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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古城營村天主教堂建設及其信仰傳承

 

 

 

 

 

  第一階段:天主教初傳
  明朝中后期利瑪竇進入中國傳播天主教。1582年(明萬歷十年)他在北京向萬歷皇帝進呈自鳴鐘等物,并以迎合中國風俗習慣和傳播西方科學知識等方法作為手段,結識了當時的士大夫階層,并發展天主教,奠定了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基礎。其中最具影響的當數禮部尚書徐光啟,徐領洗入教。山西人韓霖深受徐的影響,舉家奉教。據文獻記載,1620年(明萬歷四十八年)意大利人艾儒略第一個進入山西傳教。艾入山西后,在韓霖的幫助下入住絳州(今新絳縣),歷時四載建一小教堂,這是山西有天主教堂的開端。1633年(明崇禎六年)天主教傳入太原,二年內即授洗 200人。
  古城營村有天主教的歷史大概可以追溯到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村中人信仰天主教也分兩種方式:一種是書香門第之家,他們受到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對西方的器物及科學產生濃厚的興趣,加之朝廷對天主教傳播的鼓勵,他們為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在外國人的驅使下,加入了天主教會。就比如古城營的孫家,他們家于明末清初時從小店區孫家寨遷到了東城角,孫家祖輩是知識分子,當時全家兄弟三人都信了天主教。另外一種是由于西方天主教神父來華傳教,他們先用物質利益誘使村人信教,給村里最貧窮的人分發糧食,使他們感受到天主的溫暖,漸漸也信了教。不過由于這個原因信教的在當時并不很多,比如現任會長的閆家就是這樣。據閆會長說,他們家祖輩很窮的,家里都揭不開鍋了,外國人到村里,給他們糧食吃,他們漸漸就信了上帝了。在這兩種方式中,第一種算是此段時間的代表,也是天主教傳入中國的典型方式,而后者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方法,幫助天主教在民間獲得鄉人的好感。而且,在這個時期中,一定程度上,由于在思想上有了深入理解,所以前者的信仰比后者更堅定。
  這個時期是天主教正式完整的傳入中國的第一個階段,雖然它受到種種排斥和阻力,但實際上已經在全國范圍內產生影響。據《中國教案史》記載:“1627年中國天主教徒13000人,1650年竟達到150000人。1664年,教士們向教皇報告說,有30位耶穌會士在中國各省傳教,已建立的教士住院42處,教堂159座,教徒248180人,平均每年增加新教徒7000余名。在這些人中,有許多是當時朝廷要員,甚至封疆大吏。據1636年統計,明朝的天主教徒中,一品大員14人,進士10人,舉人11人,生員300余人。
  天主教自唐代起就企圖進入中國,但直到明朝中后期才有所發展,這當然和中國的政治環境密切相關,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傳教士的進入方法。在這方面,利瑪竇無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開創了日后200多年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方式:一方面用漢語傳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學知識來博取中國人的好感。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他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據他的了解,這些只屬尊敬祖先的儀式;只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并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但他亦認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國人的思想,因為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利瑪竇本人更穿著中國士人服飾。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后跟隨他到中國的傳教士所遵從,稱為“利瑪竇規矩”。
