬不等,大有后來居上之勢。

    隨著發展,蔚字號人員不斷增多,機構日益壯大。為了嚴格管理,提高效率,擴展業務,掌柜和股東們協商,請平遙超山書院山長徐繼制定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號規。對于合資經營者的權限,結賬時盈虧的分紅辦法,號內人員的編制和調配升遷、福利待遇等一一做了明確的規定,使蔚字號經營有序、基礎日益鞏固。

    初創時期的蔚字號主要以匯兌和存放款業務中收取匯費和利息來贏利,經營對象也主要是各大商店和小商小販,但這并不能滿足其越來越大的 “胃口”。看到日昇昌票號攀結達官顯貴、經營官款撥兌,白花花的銀子如流水般出出進進,頗為眼紅,隨即也開始出入王府,交結權貴。1873年,清廷兵餉不繼,蔚字號迅即借給20萬兩白銀。曹錕競選總統時,為了“打點”各個關節,需要狐皮大衣400件,蔚字號不分晝夜四處訪求、購買,圓滿完成“皇差”。因此,蔚字號的主顧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舉凡官家糧賦稅款、兵餉丁銀、清廷橫征暴斂之財以及貪官污吏“灰色收入”也由其過局。一紙匯票過手,幾十萬兩銀子就入了腰包,利潤自不待言。每次分紅,一股就可得白銀萬兩。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山西大旱時,山西巡撫曾國荃向晉中各票號募捐賑災銀12萬兩,其中蔚字號東家侯蔭昌慷慨解囊,獨捐一萬兩白銀。曾國荃“眉開眼笑”,大筆一揮,送給他“樂善好施”的金牌匾。其實,這區區萬兩銀子對蔚字號來說算不得什么,只不過是九牛拔其一毛,無關痛癢!每次賬期分紅,幾十萬兩銀子都源源運進了北賈村侯家大院。以至當時有人對山西14位富豪按資產進行排名,蔚字號的財東侯氏是穩居榜首的“大哥大”。

    金融大亨——大德通

    山西票號在商界叱咤風云近一個世紀,卻在辛酉之變后一蹶不振,相繼“觸礁”、“翻船”,整個山西商人集團也結束了在中國歷史上的霸主地位。在回顧山西票號走過的風雨坎坷路程中,有人注意到,在票號處于危機的情況下,有三家票號仍然給山西商人留有一線起死回生的希望。這三家票號分別是大德通、大德恒和三晉源,它們在商界殘存的時間最久。當然,這些票號之所以能夠生存那么久,自然會有各自獨到的見解和成功的管理經驗。其中,大德通票號則以其登高望遠、獨樹一幟的風格為其他票號所稱道。

    大德通票號的前身是大德興茶莊。大德興茶莊在咸豐年間開始兼營匯兌,同治初年才開始專營匯兌業務,直到光緒十年(1884年)才正式改名為大德通票號,其資本由喬家眾兄弟共同入股組成,為十萬兩。據記載在中堂六萬兩,保和堂七千五百兩,保元堂七千五百兩,翁堂一萬二千五百兩,九德堂一萬二千五百兩。后來大德通票號在民國十八年(1929年)時改組,成為喬家在中堂獨資,資本為大洋五十萬元。其實,在票號改組時,由于保和堂、德星堂等在東北開設的錢莊大德通經營不善,虧賠嚴重,而在中堂這一年卻開賬獲利七十萬兩,因此,在中堂以大部分利潤為大德通彌補了虧空,保和堂、德星堂遂以大德通的股份頂了在中堂的債務。為此,大德通就變為在中堂獨資了。起初,大德通總號設在祁縣城內小東街,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才遷往北京。總號設有總經理、協理,下有坐柜一人,會計、文牘、外勤三四人,另有學徒二三十人。該號先后在北京、天津、張家口、石家莊、沈陽、營口、呼和浩特、包頭、濟南、周村、周家口、正陽關、三原、上海、漢口、沙市、開封、常德、重慶、蘇州等地設有分號。各分號工作人員一般為六七人,到20世紀30年代改為銀號后,分號人數才增至二三十人。

