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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次常家與茶葉之路

 

 

 

 

 

  繼祁縣喬家大院、太谷曹家大院、祁縣渠家大院、靈石王家大院陸續修復和開放之后,100年前晉商曾執全國金融之牛耳已為國人所了解,但誰會想到在同一個時代,晉商還曾開辟了綿延上萬里的茶葉之路,成為繼我國絲綢之路之后又一條橫貫亞歐大陸的國際商道,壟斷中國對俄羅斯貿易達200年之久。
  榆次常家是茶葉之路這一歷時近兩個世紀的國際商道的開辟者,它與茶葉之路同生共榮,一起衰落。常家的經商史,可直接反映清代中國商人的對俄貿易史,是茶葉之路興衰史的濃縮,與其它從事此項貿易的中國商人相比具有杰出的代表性。
  
  中俄貿易先行者
  
  常家原籍太谷縣惠安村,明成化年間始祖常仲林落籍榆次繁衍生息。隨著明末清初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其第六、第七世開始奔赴張家口從事商業貿易。張家口是蒙俄進入內地及首都北京的必經之地,由于口外是以蓄牧為主的茫茫蒙古大草原,口內是農業、手工業相對發達的廣闊富饒的中原,于是張家口又成為蒙俄與內地的交通孔道、軍事要塞和商品集散地。在張家口坐地經商的大部分是山西籍商人,常家就是這許許多多山西商人中的一員。到八世常威時,常家已有相當積蓄,比較富裕了。康熙年間,常家在張家口開設了"常布鋪"門店,主要經營絲綢、棉布等。那時位于東歐的俄羅斯帝國不斷向東擴張,資本主義發展迅速,急切地希望與東方文明古國中國進行商業交往。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簽定《尼布楚條約》,從此中俄貿易拉開了帷幕。于是緊臨京畿的張家口商人,得近水樓臺之便,成為對俄貿易的先行者。常家經營的絲綢、棉布是蒙古少數民族最需要的商品,也是俄羅斯民族最需要的商品。因此,常家亦躋身于對俄貿易先行者的行列。
  
  茶葉之路的開拓者
  
  茶葉之路的興起與中俄貿易有著最直接的關系。一定程度上說,茶葉之路就是中國對俄羅斯以茶葉為主要商品的貿易之路。
  據一些歷史學家研究,中國北方邊貿"像是有了中國歷史就已經開辟了"。而茶葉在這里作為商品進行交換,在宋代已有記載,但其貿易額微不足道,只是象征性的,而且時開時關,時行時停。中俄真正政治上的互市起于清代。明隆慶元年(1567)俄國派大使彼得羅夫與亞力忽夫來中國,要求互市,明廷不準。清順治十二年、十三年、十七年(1655、1656、1660)與康熙九年(1670),俄向中國派遣的使臣,皆為商人或帶商人同行,以便與我國民間進行不公開的茶葉貿易活動。后干脆出兵占領黑龍江以北一帶,以雅克薩城為基地,謀求發展商貿,特別是想方設法進行茶葉購買。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兵出師征討,毀雅克薩城,俄人乞和,并于康熙二十八年兩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嗣后往來行旅,如有路票(護照),聽其貿易"(第五條)。這是中俄互市茶葉的開始,也是中外訂約的開始。但這個條約遠遠不能滿足俄國對茶葉的需求。以后,俄國多次請求擴大茶貿,收效不大。雍正五年(1727)俄國女皇派使臣薩華來京懇請,中國商人亦多次請求清政府,希望恩準與俄國擴大貿易。于是,中俄正式簽訂《恰克圖條約》。可見真正有了相對固定的線路,被官方認可并作為國事加以管理和保護,則是在中俄《恰克圖條約》簽定之后,更確切地說是在中俄貿易統歸恰克圖一處之后。
  清雍正五年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開放恰克圖、尼布楚和祖魯海圖三處中俄邊境城市為商埠,但仍允許俄商入境,中國商人大多只依托庫倫(今蒙古人民共和國首府烏蘭巴托)、張家口、北京等地與俄商貿易。18世紀50年代,清政府限制"夷人"入境,收縮邊境貿易。乾隆二十年(1755)北口對俄貿易統歸恰克圖一處。恰克圖成為中國對俄貿易唯一的"陸上碼頭"。于是素有善賈之稱,與俄商交易已大獲其利的山西商人蜂起北上,壟斷了恰克圖市場。從此,在中俄貿易中,山西商人就成為中國商人的代表了。
  同時,因為茶葉具有克食健胃的功能,到18世紀中期茶葉已成為以食肉為主的蒙俄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發展到"寧可一日無食,不可一日無茶"的程度。因此,中國對俄輸出商品茶葉隨之取代絲綢、棉布上升到主導地位。至此,南起我國江南福建武夷山和湖南產茶區,沿長江到湖北漢口,朔漢江抵樊城(今湖北襄樊市),陸路至河南周口--山西晉城、長治、太原--河北張家口--內蒙多化或歸化--外蒙庫倫--恰克圖,銷往俄國西伯利亞、莫斯科及歐洲廣大地區的橫跨亞歐大陸的茶葉之路正式形成。
  常家后代九世常萬達就是這時攜巨資北上恰克圖,占據有利地形,專事對俄茶貿的。所以說包括常家在內的晉商是茶葉之路的開拓者。
  
