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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黑道風云三十年

 

 

 

 

 

  山西的黑道勢力從最初的打打殺殺、敲詐勒索,演變為攀附公權,向政經領域全面滲透。這既加劇了山西官場的塌方式腐敗,也造就了當地官匪一窩的奇觀

  《財經》記者李廷禎/文

  1月8日,中紀委舉行新聞發布會,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通報了2014年反腐斗爭的成果。黃樹賢強調,要“追究山西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案件相關黨組織責任”。

  十八大以來,山西作為反腐敗主戰場,已有大批大、中、小官員落馬,其“滾雪球”效應令人瞠目。

  去年10月,中央一日內對山西省委常委“進五退一”,不啻為大換血。按照山西官方媒體的說法,目前山西新班子的中心工作有三:打黑、糾風與反腐,“打黑”被放在首位。這樣的安排,與該省新任省委書記王儒林的一番講話有關。王說,太原市三任書記、三任公安局長出問題,全國罕見,“省部督、轉的自2006年以來的14件涉黑涉惡核查線索無一辦結”,要把嚴厲打擊黑惡勢力犯罪和反腐敗結合起來。

  顯然,山西重手“打黑”,是為了挽救該省崩坍的政經形象。

  1983年以來,中國警方已發起多輪“打黑”運動。這些集中行動的效果明顯,每每爆出大案,攝人眼球,卻未能遏制黑惡勢力在許多地區的縱深發展,山西即是一個重災區。

  從近期披露的一些案件看,中國某些區域的黑惡勢力早已完成原始積累,從最初的打打殺殺、劫財敲詐,演變為公司化、高科技化、國際化運作,并公開、半公開地從事黃賭毒、跨境賭博洗錢等犯罪活動。在此過程中,黑道通過腐蝕官員、攀附權力,向政經領域全面滲透。

  在山西,這一點尤為明顯。煤炭業黃金十年,使得該省黑金涌動。與之相關的產業鏈,締造了大批腐敗官員,亦寄生著諸多吸榨“黑金”的黑道“豪強”,二者結伴而行、劫掠共生。

  號稱“太原地下組織部長”的張新明,正處于這場黑金交易網絡的核心。30年前,他不過是一名貧困山區的年輕農民,渺如一粟;但此后,其轉戰軍界、鐵路、化工、礦業,在太原、山西乃至北京官場、商界呼風喚雨,財富增至百億級巨。官場腐敗,從來都是黑社會滋生、做大的土壤。黑道勢力在山西綿延進化30年,已讓不少人喪失了基本的安全感。

  因此,正在山西展開的反腐與打黑相結合的行動,可謂正中要害。

  “混混”的早期歲月

  廠礦子弟結伙而行,好勇斗狠、打打殺殺,是“文革”后黑惡勢力的主要特征

  山西大部,古屬燕趙,民風彪悍,“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此種民風,曾在“文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山西造反總指揮”楊成效,太原十三冶建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頭目,“文革”初期多次率隊大規模武斗,省委第一書記衛恒被其揪斗而死。1969年7月,中共中央針對山西專門發出“7·23”通告,勒令停止武斗。

  隨后山西被軍管,楊成效被逮捕、槍斃。但楊的大名響徹三晉,“文革”后崛起的各路混混,多尊崇其為黑道祖師。

  “廠礦子弟多,待業青年多,打架斗毆多,小偷小摸多”,是彼時太原的特點。太原迎澤公安分局一位老干警稱,當時的五一路、解放路,每隔幾百米就有一幫“小混混”。太原除了“傻大黑粗”,還有一個著名綽號:華北第一賊城。

  1983年-1987年,全國開展第一次“嚴打”,山西諸多“大哥”因此留下前科。

  其中之一,是太原重型機器廠子弟、“山西賊王”王彥青,以撬竊企業保險柜聞名,“比別人用鑰匙開得還快”。王的父母,是該廠子弟學校教師。

  因偷竊金額巨大,王彥青被判死緩。但這個年輕人功夫了得,進入汾陽監獄后,憑拳頭當上“牢頭”,隨后組織了一場持續三個月的“地道戰”,以圖越獄。

  1988年冬,王彥青率領11個獄友脫獄。隨后兩年,王多省流竄,先后殺死16人、殺傷13人,搶劫汽車、撬盜保險柜無數。

  1989年王彥青潛回太原,躲在已釋放的獄友武雙喜家,被建礦派出所女民警劉文英發現,王開槍殺劉,震驚警界。

  1990年春,王彥青在湖南嫖娼時被查獲,一番槍戰后落網。被押回山西后,王和警方討價還價,大吃大喝數日,才交代一處埋尸地點。最后,其被公審、槍決。

  上世紀80年代,除了王彥青,太原的“道上名人”另有“三明一利”、米家兄弟、“國民黨”、“日本人”、“李向陽”、“歪脖子小勇”、“不說理小亮”、王洋、“鋼頭”,群雄并起。