  雖然天主教的這種傳播方式給它進入中國帶來了很大的方便,使它能在短時間內得到人們的認可,但是同時也為有隱患。一方面,由于利瑪竇把“上帝”和中國儒家的“天”的觀念相結合,并且不排斥在此基礎上對“天地”、“祖先”、“孔子”的祭拜,使得人們把中國傳統中“神”的觀念與唯一的人格化的“上帝”觀念相混淆。天主教在山西絳州傳播時,時任刺史的雷翀曾發出公告勸民信教:“······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相傳所謂事天帝事上帝者是也。先儒解曰,上帝天之主宰,今人以所見之蒼蒼者言天,是猶稱帝王曰朝廷也。即至愚之人,不識不知,未嘗不曰天爺、曰天命、曰天理,曰聽天,曰靠天,曰天報,可見性中帶來,原非勉強。······”從這可以看出,天主教進入山西的理論基礎并不牢靠。另一方面,由于傳教士對中國祭祀活動不加限制,使得在天主教會內部引起爭議。這也為后來的教案事件埋下伏筆。
  在這一時期的傳教活動中,來太原傳教的都是耶穌會(天主教的一個修會)教士,他們秉承利瑪竇的精神,從上下兩條路線同時入手。于上層社會中,他們通過學習中國語言、研究中國經史,把天主教義同儒家道理融會貫通;同時,他們努力介紹西方文化,從西洋帶來了世界地圖、時辰鐘等,使中國在天文、歷數、地理等自然科學上開啟了新局面。傳教士們在文化思想上繼承中國傳統,在科學器物上又給中國帶來了新鮮血液,自然受到知識分子們的一致好評。而中國當時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并不獨立于統治階級,取得了統治階級的好感實際上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天主教有繼續發展的空間。傳教士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在中國基層社會有一定的物質保障,使得他們能夠有富余的力量幫助窮人。于下層人民中,傳教士一般輔以糧食住房傳播教義。時值明末清初,戰亂不斷,征兵、賦稅頻加,百姓的日常生活更是無法保障,而傳教士們能給人們提供糧食和住所,人們在物質上接受了天主的賜予,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溫暖——天主教的平等精神使他們不再受歧視,他們自然會信奉天主教。
  從天主教開始傳入之時,就出現舉家奉教的特點。在古城營村,孫家、閆家都是舉家奉教的,其他幾家也都是這樣。在當時全中國也是這個特點,徐光啟、李之藻等人也都舉家奉了教。這一特點和中國傳統家庭觀念有關,也和天主教精神有關。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把家庭作為一個基本的社會單元,家庭成員之間的聯系是非常緊密的。在中國,鬼的觀念即由此而來。家庭各成員的命運是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尤其對好的東西,要一同分享的。并且,在封建社會中,女人和孩子沒有獨立的地位和自主選擇的權利的,他們往往依賴于家中主人的背景,并且被其所支配。天主教不同于佛道,以出家修行、享受來世極樂為教義被中國普通民眾所理解,天主教強調現世生活,以遵守現實的道德規范來侍奉天主,而天主則以現實的幸福生活來回饋教眾,一般不提倡過隱修生活。天主教教義中有明確規定,子女的權利是父母授予的,所以孩子一出生就要受洗入教并學習天主教知識。天主教不同于新教,它有傳統的延續,并有統一的羅馬教廷對全世界天主教徒進行管理控制。他們為信眾制定了從出生到死亡的一系列儀式,包括圣洗(出生后幾天)、堅振(成人禮)、婚配等七件圣事,這些都是伴隨著人的成長而來的,正因為如此,在生死婚配等人生大事中,教義對信徒們的規定使得他們必須遵守,同時,生死婚配又是一種社會關系的整合,所以,教義的限制實際上至少作用了以一個人為代表的基本家族,有時甚至能波及到一個階層,如此一來,傳教速度之迅猛即可見一斑。
  第二階段:禁教時期
  從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始至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止是清政府禁教時期。康熙晚年,羅馬教皇克來孟十一世作出了禁止中國天主教徒參與“尊孔祭祖”的決定。康熙見了“禁約書”,發出了“禁教”令。康熙說:“覽此告示,只說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人的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與和尚、道土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見肖若瑟著《圣教史略》第二冊92頁)。