  茶葉之路得以繁榮的直接貢獻者
  
  中國對俄貿易統歸恰克圖一處后,中俄貿易額直線上漲,茶葉逐漸成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在恰克圖市場幾乎成了專寵物。嘉慶五年(1880),由恰克圖輸出茶葉279.99萬俄磅,約值280萬盧布。嘉慶二十四年(1819)增加到67000箱,約合500萬磅,中國商人收入達500至600萬盧布。"1837-1839年(道光十七至十九年)每年茶葉輸入(俄國)數量,平均為8071880俄磅。""1843年,運到恰克圖交易的茶葉120000箱。"僅茶葉一項合計價值在1240萬盧布。而且道光時期的貿易,從俄國方面看,對華貿易占到其貿易總額的40-60%,尤其是1840-1850年的11年里,對華貿易常常占到其貿易總額的60%以上。在中國方面,據《中俄貿易統計的研究》載,1844年對俄輸出分別占到全國輸出入總額的16%到19%,僅次于英國占第二位。由此可見茶葉之路的繁忙和繁榮程度。
  如果說恰克圖開市之前常家只是擁有雄厚資本的山西商人中的普普通通的一員的話,那么在恰克圖開市茶葉上升為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后,常家就脫穎而出,成為對俄茶貿中國商人的代表了。
  乾隆年間常家北上恰克圖前,其產業已一分為三,像許許多多到口外謀生者一樣,常萬達兄弟三人有代表性地走了三條不同的生存致富之路。常萬達子承父業,改"常布鋪"為大德玉,以"玉"字號向外貿擴展。大哥常萬玘另設"大德川"商號,以"德"字號專事內貿,二哥常萬旺置田屯墾,落籍張家口菜園村,以種田為生。進駐恰克圖后,常家的對外貿易逐漸轉向專事茶葉貿易,而且不斷擴大經營規模。在大德玉的基礎上,清道光六年(1879)設大升玉,道光二十二年(1842)設大泉玉,同治五年(1866)設大美玉,光緒五年(1879)設獨慎玉。由"玉"字五聯號占據茶葉之路的前沿,以張家口為中樞,在江南茶葉產區和恰克圖之間買茶山、辦茶廠,遍設商號,在南起蘇杭,北到恰克圖,西至重慶,東到沿海,東北到奉天(今沈陽市)的大半個中國范圍內形成了商業網絡。據現存稀少的資料和老輩人的不完整回憶,常家曾在山西的榆次、太谷、長治、太原、大同、繁峙,北方的北京、天津、保定、定州、沈陽、洛陽、開封、社旗,南方的上海、南京、蘇州、襄樊、漢口、河口(江西)、福州、成都、崇安,內蒙的綏遠、歸化(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包頭、多倫、赤鎮,外蒙的庫倫、烏里雅蘇臺、多倫諾爾,設有大德玉、大昌玉、大泉玉、大升玉、大涌玉、大順玉、三德玉、保和玉、三和源、泰和玉、獨慎玉、大德川、大德常、大德美、大德成、大德瑞、大德億、大德懋、大德正、大德旺、大德豐、大新德、謙德厚、麗錦源、巨盛泰、東和當、積成永、廣馨源、晉隆祥、復興和、瑞隆裕、同輯五、大順榮、集成永、豐盛店、隆和裕、慎和裕、世和店、大興德、篤信誠、天德順、成吉厚、元順德、大德宏、大合店、芝蘭裕、天亨永、同濟藥店等50多個商號或工廠,即以對俄出口茶葉為龍頭,引進俄國的皮毛、呢絨、牲畜等商品,通過內貿網絡銷售,以外貿促內貿,內貿服務外貿。發展到頂峰時,大德玉、大德川、三和源、獨慎玉等字號還兼營或專營票號、帳局等金融業務。為進一步擴大對外貿易籌集資金。18世紀80年代末,經清政府準許,又深入俄國內部許多城市如莫斯科、多木斯克、耶爾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木斯克、新西伯利亞、巴爾納多、巴爾古金、比西克、上烏金斯克、聶爾慶斯克等地貿易,使中國陸上直接對外貿易從恰克圖向北向西延伸到歐洲。
  常家就是這樣與其他壟斷中國對俄貿易的晉商伙伴們一起,在近200年的時間里,用他們的辛勞與汗水,為自己創造財富的同時,直接促進了茶葉之路的繁榮和延伸。從更高層面上說,以常家為代表的晉商對俄貿易,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他們是歷史的功臣,是文化的使者。
  