  米家兄弟中的“拐三”米為民即是張新明未來的親密盟友,其家族經營賓館洗浴,黃賭一條龍,名震太原北城。而張新明家鄉古交工礦區,一顆“社會新星”亦在升起,但他不姓張,而是綽號“王保兒”的王建軍。

  1983年,王保兒因流氓、傷害罪,被古交工礦區法院判處無期徒刑。1985年改判為十年,1989年8月提前釋放。“坐牢成了鍍金”,出獄后王保兒變本加厲,在古交欺行霸市、毆打群眾,還多次打傷干警,卻無人敢管。

  1996年公安部發起“打擊團伙犯罪,掃除社會惡勢力”運動,“頗有家庭背景”的王因流氓罪、故意傷害罪、敲詐勒索罪被判死刑。

  早期的山西“古惑仔”, “主業”多是好勇斗狠,偷竊為生的王彥青反是少數。一位《山西日報》老政法記者回憶,當時每個單位均有一幫子弟,“理著板寸,手臂刺青,穿著綠軍褲,背著裝有半截磚的軍挎”,以此為酷,連報社、大學等文教單位亦不例外。

  也有以“侵財”為主業的“領先者”,譬如王洋、“鋼頭”團伙。“鋼頭”真名曹志剛,系太原鐵路局車輛段工人,和受過第一次“嚴打”的無業游民王洋是拜把子。

  山西省高院的判決書顯示,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曹王二人多次結伙,和梁海清、“小四毛”任愛軍(此二人是未來的重要人物)等人,在太原持槍持械斗毆、搶劫,致死人命,侵財數額動輒數千元--上世紀80年代末,此乃天文數字。

  曹王二人很猖獗,得知公安系統正在調查自己后,竟給省公安廳長寄去兩顆子彈。1992年,兩人均被判極刑。

  上世紀80年代的山西黑惡勢力,絕不止于太原一地。殺人越貨近百起、制造了“百萬元綁票大案”的大同王順團伙,后來震驚全國的“運城狼幫”,此時均已嶄露頭角。

  張新明走的卻是另一條路徑:早期在家鄉下煤窯、拉平車。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從中鐵十二局手里買了一輛報廢卡車,為古交水泥廠拉石頭,這是其進入運輸業的第一步。

  上世紀80年代末,張借用中國煤炭博物館勞動服務公司的手續,在太原北郊向陽店鐵路專用線發煤。甫一出道,張新明就知道依附權力賺錢,遠比只會打打殺殺的混混們高明。

  張新明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不同于那些胸前臂上紋龍刺劍的街頭霸王,這亦是官員愿意與其交往的一個因素。

  “黑社會性質組織”

  “一丁二偉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滿林為大”,以斂財為目的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在上世紀90年代紛紛成型

  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加強公安工作的決定》,公安機關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成為主旋律。

  上世紀90年代前期的山西警方“打黑”主戰場,并不出在各大工礦區,而是在糧食產區晉南。

  第一大案,當屬1991年破獲的運城“狼幫”。以運城傳染病醫院鍋爐工張永強為“幫主”的23人團伙,從1988年起,到處網羅“兩勞”釋放人員、流氓無賴和賣淫女,使“狼幫”很快發展成擁有60多名骨干、100多人的特大流氓集團,其“盈利模式”,是安排賣淫女“放鴿”敲詐、聚賭放胡、攔路搶劫。

  “狼幫”最大特點,是武器先進、堪比正規軍。其擁槍100多支,其中一支“五四”手槍歸幫主使用,還有微型沖鋒槍1支,半自動步槍2支,五連發仿制手槍20多支,單、雙管獵槍80余支,子彈千余發,手榴彈20余枚,烈性炸藥20多斤,管制刀具百余把。

  警方對“狼幫”的最后定性是:一個以社會渣滓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具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

  1994年5月,運城司馬光祠堂被盜,盜賊將11尊泥塑雕像的頭部鋸下,走私到海外。新華社內參報道后,中央領導批示:“山西是古代文物集萃地,一定要保護好地上地下的文物。”緊接著,晉北忻州一帶的群體拐賣外地婦女事件,亦被媒體曝光。