    經商的人大多都有體會,每件事情的成功與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當事人所獲得的機遇。但是這機遇又怎么會主動降臨在你身上呢?大德通的總經理高鈺就是這樣一位為票號創造機遇并能準確把握機遇的優秀管理者。此人獨出心裁,審時度勢,依靠自己的能力使大德通在亂世中從容走過了道道難關,為其日后的漫漫路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于家道中落,高鈺很早就棄儒從商,在大德通票號服務了五十年。其中,當票號經理的日子大約二十五年。當年,庚子之變發生前,高鈺便以邪教必定會帶來禍患為由,事先籌劃,提前將各分號的多數款項調回,當時很多人懷疑他這種做法,然而,這些調款在日后還真發揮了非同一般的作用。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許多王公貴戚、豪門望族都隨著慈禧、光緒逃亡西安。得知此消息后,大德通迅速做出了反應—— 他們將提前調回的款項用于兩宮西逃所需。另外,依靠朝中“高人”的推薦,兩宮西行途經山西的行宮也設在大德通。從此以后,“大德通”三個字在華夏大地上聲譽日漸提高。隨著票號的繁榮發展,其規模已經達到了極點,僅大德通一家的資本就有七百萬兩之多。這樣的成就自然會帶給晉商無比的歡悅與滿足牞在享受成功與歡快的同時牞晉商各家族內部卻滋長著一股奢靡之風。然而,在大德通,這種風氣卻得到有力的遏制。總經理高鈺以身作則,不為歪風所移,始終保持了自己一身清正的優秀品質。他拜托眾多名師教育青年伙友,培養他們做人的基本修養和素質,至于辦理各項具體事物,更是嚴明果斷,以一身浩然正氣贏得別人的信賴。若伙友違反號規或不遵守條例,高鈺必定會詳審裁決,義秉至公。因此,整個大德通從上至下都不越軌,仍然保持著創業時的那份清醒與嚴謹。

    清末,大德通感到風雨欲來,時勢會發生巨大改變,遂迅速轉換了經營戰略,毅然做出決定,采取較為保守的經營方法。他們盡力還清外貸,收斂自己的業務。這似乎有悖于商人獲取利潤的常規,許多業內人士都嘲笑大德通做了一件非常荒謬的事。然而,辛亥革命爆發,各票號對即刻發生的連鎖信用危機,毫無準備,相繼倒閉,惟有大德通可以泰然處之。這完全得益于大德通防患于未然,布置得體。當初嘲笑他們的人也只能躲在自己家門背后默默拭去那懊悔的眼淚,羨慕地眺望大德通的紅火生意。

    利以義制和唯利是圖是商海中美與丑的兩個方面,是經商之人完全對立的兩種道德觀。但無論怎么說,利以義制的核心是告訴人們行義的目的是可以考慮利益回報的,因為商人天經地義的目的還是要獲取利潤。大德通卻是個例外。如上所述,清末社會動蕩,辛亥革命改朝換代,許多票號不是業務被官方銀行奪走,就是因為時局艱難,存款大幅萎縮而面臨歇業倒閉。資本實力雄厚的大德通雖歷經劫難,但總能渡過難關,仍然維持生存。然而,進入民國后,大德通的命運逐漸被外力牽制了起來。1926年,馮玉祥的部隊在北撤途中,五百萬石糧食、一百五十萬銀元都攤派到喬家開設的商號,遭此劫難的喬家商號元氣大傷。到了1930年的中原大戰,喬家票號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擇的關頭。當時山西流通的是自己發行的一種鈔票叫 “晉鈔”,后來,晉鈔大幅度貶值,最后幾乎變成了一張廢紙,二十五塊晉鈔才能抵一塊新幣。在這種情況下,大德通對要取存款的顧客該怎么辦?他們完全可以趁機發一筆財,把晉鈔換給存戶。但是當時的大德通沒有這樣做,他們把自己歷年的公積金拿出來,還按照新的幣值折給存戶,給存戶兌換。本可以乘機撈一把的大德通,放棄了最后一次東山再起的機會,幾乎把全部積累都投入到這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賠本買賣之中。原本就在困境中掙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終造成三十萬兩白銀的虧空。大德通的東家喬映霞說,即使是大德通為此倒閉,這樣大的一個財團也不至于讓自己人淪落到衣食無著的地步,但對于“儲戶”來說,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對他們的威脅將會是身家性命,兩者相比,孰重孰輕,不言自明。據說喬映霞講這段話時神情凝重、大義凜然!雖然大德通在這次金融風潮中貼了本兒,但贏得省內客戶的信賴,備受贊譽。一待風潮過去,到大德通存款者趨之若鶩,利潤也是“芝麻開花”—— 節節高。信譽使大德通在經營中吃了小虧,卻又占了大便宜,其中的辯證關系迄今仍令人回味。