  茶葉之路上從事茶葉貿易商家中規模最大、實力最強者
  
  漢口、張家口、恰克圖三座城市是茶葉之路起、中、終三個最大的商業中心。從當時三地的經營狀況可直接反映出常家的規模和實力。
  漢口
  據《漢口山陜會館志》載,清同治光緒年間重修漢口山陜會館時所需經費,全部由在漢口的山西、陜西商人按經營商品品種和數量按比例籌集或募捐而來。光緒八年冬,晉榆弟子常氏眾號贈送會館關圣殿"直心道腸"匾記,當時常家在漢口設有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涌玉、大順玉、泰和玉、獨慎玉共12號。光緒七年九月,山西汾太兩府紅武茶幫眾號15家贈送的"大義參天"牌匾上有常家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大昌玉4家。同年冬,山西太原府盒茶幫眾號23家贈送的"千古正人"牌匾上,有常家大德玉、大涌玉2家。光緒乙酉年(十一年)臘月,山西太汾紅茶幫15家商號贈送的"司衡天府"牌匾上有常家大德玉、大昌玉、大升玉、大泉玉、獨慎玉5家。由此可得知,常家當時在漢口至少設有13家商號,經營紅茶綠茶盒茶的商號至少有7家。書中對各商幫、商號的籌捐數額作了詳細的記載,茶幫各商號排列前20名的數額如下(與各茶幫所贈匾額上的茶莊相對應):
  大德玉4392.32兩,天順長4031.87兩,寶聚公3473.43,大泉玉2875.23兩,獨慎玉2656.20兩,大升玉2488.66兩,乾裕魁2299.01兩,祥發永2182.04兩,裕慶成2100.76兩,興隆茂1953.58兩,大昌玉1880.63兩,長盛川1401.68兩,德巨生1357.08兩,興泰隆1296.73兩,長裕川1283.69兩,大德興1228.72兩,大涌玉1124.91兩,大德常997.11兩,乾泰魁941.12兩,裕盛川913.71兩,常家在前20名中占到7個,在前10名中占到4個,位居第一的就是常家的老字號"大德玉"。常家12個字號(除一個可能有筆誤不能確認外)共捐籌銀17361.55兩,占到所有經營各類商品1111家商號籌捐總數182400.65兩的9.52%,其中紅茶14293.04兩。按規定紅茶以每箱0.05兩籌捐,只紅茶一項的經營額就達285861箱。
  張家口
  清政府對赴恰克圖貿易的華商實行嚴格管制。凡進入恰克圖貿易商人必須持有理蕃部頒發的"信票"(也稱"部票"、"龍票"、"票證"),無票不準入市,咸豐以前,只有張家口衙門具有頒票權,每年以舊換新。常家對俄茶貿的老莊大德玉就設在張家口,張家口是常家對外貿易的總指揮部。
  恰克圖
  《近代的山西》對晚清時恰克圖市場的大型商號作了統計,全城共29家,常家獨占其6。另據宣統三年恰克圖16家商號因俄商在庚子(1900年)前后拖欠茶款,中國商人在給清政府的咨呈里詳載,俄商欠大泉玉俄鈔123617.02元,欠大升玉145398.16元,欠獨慎玉149813.01元,欠大珍玉41900.54元,合計449218.34元,對常家的欠款數占到總欠款數的56.78%。這些商號中除常家外,經營茶葉生意的還有興泰隆和祥發永兩家(與同期漢口茶莊相對應)。
  由此可見,對俄茶貿的首席之位是非常家莫屬的。
  