  為此,山西警方展開了專項“嚴打”,史稱“南征北戰”。在彭真的老家侯馬市,“侯百萬”、“郭千萬”兩個特大文物涉黑集團浮出水面,警方抓獲了125名“盜墓賊”。

  侯林山、郭秉霖兩人,盜掘、走私春秋戰國古墓,“富可敵市”,百萬、千萬絕非夸張,其經濟實力已可和地方政府抗衡。彼時,兩個犯罪團伙高薪養人,馬仔均擁有汽車、摩托、大哥大、傳呼機、“五連發”獵槍,硬件、火力遠勝警方。后來,以其人其事為原型,還拍成了一部電視劇。

  此案要害,在于這是山西首個暴露出“政界警界保護傘”的涉黑案件。山西省公安廳正科級偵查員范文龍,侯馬市委副書記張洪生、政協主席李剛、政法委書記許進學,公安局副局長賈守德、路西刑警隊副隊長劉林、干警周志國,侯馬市澮濱辦事處副主任姚河平等人,因此紛紛落馬。

  1995年,一起更加震撼的大案發生,即“6·29搶劫運鈔車案”。此案已非警員給黑道提供保護傘,而是警察直接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

  四名案犯是白法義、徐成吉、蘆裕山、徐存科。其中,徐存科是太原公安局防暴隊中隊長。抓捕徐存科時,徐的同事郭曾中彈犧牲。最后,憤怒的太原警察將躲在家中的徐存科當場擊斃。其余三人,最后全部被判死刑。

  1997年,我國修訂《刑法》,在第294條中創造了“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這一概念,定義是“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

  2000年12月,最高法頒發了《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從四個方面規定了“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特征,其中第三條是“通過賄賂、威脅等手段,引誘、逼迫國家工作人員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活動,或者為其提供非法保護”。

  從這些司法條文看,“狼幫”、“侯百萬”、“郭千萬”、徐存科團伙時期,正是黑惡勢力向“黑社會性質組織”演進的關鍵節點。

  太原上世紀90年代的七大犯罪團伙--“一丁二偉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滿林為大”,無不帶有鮮明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特征。

  上述對聯中描述的七個人,分別是指丁巍、林二偉、曹志生、任愛軍、米新民、郭喜平和綽號“三馬虎”的李滿林。

  上世紀末,在太原解放路,“拐五”米新民因捅死“道上”另一大哥“小魚胖”,從此亡命天涯。2014年張新明落網后,“拐五”在其兄“拐三”開辦的太原“金大酒店”被擒。其余六人,均在本世紀初席卷全國的“打黑”中落網。

  七人中最有名的,當屬李滿林。1986年,17歲的李滿林和朋友去太原綠柳巷跳舞,一個叫王強的人踩了其朋友的腳,李滿林等人便手持菜刀,將王強砍死、王的同伴劉晉平砍傷。隨后,李因流氓罪被判刑兩年。

  刑滿釋放后,李滿林開始糾集昔日獄友、刑滿釋放分子、勞教和有劣跡的社會混混,通過設賭抽頭、放高利貸聚斂錢財,勢力逐漸壯大,成為稱霸一方的“山西賭王”。

  1993年,李滿林手下、綽號“李向陽”的吳鐵虎,到“小四毛”的勢力范圍太原華洲賓館設賭。“小四毛”命人把吳綁到太原東山痛打,還敲詐了幾千元;隨后,李滿林另一手下“賴黃毛”張海默,又被“小四毛”和任曉峰打傷。

  為了報復,李滿林率隊持槍,在太原柳巷老字號“大觀園澡堂”和“小四毛”團伙火拼,當場打死杜大忠,重傷任曉峰。從此,小四毛對其服軟。

  一位和李滿林哥哥李茂林有過交往的太原人告訴《財經》記者,“三馬虎上面有人,太原、省里和北京都有。”“大觀園”火拼后,李滿林很快被取保候審,成為黑道傳奇。

  李滿林鋒芒畢露,且“上面有人”,丁巍、林二偉、曹三胖等人紛紛避讓,尊其為“大哥大”。

  1994年開始,李滿林的賭場遍布太原,宛若內陸澳門。山西一些著名的民營企業家,往往一場豪賭就傾家蕩產。欠下李滿林團伙的高利貸,必須及時償還,否則必定斷胳膊斷腿。

  設賭放貸讓李滿林財大氣粗,其常到澳門葡京豪賭,輸贏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已是常事。

  2003年元月,被稱為“山西涉黑第一大案”的“三馬虎”黑社會組織團伙案宣判:李滿林死刑,處罰金800萬元;其余27名罪犯或死緩、或有期。

  這一時期的山西黑道,除了明顯的暴力斂財,“公司化運作”已開始出現。

  早年曾追隨王洋、“鋼頭”的“小四毛”任愛軍,從1996年起,與幾名香港、廣東人合伙,在太原秘密開設多處賭場。1998年,任愛軍使用虛假的銀行票據分別虛報100萬元、2250萬元注冊資金,注冊了太原市“任氏達”貿易公司、太原市“國平”工貿公司,開立銀行賬戶,通過轉賬、提現,掩飾其犯罪資金的來源和性質。