    民國時,政府凍結白銀,改革幣制,匯兌業務被官辦銀行搶走,商辦票號已經難以吸收存款,大德通于20世紀30年代,改組為銀號,又改組為錢莊,一直苦力支撐到1949年。

    “協同慶”榮枯記

    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的 “廣聚銀號”里,有個名叫劉慶和的青年。此人早年家貧,迫于生計,15歲就輟學就商。初入布業,沒多久布業倒閉,轉入“蔚泰厚”票號學匯兌。先后被派往蔚泰厚駐北京、蘇州的分號任事。在蘇州期間,太平天國起義爆發,江南大亂,各家票號紛紛撤回分莊,裁減人員,他和同號好友孟子元就這樣“下崗”了。于是他倆一同進入“廣聚銀號”。銀號又將他倆一同派往四川分號。數年后,經多見廣的劉慶和、孟子元已不再甘久居人下。一天,劉慶和私下試探孟子元道:“我們寄人籬下,若能自立門戶就好了!”孟子元拍案稱是。于是二人告辭銀號,返回山西,托親靠友找到榆次(縣)聶店(村)王家門下。聶店王家,明朝末年在宣化靠土地剝削和放高利貸起家,明末清初戰亂中,幾乎破產,被迫遷居山西。到聶店后,又是慘淡經營,到乾隆年間,已變成當鋪、商號遍天下的巨富之家。江南、東北、河南、河北及山西各地,都有王家招牌,“協和當”、“義和當”、“福祥當”、“天成號”等等,不下二百多個。太平天國、鴉片戰爭相繼引發的社會動蕩,使王家江南財產蒙受巨大損失,興旺之勢已與“匯通天下”的新興金融家們無法相比。此時王家掌門人王棟,在咸豐初年(1853年)也想走條生財之道,趁勢辦了個名為“協和信”的票號。無奈物色不到出色的經理,業務無法展開,只好不死不活地殘喘。正當王棟為協和信苦惱之際,劉慶和、孟子元托人找上門來。他一聽劉、孟二人曾是能與日昇昌匹敵的蔚泰厚伙計,欣然同意相見。三人見面后一拍即合,決定重樹一塊招牌,共謀大利。王棟擔心資金不足,難以成功,聯系平遙王智村的米秉義,合資三萬六千兩白銀作資本,并舉其事。

    咸豐六年(1856年),平遙縣南大街,一家坐西朝東的門面,在“噼里……啪啦……”的爆竹聲中掛起了“協同慶”票號的招牌。

    起初,王、米二位東家擔心劉、孟二位年輕氣盛,難當重任,于是請了一名陳謙安的老者任協同慶經理。老成持重的陳經理,缺乏大刀闊斧的魄力,雖有劉、孟竭力相助,主持號事兩年有余,但盈利不大。不久,陳謙安逝世,給劉、孟二人讓開了大展宏圖的道路。此時孟子元已近不惑之年,財東以孟年長,決定先請他繼任經理。孟子元為人處世開明豁達,知人善用。昔日,孟子元徒有大志不得舒展,故深感惜才之貴。接任后,他總以留心人才、選拔人才、培養人才、使用人才為第一要務。不管親疏遠近,只要有人引薦,他便親自“面試”,唯恐遺失賢才。后來成為協同慶得力支撐人的陳子弼、雷文山、梁廷紹、溫紹宗、張怡達、雷其澍、趙德普,都是孟子元從非親非故之輩中挑選出來的。孟子元還顯示出身體力行、為號事鞠躬盡瘁的精神。孟子元任內,正是捻軍在山東、河南、河北、安徽、山西一帶游擊轉戰之時,他跋涉四方,周旋于朝廷要員之中,招攬生意,承包京餉上解、協餉調撥等匯兌業務,最后勞累成疾,于同治五年(1866年)病逝。劉慶和接任孟子元遺缺,工于心計、調度得法。他團結孟子元在世所用的一班人馬,委派溫紹宗為成都分號經理,梁廷紹為重慶分號經理,趙德普回旋于成都、重慶間,酌盈濟虛、調整充實,讓他們各盡其才,最終使得蜀地業務日益興隆,信用卓著。