  常家親眼目睹和親身經歷了茶葉之路的衰敗
  
  咸豐元年(1851)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俄國陸續脅迫清政府簽訂了《伊犁塔爾巴哈臺條約》、《黑龍江通商條規》、《天津條約》及《北京續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條約,使西北、華北、東北的廣大地區變成俄貨的免稅區,并給予俄國在沿海和長江沿線自由通航、設廠、自行采辦茶貨、推銷洋貨的特權。同時,俄國政府降低茶葉進口稅,俄商運茶進入貝加爾湖以東,再不須交納任何關稅。為了俄商在中國購買貨物方便,俄政府還取消了不準用銀盧布交易的禁令。同治五年(1866),沙皇俄國又強迫清政府取消了經天津海關的子口稅,使俄商販運我國茶葉的成本再次降低。
  此時的俄國在航運、通訊、機械制造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發展,俄商充分利用這些工業革命成果從事商業貿易。同治十年和光緒十八年,先后設立了黑龍江輪船公司和黑龍江貿易輪船公司。到甲午海戰前夕,中國沿海和主要內河航線幾乎全被外國輪船公司控制。同時俄商在中國投資興建出口加工業。從70年代開始一共在漢口設立了7家機器磚茶廠,在九江和福州兩個茶葉中心也開設了數家磚茶廠。機械加工的磚茶不僅在產量上遠遠高于中國手工生產,而且在質量上大大優于中國手工生產的磚茶。于是,80年代后期,俄國幾乎完全控制了我國主要產茶區茶葉的采集加工和主要的茶葉貿易中心,自行用輪船航運從長江出海到天津轉口,經張家口、恰克圖運回俄國出售。至此,曾由中國商人控制的茶葉之路的性質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期間,俄國莫斯科到中國上海的海底電纜也在不知不覺中鋪設完工,投入使用,快捷的信息傳遞,為俄國政府及其商人提供了極其便利的條件。
  而在我國國內,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不僅為俄國提供了其它國家無法享有的特權,把中國和中國商人的利益拱手讓于外人,還以重稅抑制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后,清政府借機實行厘金制度,到處設卡抽稅,加重了中國商人的負擔,事實上限制了民族商業的發展。據《中國農村經濟的研究》載:"茶葉從漢口到張家口,要經過63個厘金稅卡。"中國商人也曾嘗試海路運輸,但不僅不能享受與俄國商人同等的待遇,還必須繳納陸路通過稅的厘金。據1868年天津海關貿易報告記載:"俄國商人......根據最惠國條款,把磚茶運往恰克圖,而只交納每擔六錢的關稅。中國人就不能這樣做。""如果他(中國商人)用外國船只進口,那么,他必須在裝貨港交納一定的稅款。"即"還必須在天津交納關稅和厘金,而且還必須在東壩、南口和張家口交納關稅","因此,在這個情況下,俄國商人和中國商人比起來,當然是受到保護。"而中國商人"比外國人吃虧"。同樣的茶貨,中國商人所付關稅超過俄國商人10倍以上。
  同時,太平天國主要占據長江中下游地區,咸豐三年(1853),還兵燹了山西商人采辦茶葉的主要基地漢口及福建北部茶區,為中國的對外貿易造成了很大困難。