  2002年12月,任愛軍因犯有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綁架勒索罪、搶劫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非法持有槍支罪、賭博罪、洗錢罪等14項罪名,被判無期徒刑,但目前已出獄。

  當混混遭遇大佬

  混混的軟肋是逆體制,與政法力量對抗,這讓他們注定無法從“黑惡勢力”向更高階段演進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張新明,還不是新聞人物。

  開始發運煤炭后,張新明的婚姻發生變化,其和鄉下的發妻王艷離婚,迎娶了太原鐵路局運輸處主管的“千金”李艷清。

  彼時運力短缺,掌握車皮的鐵路貨運部門炙手可熱。顯然,這門婚事使張的煤炭發運業務如虎添翼,這也是張邁向上層的關鍵一步。

  1992年之后,受小平南巡鼓舞,中國經濟開始快速增長,而“雙軌制”亦在部分領域制造了不少混亂。“工農商學兵,一起來經商”,是當時一大奇觀。

  彼時的張新明,突然“入伍”。一份資料顯示,1992年,張新明通過關系,掛靠到中國武警部隊(廊坊)學院,成立了武警學院山西經營總公司,后又掛靠武警黃金部隊和森林部隊,利用部隊提供的軍牌運煤。此間,張一直想轉成現役,但始終未遂。

  2014年5月,接受《新京報》采訪時,張稱其武警身份是真實的,“1986年進入武警學校,契機是武警從地方上招納生產經營人才。到1993年,開始擔任內蒙古森林武警總隊綜合訓練基地主任,兼任華北黃金實業集團董事長,后者為武警的三產企業。”

  真實情況是:1994年2月,“太原南郊個體戶”張新明和武警黃金指揮部生產經營部簽訂了聯辦企業協議,武警部門向張新明提供15副軍牌(實際提供10副),收取車牌管理費。

  1994年,給黃金指揮部上繳了40萬元后,張新明改投武警內蒙古森林總隊“安森生產經營公司”,該公司給張新明發放了58副車牌。1995年-1998年期間,張新明向森警總隊上繳管理費290萬元。2000年元月,森警總隊又分得80萬元和兩輛車。

  上述事實,均被寫進了山西省產權事務中心2000年對“山西華北黃金實業集團公司”做出的《產權界定意見書》中。

  “傍”上軍隊,是張新明的關鍵一步。

  上世紀90年代后期,張新明三兄弟在太原長治路建設了金業公司新辦公樓。1998年,國家禁止軍隊經商,張與軍隊脫鉤,開始正規的公司化運作。

  人脈和財富的增長,使得張新明家庭出現新一輪“內亂”。1998年,妻子李艷清懷疑張新明和公司女出納倪燕萍有染,于是花錢買兇,希望教訓一下倪。

  山西省高院的終審判決書顯示,1998年4月21日,預收了李艷清4萬元的張文革和史晉慧二人,由張文革駕車、史晉慧攜刀,來到倪燕萍家樓下等候。等到倪后,史晉慧朝其腹部、左臂處刺了數刀后逃竄。為了制造假象,史晉慧同時搶走了倪燕萍的皮包。法院判決書還顯示,皮包里有倪的“警官證”。

  事發第三天,李艷清被抓獲。張文革、史晉慧則逃往四川,不久后落網。

  上世紀80年代的首輪“嚴打”,張文革因流氓罪和扒竊,被拘役和勞教過;而史晉慧也因盜竊罪被判八年。張文革和“三馬虎”等人亦有交情,自認為在太原杏花嶺區大小算個人物,并不畏懼警方和張新明。

  李艷清雇兇一案,經過太原中院、山西省高院兩級審理,最后史晉慧被判死刑,張文革和李艷清被判無期。判決書顯示,量刑較重的原因,是杏花嶺公安分局鑒定倪燕萍“構成重傷”,省高院司法鑒定認為“倪燕萍生殖功能重度損害達到傷殘五級”。但是,倪后來成功懷孕產女。

  三人均不服判決,家屬全部開始上訪,控告張新明、杏花嶺區公安局長邵建偉以及法官,但張始終屹立不倒。

  對張新明而言,社會混混不足為懼,與手握鐵路貨運大權的妻子家族反目為仇,卻異常兇險。但張最后擺平此事--不僅迎娶了倪燕萍,“李艷清也沒坐牢多久就出了獄,現在全家已和好”。

