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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在閻錫山身邊的“紅色大少”——趙宗復的傳奇經歷

 

 

 

 

 

  去年221日,是長期擔任太原工學院(今太原理工大學)院長的趙宗復誕辰100周年,上網查詢,有關方面好像沒有任何表示,可見這個人早已被人遺忘;今年621日,又是趙宗復逝世50周年,借此機會,回顧一下這位“紅色大少”的傳奇經歷,也許是治療“健忘癥”的一劑良藥。 

趙宗復在燕京大學求學時,校長司徒雷登給他的評語是:“出身豪門,思想激烈”。這八個字,為我提供了一把打開其傳奇經歷的鑰匙。

 
 

趙宗復像

 

 

 

 

 

 

  一、出身豪門 

趙宗復的父親趙戴文,1867年出生于山西省五臺縣東冶鎮的一個耕讀之家。五臺東冶是徐繼畬的故鄉,趙戴文14歲的時候就讀了徐氏的《瀛環志略》,這對于他開闊視野、了解世界大勢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他對清代理學家陸其隴的學問和人品也特別佩服,故自號“次隴”,晚號“清涼山人”。

據《趙公戴文傳略》介紹,他17歲應書院試,主考官批其文曰:“蛟龍和云雨,終非池中物”;24歲入晉陽書院,深研程朱之學;27歲應科試名列第一,因此被選入山西巡撫張之洞創辦的令德堂深造。義和團興起時,趙戴文返回家鄉,組織民團護衛鄉里。事平之后,他曾執教于寧武中學。(《智仁勇討論集》第9頁,臺灣中華書局1967年版) 

1905年,趙戴文以39歲高齡東渡日本,入東京宏文學院留學。在那里,他與五臺同鄉閻錫山成為莫逆之交,并一同參加了同盟會。第二年他與閻錫山攜炸彈回國,在上海入境時掩護身藏炸彈的閻錫山順利通關,顯示了他過人的膽量與智慧。 

辛亥革命以后,閻錫山執掌山西軍政大權,趙戴文一直是山西政壇的第二號人物,并享有閻氏兄長兼軍師之譽。此外,他還在國民政府擔任過內政部長和監察院院長等重要職務。

 
 

1926年11月,瑞典王儲古斯塔夫六世(即后來的瑞典國王)及王妃路易斯抵達太原訪問,

時任山西省總參議長的趙戴文受閻錫山委托在正太火車站迎接

 

抗戰期間,趙戴文與閻錫山等人在克難坡合影

 

 

 

 

 

 

二、思想激烈   

也許是因為出身于這樣一個家庭吧,趙宗復小時候比較任性。據《趙宗復文集》附錄中的一篇文章介紹,趙在談起自己的童年時說過這樣的話:“20年代中國官僚家庭,大多愿意和帝國主義傳教士往來,我幼時曾隨姐姐們在太原天主堂的加辣女校幼稚班游讀。兒童誰不頑皮?洋姑奶奶們卻動不動就責罵,還要禁閉到樓上,我就以火燒洋樓相威脅。從此她們就直呼我小義和團。而我幼小的心靈上也就種下了痛恨外國人和愛國的根芽。”(見該書第34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太原天主堂是太原地區最大的教堂,它始建于1870年,1900年被義和團燒毀,1905年以庚子賠款重建。趙宗復雖說童言無忌,但洋姑奶奶卻特別敏感,因此把他稱為小義和團。從這事可以看出,趙宗復從小就有思想激烈的傾向。 

到了小學時代,有兩件事對趙宗復影響甚大。一是他因為穿了一件新衣服受到同學的譏諷,從此他力求與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模一樣。后來,這種簡樸的生活習慣成了他的一張“名片”,直到我第一次見到他時,都感到有些驚訝。二是他曾帶領同學進入山西省督軍公署,搞起了聲援五卅慘案的募捐活動。就因為這件事,閻錫山用軍棍狠狠地懲罰了門口的衛兵,趙戴文也聲色俱厲地把兒子教訓了一頓。 

中學時代,趙宗復在進山中學讀書。由于他的思想日趨左傾,所以結識了一個名叫潘建業(一說潘敬業)的人。潘是山西壽陽人,當時剛從日本留學歸來,后來他改名張磐石投身革命,并成為《人民日報》的創始人之一。 

潘建業與趙宗復相識是由趙的姐姐介紹的。因為志趣相投,潘便以家庭教師的身份與趙來住。1932年,趙宗復考入燕京大學后,潘也來到北平從事地下活動。經潘介紹,趙宗復還認識了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的“紅色才女”楊繽。 