  雖說是禁教,但在這一段時間,天主教只是轉入地下,仍有所發展。這是因為清初皇帝對于西洋科技的重視,凡精于歷算、測量等技藝并且遵守“利瑪竇規矩”的教士,都可以獲準留在中國。另外,鄉間教士曾給村人帶來物質和精神的滿足,教民的護教熱情很高。
  在山西傳教的教士一直以來都是耶穌會士,他們繼承并遵守利瑪竇傳統。從1620年第一個進入山西的艾儒略到禁教前的最后一個主教張安當,他們都是耶穌會成員,他們對傳統禮儀采取寬容的態度,既尊重中國文化,又對百姓施以仁愛,以忠孝勸人為善。這些早期的傳教基礎使得山西在1705年到1716年這十多年間雖沒有主教但宗教活動仍然能有秩序的進行,可以說天主教制度已經建立起來。同時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天主教在這段時間中新入教群眾并不多,其自身發展規模也很小。但這段時期,人們的愛教護教熱情高漲,宗教歸屬感也大大增強。
  在這段時間中,山西天主教政策發生了變化。由于羅馬教廷禁止中國教徒祭天敬祖,維護“利瑪竇規矩”的耶穌會于1773年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主張“清潔教會”的方濟各會。他們遵守羅馬教廷的圣諭,對中國信徒進行教育,提出“不許入孔廟行禮”、“不許入祠堂行禮”、“不許在家中、墳上或吊喪之事時行禮”、“不許與別教人還禮”、“不許留牌位在家”等等規定,天主教會的真正制度由此而建立起來。當然,這遭到了清政府的反對,矛盾激化導致戰爭爆發。
  第三階段:戰爭中發展
  1844年鴉片戰爭后,尤其是1858至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與清廷締結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在《天津條約》第十三款中規定:“凡按第八款,備有藍圖印執照安然入內傳教之人,地方官分必厚待保護。……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在《北京條約》又加入“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條文。道光帝被迫廢弛了“禁教”令,天主教又從地下走出,獲得了公開傳教的自由。
  這段時期,天主教在農村傳播的很快。在意大利方濟各會教士艾士杰任太原主教期間(1876~1900年),太原南郊區建立起了很多天主教堂,其中包括古城營天主堂。這是村中第一座天主教堂,名叫“君王堂”。位于今天主教堂院之東部,與村中九龍廟臨近,坐西面東,設在鄉間小路旁。清朝中后期,村里來了第一位外國傳教士。當時全村教徒已發展到近150人,其中信教最早、人數最多的是閆家一姓,其次是董姓、王姓、孫姓、段姓等,還是以家族的形式奉教者多。
  在戰爭時期的傳教主要是以物質誘惑為主,傳教方式多樣,信仰人數劇增。由于清政府戰敗,需要割地賠款,加緊了對人民的剝削,村里很多人都受到迫害。這時的傳教士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他們給村里信教的人大米和白面,如此一來,很多窮人都領洗入了天主教。除此之外,姻親關系也是傳教的一種。天主教教義規定,不許與外教通婚,要想結親必須入教,很多人因為與信教人有了婚約,也都跟上信仰了天主教。因為祁縣與運城有姻親關系,祁縣與周圍八縣都有交往,這樣一來,附近南八縣都信仰了天主教,其中也包括古城營。還有一種方式,在戰爭期間,消息的傳播多是靠出去經商的人實現的,所以商人的地位比較高,影響也很大。村中做生意的人在太原得到信息,知道在戰爭期間信仰天主教得到實際生活中的種種利益,所以他們多勸人奉教。
  雖然入教的人數增加,但是教徒的質量卻大大下降。由于村人信教原因多是出于功利的考慮,再加上這一段時間外國勢力在中國獲得很多特權,使得村中的流氓、惡霸都假意信仰,實意橫行霸道,引起了村人的普遍不滿。
  這一時期是天主教在村中傳播最快最廣的時期。這時人的信仰多是因為要避難才產生的,人們或因要得到糧食,或因要繁衍生計,或為躲避清政府的征兵稅務,或因免受戰爭的痛苦,總之,這時發展的信徒對于教理的掌握非常欠缺,他們只希望過上一種安定的日子,至于精神上的信仰,他們還無法達到。然而,正是這些人成為了古城營天主教會的中堅力量,他們的信仰方式也就決定了后來天主教會的發展方式。
  第四階段:義和團運動及披麻戴孝事件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太原爆發了“反對洋教”的義和團運動。當時,在太原南郊區有很多村里都有天主教堂,奉教的人也很多。古城營村大概有150人左右,村里信教最多的就是董姓,其次是閆姓、孫姓和段姓,但是孫、段兩家都有錢,得到消息后都跑出去了,所以沒有太多人遇難。而董姓家人卻全部都被殺害了。據村中信教老人們講,他們聽祖輩們說,當時教難相當慘烈。