  “古典混混”和“現代大佬”的偶爾交鋒,前者慘敗收場。

  外籍黑幫崛起

  警方將本地“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大規模鏟除后,突然出現的地下權力真空被外籍黑幫覬覦、占據,這是“打黑”前不曾料到的一幕

  本世紀初,隨著大規模“打黑除惡”,太原以及全山西省一批著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土崩瓦解。

  突然出現的“地下權力”真空,吸引了以東北和新疆為代表的外地黑幫向山西滲透。太原迎澤公安分局一位干警稱,“在本地混混的壓制下,這群人以往比較老實,不成氣候。本世紀初,集中打擊本地黑勢力后,這群人突然崛起,人丁興旺,至今困擾省城治安。”

  2005年12月2日中午,太原最繁華的商業區解放路和水西關交叉口,近百名新疆籍人員手持長刀劇斗,致使2人死亡,多人受傷,場面慘不忍睹。

  警方事后查明,2005年以來,新疆莎車籍人員和墨玉籍人員在太原爭搶地盤,時有沖突。莎車籍團伙為把墨玉籍團伙趕出太原,從2005年10月份開始,精心策劃了這場毆斗。

  一周后,警方組織500余名警力,對莎車籍嫌疑人展開集中搜捕,抓獲76名犯罪嫌疑人,繳獲管制刀具81把、棍棒22根、斧頭3把。21名長期在柳巷、朝陽街服裝城以及公交車站偷竊的未成年慣偷,也全部由民政部門送回原籍。

  這種有組織的依靠新疆籍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繁華商業地段大規模盜竊、搶劫,已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特征。“但沒有好的辦法”,“抓了放、放了抓,攆走又回來、春風吹又生”,當地一些干警極為苦惱。

  2005年12月20日和22日,太原學府街和長風街又發生兩起類似毆斗事件。毆斗的幾十人個個臂裹白毛巾,手持棍棒,均操東北口音。

  2005年12月24日,太原警方在省體育場抓獲54名持械的東北籍犯罪嫌疑人,并收繳手槍1支;隨后,又有70名手持兇器的東北籍犯罪嫌疑人落網。

  經查,這些東北籍疑犯的“主業”,是以暴力、威脅等手段,從事“看場子”,控制娛樂場所“小姐”,并常在一些老板、城中村村官的雇傭下,聚集幾十人、上百人乃至數百人,進行“擺場子”、打砸等暴力犯罪。

  除此,東北籍黑幫還多涉嫌尋釁滋事、故意傷害、非法拘禁、設局賭博、敲詐勒索、吸毒販毒、護送黑車等暴力違法犯罪活動。

  “外地籍人群涉黑犯罪問題,困擾著整個山西,至今沒有徹底解決。”山西省公安廳一位退休干部坦言。

  彼時,張新明麾下的金業集團,也被卷入這一問題。

  2004年元旦深夜,金業集團的保安隊長曹連尉、保安曹連勝兩兄弟,率領其余六人,在山西省委大樓斜對面的人行道上,將東北人付士玲當街槍殺。

  付士玲,遼寧撫順無業人員,暫居太原,人送綽號“付老大”;曹連尉,吉林安圖縣人士,綽號“曹老大”。

  按照警方的說法,曹氏兄弟在給金業集團擔任保安的同時,還在太原從事“護場子”,向一些歌廳強行收取“保護費”,和“東北同行”付士玲因為搶地盤發生沖突。

  警方資料顯示,曹氏兄弟作案后,找到時任太原小店看守所所長的陳貴峰,請其將作案槍支藏匿。陳貴峰隨后將兩支制式連發獵槍拋于小店區一水渠內。在法庭上,陳貴峰稱自己與曹氏兄弟是多年的朋友。

  曹連尉至今在逃,故槍支來源不得而知。但有金業集團原職工實名舉報稱,起因是張新明本人在唐都酒店消費時,和“看場子”的“付老大”發生沖突,而非曹氏兄弟。“曹氏兄弟只是保安,陳貴峰自稱和他們相交已久,有點奇怪,自降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自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后,中國各地開始海選村官。在土地較為稀缺的城中村,競爭非常激烈。太原不少兩勞釋放分子,開始利用賄賂和暴力聚攏選票,強買強賣強攬工程,為東北幫“擺場子”帶來巨大“訂單”。

  向政法界滲透

  進入新千年后,山西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開始有組織地向政法系統滲透,而“領先一步”的大佬則開始向金融界和政界滲透,利用官員獨有的審批權力尋租獲利

  2003年至2004年,山西省公安廳破獲了呂梁“燕子幫”黑社會組織大案。綽號“燕子”的幫主馮小春初中畢業后,聚攏了一幫同學和混混,替別人打架、討債。經過數次“戰役”,“燕子幫”在當地站穩腳跟,人馬逐漸壯大。