  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許多中國茶商退出了對俄茶葉貿易,如祁縣的渠家,主要資金和精力轉向了票號。恰克圖市場一落千丈,同治四年"中國茶行字號,百二十家僅存十家"。到七年,就"只剩下四個老的山西行莊"了。而榆次常家憑借雄厚的實力和多年的信譽,仍堅守在這一領域,爭取清政府的支持,頑強地用馬車、駱駝等傳統的運輸工具與俄商的電報、輪船競爭,苦心經營。同治七年后,經清政府準許,直接深入俄國內部貿易,在俄國的莫斯科等許多城市設莊營業。同時爭得清政府的酌減厘金,取消一切浮稅的"體恤"。為反對俄商的欺壓,捍衛民族利益,還于1883年,在漢口茶界,與制茶工人、販賣所、經理人、裝卸工人等凡與茶葉有關的人員舉行了大規模的同盟絕交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外國商業勢力的囂張氣焰,加強了茶葉產地的茶農、小商販與晉商采辦、加工茶葉莊、廠的合作。一度時期使茶葉貿易額出現回升。
  但是,在俄國堅強的政府支持、發達的航運業、先進的科學技術面前和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統治下,茶葉之路的衰敗大勢已定,無法挽回。同治九年(1870),俄國從中國沿海向南到歐洲敖得薩港的航線開通,分走了一部分恰克圖的貿易額。1905年,橫貫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竣工通車。從此,俄商由天津轉口陸路運輸到恰克圖回國的貨物,改由沿海北上海參崴,轉鐵路運輸回國。加之印度茶和錫蘭茶進入國際市場,打破了華茶獨占世界茶葉市場的局面。于是,在茶葉之路的起點,茶葉采集利源幾被壓盡,中途運輸交通工具落后,課稅林立,成本無法降低,終端由于俄商自行采辦運輸,質高價低,俄國茶葉市場幾達飽和的情況下,慘淡經營的常家及其已為數很少的山西商人為維持對俄貿易,向俄羅斯中小商人賒銷,最終以俄商拖欠巨額茶貨款血本無歸走入絕境。宣統元年(1909),俄國又突然對在俄華商課以重稅,所征稅額高出貨價的數倍,借以驅趕窒息華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國內戰爭頓起,常家大德玉連同聯號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獨慎玉以在莫斯科賠累140多萬兩白銀,其它地方損失無法計算的結局,為常家的對俄茶貿畫上了悲壯的句號。同時,標志著在亞歐大陸上繁榮了200年的茶葉之路徹底消失了。從此,以常家為代表的對俄茶貿連同茶葉之路永遠成了歷史的遺跡。
  在茶葉之路上從事對俄貿易的眾多山西商號中經營歷史最長、規模最大者,首推榆次常家。常氏一門,自乾隆時從事此項貿易始,子孫相承沿襲,歷經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七朝,堪稱清代的巨商和外貿世家。常家宅院的修復,將喚起國人對茶葉之路的記憶,鞭策我們努力搞好改革開放,并用科技的力量去圓我們強國的夢想吧!
 

 

文來源:文史月刊200202;本文作者:劉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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