  8月13日(光緒26年),南城角義和團首領胡興元率麾下數百人攻破古城營教堂,將堂內132人殺死,又放火燒了天主教堂。當天,人們在天主教堂集會,義和團來人干預,人們就把棉被弄濕,包在教堂的周圍。教堂中有一個神槍手,他站在教堂的高處,只要義和團的人一露頭,他就能把他們打死。后來,西寨來了個人,說是那神槍手的師兄,他知道他有一個毛病,就是當他打完之后,他一定得看一看,這一看就暴露目標了。義和團的人知道了這個消息,趁他不注意把他打死了。他這一死,教堂就受不住了。義和團的人沖到門口,在墻上打洞,把教堂里的人都燒死了,據說當時有132人在教堂遇難,只有幾人僥幸逃了出來。
  據閆會長說:“1900年教難時,閆家五兄弟都被殺害了。老大的兒子,也就是我的老老爺爺逃了出來,他當時只有十幾歲大,躲到了河沿后面的菜地里,晚上的時候被領到西山,最后逃到了洞兒溝。因為那里地勢高,人又多。教友們在山上把果樹砍下做出炮的形狀對著山下,義和團的人就都不敢輕舉妄動了。后來,他回到了古城營,由于最早奉教并且親身經歷過教難,所以在教友中更有權威,被人們推舉做了會長,把天主教一代代傳下來了。”
  時任會長的董博弟,因不受官府利益誘惑,舉家殉教,董家39口無一幸免。閆家喪命42人,張、任、郭、李、段、劉六姓共喪命51人。村中孫家也是信仰天主教的大戶,但因其與官府關系密切,在義和團運動之前就得到消息,雇人將自家財產連同族人一并遷往洞兒溝教堂,使部分教徒免遭災難。1908年,孫學謙篆刻了四塊青石紀念碑。碑文詳細介紹了殉道史實和殉道者的芳名,并在當時于圣堂東修建一處“致命堂”,供教友來此朝圣、祈禱。文革后期,圣堂被燒,此碑曾一度流落街頭,幸好有時任會長閆義冒著生命危險巧妙地將這四塊碑埋藏在當時正修建的離圣堂不遠的防滲渠內,并以地面參照物及數步法記住其位置告訴了孫兒閆增喜。宗教政策落實后,1989年建現圣堂時,由現任會長閆增喜(閆義孫子)攜眾教友挖掘出石碑三塊(姓閆家的一塊不幸丟失)。
  古城營教難之所以如此慘烈,究其根本在于戰爭帶來的危機。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后,他們瓜分中國的意圖日益明顯,不再只是單純地為傳播信仰而來,清政府抵抗的失敗,導致中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從而造成中華民族在信仰、民族、生存上的三大危機。在信仰上,人們傳統上的“天地神”“土地神”“九龍奶奶”(民間信仰的地方保護神)不再對人起保護作用了,相反,天主教的“上帝”卻能使洋人獲得勝利。在民族問題上,外國傳教士的地位一下子提高起來,他們擁有很多特權,而且受官府的保護。在生存上,由于教會勾結官府,教民與百姓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張,人們的仇視心理逐漸加強。加之教徒本身素質不高,教育不夠,他們有些倚仗教會的勢力在村中為非作歹,早已引起人們的不滿。
  另一方面,古城營反天主教如此激烈,與當時的山西巡撫毓賢有直接關系。當時,山西府設在太原縣內,也就是現晉源區,離古城營村不過十幾里距離。山西巡撫毓賢早年任山東東昌府知府,對天主教深惡痛絕。及升山東臬臺護理巡撫時,積極扶持大刀會,以扶清滅洋,仇殺教士、教友為宗旨。1900年3月,奉朝令調來山西作巡撫。上任伊始,即以仇教為當務之急。而古城營距府衙如此之近,自然清除的徹底。
  這次教難對于天主教在村中發展的影響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它使村中人自然地分成天主教徒和非教徒兩部分,二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首先,對于天主教徒來說,他們認為義和團運動是官府與村民相互勾結的邪教組織,無理由的殺害了天主教徒。在孫學謙先生寫的《致命堂碑文》中這樣寫道:
  且夫八卦白蓮等教,由來久矣。乾隆嘉慶間,往往嚴禁,未絕根株。延及光緒,又起大刀會。至庚子改名義和拳。實白蓮八卦教之流。且更值李秉衡、毓賢、剛毅等,縱放匪膽,勾引村惡,群起附和,動輒千人。名為扶清滅洋,實則禍身亡國。借仇教以圖發財,滅村親以招怨謗。似此殺戮良民,燒毀房屋,真教殉難,偽術迷人,幾至邪正莫分也。詎意不幾日而避難者榮登天國,創難者牽入魔網,神人為之隱痛,教友為之顯揚。回思庚子之拳匪,刻下大則亡身敗家,小則辱親絕后。至今甫越八載,直筆于石,用垂不朽。切望爾輩睹斯碑以悔過自新也。是為志。
  然而,激戰之慘烈使得幸免的天主教徒奉教熱情高漲。對內,他們對于天主教事業更加忠心,對與自己同樣被迫害的天主教徒有兄弟般的情誼,集體歸屬感特別強烈。對外,他們仇視鄉民,尤其仇視村中信“九龍奶奶”的人,他們認為這不只是一場政治運動,更是一場宗教迫害。到第二年為天主教徒平反時,勒令九龍廟的人為死去的天主教徒披麻戴孝,從那時起教徒與普通村民便結下了仇怨。