趙與楊不僅思想一致,而且出身十分相似。楊繽的父親在清朝末年當過江西道臺,辛亥革命以后又擔任湖北省財政廳長和政務廳長等職務。楊是1927年從南昌教會學校葆靈女中畢業以后,被保送到燕京大學英文系的。第二年,她加入中共以后改名楊剛,原因是斯大林說過,共產黨員應該有鋼一樣的性格。大學期間,楊剛以全部精力投入學生運動和社會活動。有意思的是,她因為與黨小組長意見不合,竟然主動退黨,退黨后還是照樣參加各種各樣的革命活動。大學畢業后,她進入大公報社當了一名記者。因為工作出色,與彭子岡、浦熙修、戈揚被譽為新聞界“四大名旦”。 

1949年以后,她擔任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和周恩來的政治秘書等重要職務。不幸的是:據說她在丟失一個重要的文件包以后,又遭遇一場車禍,這讓她精神有些反常。到了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以后,她在沒有任何理由與跡象的情況下,突然自殺身亡。這一點,與趙宗復的結局有些相似。 

在《燕大文史資料》第五輯中,有趙聲榮寫的一篇文章,標題是《三十年代燕京大學中共黨的活動》,其中多次提到趙宗復的名字。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趙不僅是中共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讀書會”和“社聯”的主要成員,而且還是燕京大學第二任支部書記。文章還說:由于“他個人和第三國際的情報系統有聯系,……所以他任書記為時短暫。”(見該書第8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版) 

據《趙宗復生平簡述》一文介紹:入黨以后,他“被黨組織推薦參加蘇聯紅軍總參謀部對日情報工作。”(《趙宗復文集》第320頁)另外,《趙宗復及其戰友和學生們》的作者常僅也說:趙宗復是宋劭文在1933年介紹入黨的,入黨以后,他“參加到國際情報斗爭行列,開始垂直領導、單線聯系的組織和情報活動。”(同上,第349頁)宋是山西太原人,當時任北京黨團社聯書記;常僅姓張,他長期從事情報工作,后來在擔任太原情報總站站長(代號909)時,接收過趙宗復送出去的大量情報,所以他說的應該沒錯。 

隨后,趙宗復又發展了“吊兒郎當”的趙中樞為自己的下線。趙中樞是閻錫山的資深幕僚趙丕廉的兒子,所以有人把他們二人分別稱為“紅色大少”和“紅色二少”。 

趙宗復在燕京大學寫了不少作品,在題為《給》的文章中,有一個小標題為“大學是讀書的墳墓”,可見其思想之激烈;另外還有《吳梅村年譜稿》和《李自成“叛亂”史略》,可見其興趣之所在。 

三、長期潛伏 

抗日戰爭爆發后,趙宗復接受了新的任務:返回山西,打入閻錫山集團內部,獲取新的戰略情報。起初趙宗復在續范亭出面領導的第二戰區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戰動總會)擔任宣傳科長,并與該會中共派出的常駐委員程子華取得聯系。 

常僅先生在上述文章中還說:趙宗復于“1938年初,閻錫山的‘政黨’——同志會成立時,躋身為發起人之一。”(《趙宗復文集》第320頁)這其實是錯誤的。同志會的全稱是民族革命同志會,其會長是閻錫山,副會長是趙戴文。在會長和副會長之下,還有高級干部委員13人,簡稱“十三高干”。“十三高干”都是資深的軍政人員,當時年僅23歲的趙宗復不可能躋身其內。不過,出于對趙宗復的器重,閻錫山還是讓他組建交通局并擔任局長。于是趙宗復利用這一職務不僅為各個抗日根據地建立了聯系,還獲取了大量情報。 

1940年秋,趙宗復和我父親智力展被派往重慶中央訓練團受訓。在此之前,為了高度機密的情報工作,趙宗復還娶了晉西地區一個農民的女兒為妻。聽我母親說,這個女子不知是從哪逃荒過來被人收養的,因為沒有文化,大家只知道她叫“喜孩”(音)。二人結婚以后,趙宗復讓她姓趙,取了個諧音名字“熙赫”。開明的趙戴文對于兒子的這一選擇,雖然很不滿意,但也只好接受。

 
 

趙宗復、趙熙赫夫婦唯一的一張合影

 

 

 

 

 

 

1941年初冬,我父親聽說閻錫山為了返回太原,有可能與日軍妥協談判,便領導民族革命大學(簡稱民大)全體師生舉行了武裝起義。起義失敗之后,王靖國主張嚴厲制裁;但是趙戴文卻以“他(指我父親)還年輕,不懂得會長的深意”為由,主張從輕發落。我猜測,根據趙宗復的思想以及與我父親的關系,他應該在這件事情上發揮作用。 