  為尋求長久發展,馮小春有意讓成員報考警校,共有15名“燕子幫”成員考取了警校,其中大多返回中陽縣公安機關實習、工作。這幫“內鬼”,先后18次為其組織通風報信,助其成員逃脫。

  2004年,馮小春、郝兵鎖等67名“燕子幫”成員被抓獲,繳獲各類槍支47支,其中半自動軍用步槍1支,子彈1400余發。郝兵鎖被判死刑,馮小春被判16年。

  為“燕子幫”提供保護的中陽公安局長劉植生、紀檢書記李保全,亦被移送檢察機關。

  同期,山西黑道向政法界滲透的另一典型案例,發生在霍州。2006年1月,靈石縣市民李建國在霍州可可西里迪廳被毆致死,牽出霍州檢察院干警朱耀軒及在公安局治安科上班的朱耀光。

  媒體調查發現,和朱氏兄弟一起毆打李建國的,有幾名通緝在逃犯,和朱氏兄弟是拜把子。隨后,朱氏兄弟的政法手續和家族黑社會背景被媒體“扒糞”,霍州黑社會性質組織“光頭幫”和“小刀隊”為此全軍覆滅,其保護傘臨汾市委常委王月喜亦被拿下。

  更轟動的“警黑一家親”案例,當屬2005年的“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當年5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民警李忠義到太原旅游,在十字路口等紅燈時,和太原尖草坪區刑警大隊刑警劉立民發生爭執。

  劉立民的“小弟”--當地混混張吉、安勝利等人,在省委大樓對面,用大棒、鋼管把李忠義毆打致死。該案庭審時,張吉等人當場承認,他們主要依靠偷竊為生,偷來的錢一多半要分給劉立民,法庭一片嘩然。

  警匪勾結,甚至警匪合流,成為彼時及未來諸多大案的共同特點。

  2010年,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長申公元被中紀委雙規。這位曾在臨汾致力于打黑的“全國特級優秀人民警察”,2006年向黑礦主李克偉索要現金2900萬元,價值83萬元的汽車一輛,此后開始為李的違法犯罪提供保護。

  2009年,申公元明知李克偉隱瞞礦難正被通緝,仍將其藏匿于兒子在京的房中達三個月之久。2010年李克偉自首后,申公元隨即落馬。

  2010年的另一樁大案,是陽泉以關建軍、關建民、許建軍、王紅玉為首的涉黑組織被破獲。“黑老大”關建軍,公開身份是陽泉城區公安局巡警大隊長。

  這一涉黑組織,13年來涉及違法犯罪案件46起。專案組凍結該組織資金近2.6億元,查封在北京等地的房產27套,拘留收禁車輛30余部。

  關氏兄弟的一大財源,是壟斷了陽泉的“地下賭場”。

  從1997年開始,關氏兄弟就開始在陽泉火車站附近的景都大酒店設賭抽頭,隨后在陽泉市區開設地下賭場多達十余家,其規模浩大,甚至吸引來了石家莊和北京的賭客上門。

  2005年上半年,公安部在全國發起“禁賭風暴”,嚴厲打擊境內外賭博、賭場。而同一時刻,關氏兄弟大肆擴張,在陽泉市南莊百坊倉庫等地開設了啤酒機、蛋蛋機賭場,由專人管理,專人放哨、專人專車接送賭徒。

  如此無畏,完全仰仗關建軍的巡警大隊長身份。

  而在太原,這場“嚴打”,讓張新明的“戰友”武全旺被迫跑路。不久,“三馬虎”、“小四毛”時代的老大、馬仔們紛紛出獄。這些人一個共同選擇,多是奔赴澳門賭場,加入從內地吸引客人到澳賭博的“洗碼仔”隊伍。

  這種洗碼仔,并非普通意義上的澳門本土洗碼仔,不靠抽取投注額1.2%的碼糧生活。他們賺取的是客人去澳門賭博時所帶賭資的“提成”,額度可達到賭資的40%。

  曾在澳門打拼過的一個太原籍洗碼仔介紹,山西籍洗碼仔群體,在澳門勢力龐大,所吸引來的山西客人,其下注量已和江浙客人齊名。一些洗碼仔,早已不單純靠洗碼為生,而是開設了大戶室,成為部分大型賭場的合伙人。

  這些洗碼仔中的佼佼者,有梁海清、綽號“兔兔”的劉明禮、綽號“六毛”的劉慶元、原“三馬虎”團隊成員“臭雞蛋”、大同謝江、古交武全旺、榆次侯連會、晉中趙幸福等人。甚至到了后期,張新明和其大哥張新躍,也積極加入了這門生意。