  另外,站在村里人的立場上看,由于長期以來天主教徒在外國人的保護下擁有很多特權,教徒與民眾的矛盾較深,村人自然對天主教徒有敵對心理。在矛盾爆發時,村人更多的是受到義和團的領導,自主攻擊能力不強。但在平反時,教徒們卻倚仗外國勢力,讓參與運動的村民為死者披麻戴孝,承認受難死去的人是村民的祖宗,這對有中國傳統觀念的人來說是奇恥大辱,在村中造成很惡劣的影響,使得村民和教徒之間更加敵對。到現在為止,村中很多人仍記得這段往事,并對天主教徒耿耿于懷。
  從教難可以看出,天主教當時在村中雖然有所發展,但數量上還只是一小部分,沒有在全村范圍內產生影響。天主教自身發展有進步也有欠缺,進步之處在于,它擁有嚴密的組織性,信仰者宗教熱情高漲,能夠使其甘愿為教犧牲生命;然而欠缺也很明顯,天主教徒組成自己的團體,與村人的聯系很少,在村中也沒有地位,信徒沒有被村人所認可,以致幾乎全部教徒都被殺害。
  村人和教徒之間的矛盾雖由來已久,但自披麻戴孝事件發生后,兩者的沖突才明顯表現出來。披麻戴孝事件是村民與教徒之間關系改變的重要標志,直接影響了此后一百年中教徒與村民的關系以及天主教在村中的傳播。
  第五階段:從義和團運動到文化大革命
  義和團運動失敗后,清廷與列強簽署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并對遇難者家屬發放撫銀。其時,村中天主教徒幸存數十人,包括先前逃出去的孫家、段家還有在教堂中幸免遇難的幾個小孩。由于天主教徒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全體都信教的,所以在經過教難之后,可以說在村里整個家族的人都死了,他們的房子和地也都空了下來。村中對于死人犯忌諱,都不敢住,只好讓鄰村的同宗親戚搬過來住,搬過來繼承房產的多是天主教徒,其中最主要的當數梁、任兩家。兩家更從家族中分出一支,大概10人左右,從外村搬來古城營居住,并幫助處理教難后事。據梁會長梁三禿講,梁家是從西柳林遷過來的。在光緒26年教難以后,古城營中的梁家人都被殺害了,留下了房子和地。西柳林的梁家與古城營的是親戚,就派了比較貧窮的一家過來了,這就是梁會長的爺爺。當時,梁家大概過來了十幾個人,梁會長的父親梁全貴只有八歲。他們家的地就在教堂的南面,隔著一條胡同就是教堂的正門。
  1902年村里就恢復了宗教活動,但都是在原來舊堂舉行的。新堂是1917年建起的。這座教堂位于原教堂之西,坐北朝南,寬五間18米,深三間10米,名曰“耶穌君主堂”。堂院東西各有廂房3間,堂院之南有一大兩小三座堂門,臨小胡同。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教會與村民的關系還挺緊張,因為披麻戴孝的事情,村人對天主教還是很排斥的,雖然有了新的教堂,但教徒們也不敢太張揚,只是在每個周日例行做彌撒,過天主教的幾個大型的節日。那時,村里只有七八十人信教。
  新中國成立以后,天主教徒和村民的關系稍有緩和,直至1965年,全村有教徒120余人,先后有3名神甫。但是,天主教在村中的地位還是很低的,村里人也排斥天主教徒,據閆會長回憶,他小的時候在村里的學校上學,很多同學都瞧不起他,經常欺負他,就因為他們是信天主教的,同學們都覺得他是異類。
  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天主教停止全部活動。村內紅衛兵將教堂鐘樓、十字架及其他裝飾拆除,天主教堂被生產大隊收回。1969年“三反”運動中,又將天主教堂拆為平地。在文革時期,村里的古建筑都被破壞,包括九龍廟、天主堂、觀音廟等,但因為紅衛兵都是當地的人,他們難免有所偏袒,執行時對九龍廟只是表面上的破壞,而對天主教堂則是連根拔起。據村里老人回憶,文革時期,天主教徒都被戴上紙帽子站在臺上接受批斗,每天的活動要受人們監視,不能舉行彌撒,不能念經,甚至都不能向上帝祈禱。他們接受的“勞動改造”比村里其他受批斗的人要多得多。
  這些迫害活動使得一部分人背棄了天主的信仰,但同時也使得很多人更加堅定。村里的孫錦閣老先生就是如此,他年輕的時候正好趕上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因為宗教信仰,受到好多迫害。孫先生從小就接受了天主教信仰,自然而然形成一種習慣,在生活中按照天主教的規范行事。他從小在太原上學,一直到工作都在太原,這時都一帆風順。到畢業時,787部隊來學校選人,只有很優秀的才能被選走,先生就被挑走了。那時候人們都特別羨慕他,能進入這么好的單位去。可是到61年那時,政治環境緊張,反右傾活動開始。因為孫先生有天主教信仰,所以他就被無情的拒絕了。后來又給調到洗煤廠,被認定為“一級分子”,還把戶口遣回原籍農村,連城市戶口都沒有。在文革時期,他還由于信仰被歸到“后五類:地富反壞右”中。他說:“這些經歷對于一個只有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來說太殘酷了,而且我不論在學校里還是在工作中都是一流的人才,為什么遭受了如此非人的待遇?”因為這些事情,使得孫先生覺得天主教信仰給了他心靈上的安慰,在他困難時給他力量,他對天主的信仰非常虔誠。