    光緒六年(1880年),劉慶和謝世,趙德普繼任總號經理。此時,協同慶已開創三十多年,在北京、天津、張家口、開封、上海、西安、漢口、長沙、福州、廈門、廣州等三十多處設立分號,成為上為朝廷匯兌,下為商賈服務,飲譽全國的一大票莊。分號林立,伙友眾多,且遍布各商埠,難免積弊叢生。趙德普上任后,首先裁節浮靡,罷免濫竽充數者,選賢任能。趙德普平時好讀史鑒,對古今中外興亡得失都有獨到的見解。恰此時中日糾紛迭起,趙德普多次勸導東家:“國家粉飾,承平海疆,不久恐有事,決意舉閩、粵各莊先行撤回,連號之不能自立者,亦擬分期裁撤,以免唇亡齒寒。”光緒十九年(1893年)冬月,趙德普一病不起。繼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念念以號事為重的趙德普在深憂遠慮中甩下未盡的宏圖,中道而去。趙德普去世后,協同慶后繼無人,財東王棟見協同慶日趨敗落,趕忙抽走資本,另謀生財之道去了。協同慶成為米氏一家獨資。協同慶執事繼起者,大多按部就班、墨守成規,所以不到十年,協同慶連號之間互相牽掣,號規難振,人心潰散,轟轟烈烈之事業一落千丈。辛亥革命爆發,協同慶各地分號經理伙計看大勢已去,一個個趁機席卷而逃。所剩無幾的財產也遭到亂兵搶劫。接著,一批批債主從各地涌到平遙總號,索要存款。當時財東為“米七少”,被債主告到平遙縣衙門。“米七少”事先得到風聲,攜其母倉皇潛逃到介休北辛武村冀家躲藏起來。冀家“篤信堂”的掌門冀師曾與“米七少”是表兄弟,米氏寄人籬下,惡習不改,仍揮霍無度,吸食鴉片,只能靠變賣財產維持生活,不久將祖上遺產變賣一空,就連豪華一時的樓閣院庭也拆賣成一片廢墟。“米七少”與其母最后都在窮困中死去。股東王家從票號抽出資本后,改為投資鹽業、煙鋪、雜貨等,但無奈其后人不爭氣,無不染上吸鴉片的嗜好,只有靠變賣家產為生,王氏最后一代當家人王奇,最后竟淪為乞丐,餓死街頭。真是“人間滄桑,榮枯如夢”。

  晉商信用的生成機制

    晉商的信用何以能在五個世紀始終如一并不斷發展?這的確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筆者認為以道德理念和經營價值觀作指導是一個重要原因。

    著名經濟學家諾思認為,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共同決定經濟績效。這是因為,觀念意識構建了人們理解周圍世界的主觀框架,含有規范性的內容,它能用來解釋世界是什么和指導人們應該做什么。

    在縱橫明、清商界的五百年中,晉商把商人的倫理道德和經濟效益有機地融合起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不僅靠謀略權變制勝,還靠誠信開路,以義制利,用信義折服天下人。在晉商分號遍天下的商業活動和交易之中,尚無政府的商業立法進行外部的法律調節。在國家商法處于“真空”狀態之下,道德理念、文化傳統等社會意識便作為思想上層建筑對晉商的行為起著決定性的規范作用。他們的經營活動同傳統文化所提供的道德理念和經營價值觀密不可分。在傳統文化的孕育下,飽受儒家“仁、義、禮、智、信”浸潤的明、清晉商,以其智慧,從儒學中體味出了相當精到的經商秘訣。在此基礎上融入了道家、法家的眾多學說思想,形成了自己諸多的經商理念。在他們的經商實踐中既體現出“無為”而治的道家和信賞必罰的法家管理智慧和謀略,也體現了信義、忍讓、大度、寬容、厚道等儒家的思想。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規則是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所組成,而傳統文化作為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屬于非正式約束的范疇。從歷史發展來看,在明確的國家政策法規設立之前,人們之間的關系主要是靠作為非正式約束的傳統道德來維持的。因此,傳統文化作為歷史的沉淀,在晉商的經營活動中兼有倫理道德和法律規范的雙重作用。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晉商在數百年間把信用看得高于一切,并以誠信篤實、義孚天下的形象,稱雄大江南北。他們認為“誠招天下客”,“信納萬家財”,誠信不欺是經商長久取勝的基本因素,信是處世立業的基礎,是人際關系的美德,“言而信”、“言必信”是經商者必須遵循的準則。“經營信為本,買賣禮當先”,“童叟無欺,誠信為本”等商諺,都是經商重信的經驗總結,并作為商業道德代代相傳。他們深知,只有講信用,重諾言,不欺不詐,人們才愿與之交易,一旦信用喪失,必然招致失敗。在晉商看來,經商雖以盈利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義為標準,經商活動雖是“陶朱事業”,但須有“管鮑之風”。對待顧客、商家,無論大小,都應以誠相待,銷售商品絕不缺斤短兩,如發現貨質低劣,寧肯賠錢也絕不拋售。

    商業盈利靠商品的質量和服務來取得,永保信譽,才能成功。誠信不欺,利以義制是晉商經營活動中嚴格遵循的理念。明代晉商王文顯就經商信譽教育其子時說:“夫商與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故雖利而不污。”

    山西商人認為“勤以致富、儉以養廉”。故而在創業時克勤克儉、節衣縮食、雖富不奢。各家商號為保持基業歷久不衰,都十分重視本號勤儉經商的傳統教育,讓眾人居安而思危。同時,把信譽第一、“不欺”為上的職業道德觀“根植”于腦海、體現于行動。

    勤儉、“不欺”、視信譽為生命,使晉商贏得了“良賈”美譽。既不瞻前顧后、又不左顧右盼,一心一意沿著自己選定的經商軌跡前進。如此執著追求,焉能不富?

 

文來源:;本文作者:孫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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