  這種洗碼仔,時常游走于合法與非法間。在澳門,賭博合法,但多倍托底式的大額下注不合法;在大陸,通過地下錢莊將大額現金和存款轉移到境外,是涉嫌洗錢。而對賴賬者暴力拘禁、討債,更是不被任何一處法律所允許。

  2009年,山西晉城公安局在局長李亞力的安排下,一舉端掉了趙五慶、崔晉霞和毋紅梅三個跨境賭博中介組織。當地公安機關在對三個案件的梳理中,發現了賭博代理人的一些“秘訣”。

  首先是尋找當地有錢人,類似于營銷學里的“顧客精準定位”。在山西,豪賭逐漸成為煤炭行業暴發戶的病態生活方式。趙五慶的客人中,大多是身價上億的煤老板,也有一些具有經濟實力的國企經理,甚至國家干部。

  晉城智博煤業公司的老板趙武智,從2007年起,多次在趙五慶的安排下飛到澳門賭博,先后輸掉近億元。“要么跳樓,要么還錢!”在趙五慶威逼下,趙武智煤礦被搶走;陵川縣奪火鄉奪火村支部書記王志保,承包煤礦發家,最后被趙武智帶到澳門,一夜返貧。

  其次是“優質服務”。為了誘惑“財神爺”去澳門,趙五慶們的服務可謂五星級。從代辦理澳門通行證到乘機、住店,兌換籌碼、甚至提供女人全程陪賭。趙五慶在澳門太子星廳租設了賭場,由專門人員聯絡賭徒,為參與賭博的人兌換籌碼;還在珠海開辦了珠海兆慶貿易有限公司,負責資金流轉,通過該公司將賭資“洗白”。

  賭客一旦輸光了錢,借下高利貸,趙五慶會立即翻臉不認人,打手不斷上門討債,甚至不惜故意傷害。晉城警方稱,趙五慶等人的涉案額,已經達到了當地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2012年,太原市公安局宣布查獲了一群暴力討債的洗碼仔。經查,綽號“胖老三”的史建輝,以太原盛輝貿易公司為掩護,頻頻組團帶領太原、晉中、呂梁和臨汾的富商,集體到澳門豪賭。

  柳林縣老板高繼平,因此欠下了史建輝千萬元,最后被扣押在太原“嘉怡大廈”62個小時。打手們輪番虐待高繼平,逼迫其打下了2400萬元的欠條;中陽縣煤老板南三平,被史建輝帶到澳門賭博,不僅輸掉了煤礦,還欠下巨額高利貸,最后被史建輝的打手挑斷腳筋。

  在山西采訪時,所到之處,皆能聽到當地一些煤炭富豪在澳門輸得傾家蕩產的故事。這種大規模跨境賭博洗錢、暴力討債,沒有警方人員的故意放縱甚至暗中保護,絕無可能。

  山西大規模的跨境賭博和洗錢,已經嚴重影響到當地政經生態,導致資金外流,有的地區經濟凋敝。

  “張新明案發也與此有關,所以謝江、武全旺也同時被抓。”有接近公安部的人士告訴《財經》記者。

  張被帶走后兩天,在逃多年的“拐五”亦被抓獲,其長期躲在“拐三”開辦的太原金大酒店里。太原萬柏林公安分局一位干警介紹,位于萬柏林區的金大酒店和杏花嶺區的東金大酒店,全部是“拐三”的產業,長期設有“百家樂”,就是公開的賭場。

  2008年,蘇浩接任太原市公安局長兩個月,就派人端掉了東金大酒店賭場,抓獲133人,批捕32人,“拐三”倉皇出門避禍。知情人士透露,此事“不久就擺平了”,“我們的一些干警,平時根本不敢查金”。

  染指煤炭業

  能源基地獨有的產業結構,注定了黑惡勢力會染指以煤炭為主的礦業,這成為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山西黑道的“主旋律”

  2003年開始,中國煤炭價格節節攀升,從而造就了晉陜蒙地區前所未見的暴富人群。

  一位古交礦主提供的收據顯示,2003年,其煤礦坑口價為每噸160元;2005年-2008年四年間,其坑口價分別為240元、450元、850元和1000元。

  黑惡勢力一直寄生于利潤最高的黃賭毒。當煤炭利潤堪比黃賭毒時,自然引來了各種勢力的爭奪。

  在孫中山題字“以平定煤鑄太行鐵”的陽泉,“黑老大”兼巡警大隊長的關建軍,把礦業搶奪戰攪得高潮迭起。

  2003年煤炭市場好轉后,關建軍黑社會團伙先后霸占了平定西鎖簧煤礦、平定胡家莊煤礦、平定卓正煤礦、寧艾煤礦、北莊煤礦、昔陽北坪煤業等眾多煤礦的經營權;其組織成員還在陽泉市郊區、平定、盂縣大開“黑口子”,公開盜竊國家資源。