  第六階段:宗教信仰自由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村里就恢復了宗教活動。古城營生產大隊管理委員會根據國家宗教政策法規,于1983年將天主教堂舊基歸還教會,經過五年時間于1989年新教堂建成。在沒有新堂的時候,村里人每周的彌撒都是集中在村民家中的院子里做的,彌撒時間不長,是神父用拉丁語做的。以前的神父都是以拉丁語作為彌撒的主要語言,根據羅馬教會的規定,只能用拉丁文念經,不能使用各地語言。由于文革時期天主教神父培訓出現斷層,80年代宗教信仰自由后,老神父仍然以拉丁文做彌撒,村里教徒也學習拉丁文回應,但都只是簡短的幾句話。做彌撒時,不需要教徒的太多參與,人們只是跪在地上聽神父念經,偶爾答幾句話而已,持續的時間也比較短。
  1989年新堂建好,它坐東面西臨大街,與九龍廟直對,南北寬12米,東西長27米,占地324平方米。中間鐘樓高27米,兩旁尖樓略低,鐘樓下正門之上刻有“萬有真原”四字,兩旁邊門頂有“知恩”、“報本”字樣,起名為“耶穌君王堂”。整座堂院東西30米,南北16米,占地480平方米,臨街大門上刻有“慈愛”二字,堂院東南蓋小二樓一座,為辦公場所及神甫休息處,院西南蓋有南房兩間及小廚房,為守堂人食宿之用。其時,村里有教徒300多人。
  在89年建堂以后,宗教活動開始蓬勃發展,各種節慶儀式增多,又相繼成立管樂隊、民樂隊。以前只有每周日有彌撒活動,現在,天主教還過四大瞻禮節和八小節。以前雖然也過這些節日,但形式比較簡單,就是教徒們集中起來在教堂做彌撒,為了表示喜慶,彌撒時會用民樂、管樂伴奏,這就是樂隊成立的原因。后來,信仰天主教的人多了,人們漸漸把儀式辦的更大了,最顯著的就是復活節、圣誕節和游圣體三個儀式。
  復活節是教會信仰中最重要的節日,它是為了紀念耶穌重生的日子,具有很重大的宗教意義。復活節是在每年春分月圓之后的第一個星期日,由于人們工作的原因,集體彌撒都是在晚上舉行。晚上人們聚到教堂做復活節彌撒,根據教會禮儀的規定,唱誦特定的詩歌,念復活節經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新教友領洗入教,雖然在一年中可以隨時根據意愿領洗,但人們大多都選在復活節這天。整個慶祝過程大約能持續到晚上10點左右。
  而圣誕節卻是最熱鬧的節日,在24日晚上,教友們燃放焰火,組織文藝晚會等等,活動一直持續到午夜。晚會活動是一項創舉,自1999年才有,起初是因為附近其他村里的天主教堂有辦過此類晚會,隨著本堂教徒的增加,人們也辦起了晚會。慶祝儀式一般是從24日晚上開始,因為根據猶太人的傳統,黃昏6點過后就是新的一天了。為了營造喜慶的氣氛,村里的年輕人會買下煙花爆竹,在教堂院子里燃放,這漸漸成為一個規矩定了下來。放完煙花后,文藝晚會開始。以前因為教堂較小,晚會的舞臺都是臨時用木板搭起的臺子。自從天主堂擴建之后,人們把堂南墻邊的臺階作為舞臺,觀眾們則坐在搭在院子里的棚子下面,以避寒風。晚會的節目由教徒們各自編排,大概組織30多個節目,其中包括小品、歌舞、合唱、器樂的各類形式。教會還會為觀看節目的人煮些羊湯或者元宵,起初,羊湯是給外村教友準備的,他們大老遠過來表演節目,教會給他們做羊湯驅寒。后來漸漸地,村里年輕人自己買羊,燉兩鍋羊湯給所有參加晚會的人喝。如今,不光有羊湯,還有蘋果、糖塊、瓜子等分發。整個晚會一直持續到12點,當午夜鐘聲敲響的時候,人們進堂做圣誕節彌撒,慶祝活動到此結束。
  教中另一個與外界聯系的節日就是圣體圣血節,這在天主教中是八小節之一,但在村中卻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在這一天,教徒不光要做彌撒,而且要組織“游圣體”活動。所謂“游圣體”,就是由神父把乘裝耶穌圣體的盒子在村中游行一圈,以便宣傳耶穌的精神,讓更多的人了解天主教。這個活動是從1996年在村中開始的,以前都是各堂區派車把圣體帶到各堂口,供人們瞻仰,但這樣做不能使教外的人有接觸圣體的機會。后來,信徒多了,人們的熱情也高漲起來,在神父的倡導下,人們在村里開展“游圣體”活動。開始的時候,“游圣體”的路線很長,從教堂所在的五隊,一直穿過馬路,到路對面的三隊,過程中作3站停留:一是三隊孫家門口,(除了教堂附近信教村民多外,三隊是信仰天主教人最多的一個,而孫家又是村里信仰最早的人家之一)二是村中公路十字路口處,三是教堂西面梁家場院。