抗日戰爭勝利后,我父親在擔任同志會太原市分會主任時,以發行人的身份創辦了《青年導報》,并任命張頷為總編輯。張頷是杜任之介紹過來給我父親的。杜早年留學德國時參加了共產國際,回國后被派到山西工作。張頷雖然小學還沒畢業,天分極高。1949年以后,他為了遠離政治,致力于考古工作。上世紀60年代,他因為研究《侯馬盟書》在學術界享有盛譽。我聽張頷說,當時《青年導報》的許多重要文章都是我父親和趙宗復寫的,可見他們的關系多么密切。當時趙宗復是進山中學校長,他還介紹自己的學生擔任《青年導報》特約通訊員。后來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中國人民大學的衛興華教授,曾多次以“特一號通訊員”的名義在該報發表文章。據說文革開始以后,他就因為這個“特”字,被誣為閻錫山的特務,從而倍受折磨。

在進山中學的學生中,有許多閻錫山高級軍政干部的子女。都被趙宗復發展為秘密黨員。其中除了閻錫山的侄女閻淑瑜之外,還有陸軍上將楊愛源的女兒楊睿生,騎兵司令趙承綬的侄兒趙礦、侄女趙智軍,第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王靖國的女兒王瑞書,大同守備指揮部總指揮于鎮河的兒子于潤滄,晉綏軍師長武世權的女兒武廣貞,以及政工干部楊貞吉的兒子楊盛欽、孟際豐的女兒孟沚繁、李培德的兒子李凱明等等。 

1947年底,趙宗復被調離進山中學,先出任山西省新聞處處長,第二年又擔任了代理教育廳廳長。當時隨著內戰的進行,太原也成了被圍困的孤城。為配合外圍的進攻,趙宗復不僅通過我父親開出路條,把許多學生送出太原,還利用他們向外輸送情報。19488月,因為有人被捕供出了趙宗復,于是他被軟禁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采取假自首的方式寫了兩份自白書。這兩份自白書雖然讓他暫時躲過一劫,但是卻埋下了隱患。軟禁期間,他仍然利用一切可能向外輸送情報。到了19492月,他還把太原地區的明碉暗堡和戰壕地道繪成詳圖,派人送了出去。這些情報獲得前線指揮系統的高度評價。此外,他還想策劃軍隊起義,以便掩護更多的人通過封鎖線。但是 “這一工作因智力展投奔解放區”而受到影響,沒有實現(《趙宗復文集》,第386頁)。 

19493月底,閻錫山飛往南京開會。臨行前梁化之向他請示如何處置趙宗復,閻因為與趙戴文的友誼,囑咐他不要妄自下手。后來梁本來想毒死趙宗復,但因為大勢已去,未能得逞。

 
 

1948年太原戰役期間,趙宗復組織搜集傳遞太原城防情況過程,身份暴露被抓捕,

閻錫山在徐士珙為趙宗復求情的批示中,寫下了存之二字

 

 

 

 

 

 

四、英年早逝 

1949424日,人民解放軍攻下太原之后,趙宗復被解救出來。與此同時,他的自白書也成了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經過周密的審查,給他做出了如下結論:這“是一種政治上叛變的行為……應受開除黨籍之處分”。不過,考慮到“趙的供詞亦確未危害黨的組織”,且后來“仍堅持工作不懈……推翻前供”,所以“可準其重新入黨”。(《趙宗復文集》第325-326頁)

 
 

趙戴文像

 

 

 

 

 

 

 19499月,趙宗復擔任山西省政府委員、文教委員會副主任、文教廳廳長、山西大學副校長等職務。1953年山西大學的建制被撤消后,趙宗復被任命為太原工學院院長。 

據說趙戴文早年在太原市的富人區精營街有幾套房子,新中國成立以后,趙宗復給自己留了一套小的,其他一概上交充公。他上下班可以讓學院派車接送,但他卻總是騎一輛自行車,來回一趟要跑15公里左右。學院要分給他一套高級宿舍,也被他拒絕,理由是他有自己的住房,不應該再向公家伸手。 

大約是1965年,我在家門口不遠處遇上一個衣著極為樸素的陌生人。他親切地與我打招呼,我卻不曉得這個人是誰。回去問了父親,才知道他就是趙宗復叔叔。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沒想到也是最后一次。 

1966年文革剛剛開始,我突然聽父親說:“趙宗復自殺了!”這句話好像青天霹靂,讓我不敢相信。因為在父親眼里,趙宗復是他最佩服的共產黨人。我聽說自殺是叛黨行為,像趙宗復這樣背叛了自己家庭的人,怎么又會背叛自己的信仰呢?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標題是《文革中第一個被弄死的大學校長——趙宗復》。該文說:當時“趙宗復在太原工學院院長任上,因其家庭出身和‘潛伏’經歷,受到‘革命師生’的批判和沖擊。遭到造反派無休止的批斗。同年621日他從土木系三層樓上摔到二樓水泥地上,當場死亡。具體怎樣摔的,至今仍是一個謎。”(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3cbde00100wsyp.html 

我不知道作者的說法有何根據,但是趙宗復的一生,包括他的選擇、奮斗和死亡,在我心中始終是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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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新華每日電訊;本文作者:智效民

太原道制作 http://www.avxswc.live ( 2016-0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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