  陽泉附近的昔陽縣北坪煤礦,前身是北南溝村辦煤礦。在多次資源整合后,法人代表吳岳林已無力繼續投資。關氏弟兄突然介入,表示愿意貸給吳岳林350萬元,條件是承包該礦十年。

  關氏弟兄隨后引入了福建宏達土石方公司,墊資承包北坪煤業的土石方工程。2009年,早就設計好了的關氏弟兄準備將該煤礦以5億元價格出售,但又不想支付宏達公司已墊付的工程款。2009年4月,關氏弟兄組織200余名“混混”,持械闖入宏達公司駐地大肆打砸,造成多人受傷,對方只得撤離礦區。

  法人代表吳岳林不簽字,煤礦無法過戶,而吳堅決不賣該礦。但在喝了關氏弟兄提供的一杯水后,吳岳林被關建軍抓到陽泉戒毒所“強制戒毒兩年”。

  同病相憐的宏達公司老板積極幫助吳岳林行政復議,將其救出戒毒所。但緊接著吳岳林又被關建軍抓回陽泉,關進戒毒所,反復數次。最后,吳岳林遠走廣西避禍。

  吳岳林被抓期間,北坪煤業以5億元被非法出售,更名為“安順北坪”煤業,開采者亦變更為華通路橋公司。

  關建軍落馬后,因煤礦手續變更中的諸多瑕疵,北坪煤業所在村委會和華通路橋公司陷入曠日持久的訴訟。去年7月,華通路橋董事長王國瑞突然被中紀委帶走。有觀察者分析,已落馬的山西省委原常委、統戰部長白云和陽泉市原紀委書記王民,或涉王國瑞一案。

  有當地人稱,華通路橋公司因采用露天開采,和當地居民經常發生摩擦。而出動“護礦隊”站場子,是這些老板的基本方法。

  和陽泉人一樣,爭礦引發的礦區大規模毆斗,在山西各大礦區居民眼中,已成家常便飯。

  2009年10月12日,山西臨縣白家峁煤礦的保安科科長李保明,帶著兩大卡車“打手”包圍了占領煤礦的村民,一番械斗后,4名村民喪生;

  2011年6月,福建煤商卓杏生帶領200多人,乘坐40多輛轎車、越野車,手持獵槍、大刀、木棍,在晉中市和順縣上元煤礦打砸搶半小時……

  針對煤商群體的黑社會性質侵財案件,亦開始在山西高發。

  2008年4月,臨汾“混混”師澤峰等四人,闖入鄉寧煤老板劉某家中,將其捆綁蒙面,敲詐了1000萬元撤離;

  2010年11月12日,山西洪洞縣公安局副局長王建勛夫妻,被三個覬覦其財富已久的外地人入室搶劫后殺害,媒體稱“王為億萬富翁,在洪洞擁有煤礦”。

  提及綁架煤老板,不得不說到與張新明交好的山西省公安廳原副廳長蘇浩。2007年12月,同煤集團熱電公司總經理劉麗軍遭到綁架,劫匪開價500萬元。劉的父親,是彼時同煤集團董事長劉隨生。時任大同公安局長的蘇浩很快偵破了此案,獲得一片好評。不料,2011年11月12日,兩名男子又結伴洗劫了山西焦煤集團董事長白培中的豪宅,劫走財物5000余萬元。

  為了幫助白培中隱瞞財產來源,時任太原公安局長的蘇浩操縱干警辦假案,最后引發山西官場“連環潰敗”,至今余音不絕。蘇浩的繼任者李亞力、柳遂記亦連續倒臺。本是黑幫天敵的公安局長連續三任涉貪涉腐,令人噓唏。

  對張新明而言,自2003年開始,對一系列煤礦的爭奪,一直伴其前行,屢屢成為新聞明星。

  表面看,張“吃相文雅”,并不使用暴力奪礦,但據《財經》記者在古交的調查,這一切均是表象。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張新明家族涉嫌在古交大規模私挖濫采,并頻頻通過操縱司法,設局對其他礦主進行“趁火打劫”(詳見本期“張新明再起底”一文)。

  山西黑道風云30年,其做大做強的軌跡,正和山西官場沉淪同步。在山西官場因腐敗而到達崩潰臨界點時,黑道亦完成了可怕的升級換代,從單純的暴力團伙,轉型為公司化運作、并向政界警界深度滲透的社會毒瘤。

  萬幸的是,清算已經來臨。

 

文來源:《財經》雜志417期;本文作者:李廷禎

太原道制作 http://www.avxswc.live ( 2015-0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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