自2008年起,由于村中九龍廟復興,神父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加之公路上的車流量增多,占用馬路影響車輛通行,所以,在神父的倡議下,“游圣體”路線改在教堂周圍,不穿過馬路。整個過程中只在西面梁家場院停一站,在停下的時候,做一個小型彌撒。整個儀式很隆重,游行隊伍很長。最前面由一個卡車開路,車上放些彌撒必要的物品,還有鑼鼓隊演奏,他們是今年剛成立起來的。這之后是女子管樂隊,她們吹奏贊美天主的樂曲,配合鑼鼓隊。后面是由孩子們組成的舞蹈隊,她們身著粉紅色彩裙,手腕腳腕上都系著彩帶,邊走邊做一些簡單的舞蹈動作,表示迎請耶穌圣體。再之后就是護持“圣體”的人們了:緊跟舞蹈隊的是有四個十幾歲的孩子,其中兩個女孩手持花籃,沿途為圣體撒花,另外兩個男孩手持香爐,在撒花之后用香薰圣體。“圣體”隊伍是以神父為中心的,周圍四個人撐起一個正方傘,傘下有7個人,最前面是兩個拿著燭臺的小男孩,后面是神父,他舉著圣體,在他的周圍還有四個拿著盆裝乳香的人。這些人們都穿著白色的長衣,意為潔白無瑕,干凈無染。在圣體的主體后面,是穿著入教領洗的棕色衣服的人們,這些人多是中老年人,他們手里拿著經本,沿途念經。這之后就是普通信徒了,他們在衣著上與常人沒有區別,只是跟著圣體游行,不需要做什么。在這個隊伍的兩側,每隔5米左右就有兩個年輕人拿著天主教的大旗,旗是白底彩邊,上面寫著贊美天主的句子,作為護隊的標志。
  中途停頓時,人們以卡車為祭臺,上面擺上花、蠟燭等預先準備好的物品,之后,由神父把“圣體”捧到祭臺中間,這時,全體教徒都跪下,先唱一段贊美歌,而后由幾個年輕女人各念誦一小段經文,再由神父宣講一段福音,最后,由神父領著大家祈禱,禱詞跟社會相聯系,一般是為祈禱世界和平,國家昌盛等。2010年的節日正好趕上高考,神父在最后也為全部考生作了祈禱。彌撒完成之后,人們把東西收拾好,還是按照先前的次序,依次回到教堂中。整個過程大概一個小時左右。在“游圣體”前,人們會預先寫好幾十張長條標語,贊頌耶穌和圣母,把它們貼在游行路線的墻上,游行之后也不摘除,漸漸就成為宣傳的手段。
  2007~2010年,天主教堂由原來的5間擴展到8間,占地1000多平方米,采用西方哥特式建筑模型,使用起來比較方便。在北面又建義烈堂,為紀念在義和團運動中殉道的教友,目前不做使用,只供瞻仰。由于擴展面積,在南面又建一個大門,門上對聯為:
  “全能全知全美善,至公至義至仁慈”
  門墻上題字:
  立天地之主宰 肇(造)人物之根宗
  推之于前無始 引之于后無終
  彌六合兮無間 造庶類兮非(靡)同
  本無形之可擬 乃降生之遺容
  顯神化以博愛 昭勤懲以大公(宣仁愛以博化, 理微妙而難容)
  位至尊而無對 理微妙而無窮
  注:括號里為原文
  這些文字都是康熙皇帝贊美耶穌的詩句,以中國皇帝之口說出對天主的贊揚,由此可見,當地人的傳統觀念之重。最后四句對原文做了刪改,以“神化”、“勤懲”為主,表現了天主上帝的神通和公正,這些都是通過他對人事的安排所體現的,實際上是信仰實用性的表征。
  現在,村中約有620人信仰天主教,其中閆家信教人數最多,有210人左右,其次是梁家和段家,其他姓氏的人很少。這三家的天主教信仰都是祖上傳下來的,在家族內部,他們謹遵天主教的規定,本著珍視生命的原則,只要女子受孕就必須把孩子生下來。所以,家族人數多,勢力大。教堂也會吸引其他村子里的教徒來此禮拜,經常來參加宗教活動的信眾將近1000人。目前,教堂中沒有常駐神父,現有一名神父負責村中信仰事宜,神父住在古寨,他也是五府營和新東堂區的神父。每周日上午由神父主持彌撒,其余時間神父基本不在,教中事務由會長負責,村里目前有3個主管會長,分別為閆增喜、梁效文和段增光,還有一個女會長,掌管后勤。
  從村民們的信仰情況來說,實際應用于生活中的比理論上的天主知識更多。據閆會長說,村里人在念經方面做得不多,但人們的熱情很高。人們真正把天主的信仰融入到生活中,所以,村里信天主教的有錢人居多。他們很熱心生活中的事,把教堂的建設和各種儀式活動都辦的有聲有色。相反,對于天主教知識和圣經知識,學習的相對較少。每周日的彌撒中,神父在宣讀福音之后會給人們聯系生活講些道理,除此之外,全靠個人在生活中的體驗,以及彼此的分享。但就普通信徒來說,因為要忙家里家外的工作,所以真正學習天主知識的不多。基于這種情況,教會認識到教育的不足,在堂區的發動下,每年暑假對天主教5~12歲的兒童進行為期一月的“要理班”培訓,教他們基本的天主知識,并學習念經、唱贊美歌、手語舞蹈等,有時候也會穿插上一些數學、語文、英語等基礎課程,幫助孩子們復習功課。每期要理班中會有堂區派下來的修女或修士,他們幫助教堂教授要理知識。每個信教家庭的孩子都要參加要理的學習,不參加要理班培訓,孩子們就不能入教做成人禮,所以,每個假期大約都有三四十人參加。教會以這樣的方式把孩子們集中起來,一方面是為了傳授天主教知識,另一方面也為村中大人們省去不少麻煩。平日里,很多大人都出去工作,家里無人照看孩子,把孩子們集中到教堂學習,等大人們下班后再接孩子們回家,這樣既能免去家長們的擔憂,又能使孩子們學習知識,同時,對孩子們來說,有很多玩伴在一起,也不覺得孤單無聊,實在是一舉多得。
  在村中有一個由6個人組成福傳小組,大概成立于2002年,組內成員都是村中的婦女,她們主要任務就是向外傳教和講經,并幫助教友解決生活上的困惑。每周五晚上,神父給他們上課,主講《圣經新約》。現在,她們在周圍的幾個村里都傳播了福音,西寨、古寨、晉源等每年都有了很多人領洗入教。福傳小組一般不在村中傳教,除了遇到久病不治或不明病因的有特殊需要的人外,對其他村民都不宣傳天主教。盡管天主教的傳播在外村有很顯著的發展,但在本村始終無法擴大規模,據現任會長閆增喜解釋說:“村人無法接受天主教原因有三:第一,村中有根深蒂固的“九龍廟”信仰,對天主教的外來信仰無法接受;第二,因為1901年披麻戴孝事件的影響,村人對天主教仍沒有釋懷;第三,現在,村里的教徒良莠不齊,并不能給人們帶來好的影響,不能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可。”其中最重要的還是第一個原因,古城營村現有8000多人,村里信仰天主教的600多人,還有信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總共有大概100人左右,除此之外,都是相信“九龍奶奶”的。而且,像九龍廟這樣自古保留至今并且仍能發揮作用的神廟在整個晉源區除了晉祠外就數古城營九龍廟了,其他村莊中都或許有神廟,但都無人供奉,更無人照看。而九龍廟不同,村人每年為九龍奶奶舉行兩次廟會,還要過九龍奶奶的誕辰,這都是全村的節日,非常隆重。由此可見,九龍廟與村人的生活息息相關,讓村人改變信仰實屬不易。但是,她們在外傳教更有成效,教堂每年大概有20幾人入教。
  村里還有兩個會,一個是圣議會,一個是方濟各三會。圣議會是今年成立的,主要成員是村里的中青年婦女,成立的初衷是因為教堂的事務越來越多,管理后勤的會長需要幫忙,于是同神父商定,成立圣議會,以圣母的奉獻精神為宗旨,在教堂做些服務的事,比如做飯、打掃等。方濟各三會成立時間很久了,主要是教內中老年人參加的,他們在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天于彌撒后留下念經、祈禱,不以學習經典為首要目的,更多的是把天主的精神與生活相聯系,有時也做些分享,主要還是念經。
  改革開放以來,村里人和教徒們的關系緩解了很多,除了一些老人們還記得披麻戴孝事件以外,大體上人們都是可以和平相處的。宗教信仰自由后,天主教徒有意地在改變與村人之前的矛盾關系。教徒們為村里做了很多貢獻,出錢幫助村里修路,運輸販賣蔬菜,修建學校等。由于村里教徒在外經商賺了錢,回到村里后給村委會捐了很多錢,幫助村里的窮苦人們,贍養老人,讓失學兒童返校。比如村中歐萊麥特儀表廠的總經理閆萬喜就是個天主教徒,他在村里建立博愛協會。博愛協會是幫助村里的貧困兒童和孤寡老人的,使孩子有上學的機會,讓窮苦的老人們得到照顧。這個協會是由閆先生出錢,由政府組織籌建的,閆先生去年給它投資了100萬,使它能夠正常運轉。這樣一來,村人與教徒之間的矛盾關系基本解決了。雖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在日常生活上能夠相互融合。在新堂建立的時候,由于沒有地方存放沙土,就借用了九龍廟空閑的院子,村里人也有來幫忙的。
  盡管如此,但村中信仰天主教的人還是少數,尤其后來入教的人,就更少了。1996年,劉家媳婦第一個入教。她入教是因為當時家里窮困,矛盾也多,她整日和丈夫吵架,感覺非常痛苦。她說:“有一天,我出門看到天主教的人從外面回來,一個個臉上都帶著笑,那么高興,唱著笑著就從車上下來了。我當時就想,為什么他們能那么高興?天主教就能讓人沒有愁苦嗎?于是,我就上前問他們。和他們接觸之后,感覺信天主真的挺好的,后來我就經常到堂里去,雖然沒有領洗,但也每周去做彌撒,同時也看很多天主教的書,沒到一年,我就領了洗。”這是村里自改革開放后第一個信教的。在此后的幾年中,陸續也有幾家信教,不過人數都很少。其中有一個小女孩,她在上六年級的時候得了腎病綜合癥,病情嚴重,身體浮腫,不能吃東西,更不能上學。那時候,醫生說必須得換腎才能救治,但是當時他們家里很窮,沒有錢換腎。大人們沒有辦法,實在治不起,一家人痛苦連連。后來,村里教徒們知道了這件事,自發去他們家看她,給她講天主的道理,并幫助他們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小女孩覺得天主教的人很好,講的也很有道理,慢慢就信了天主教,也經常在家里念經祈禱。神奇的是,沒過多久,小女孩的病不知不覺就好了,身體也不腫了,也能吃下東西了,去醫院檢查,醫生也說沒什么大礙了,現在和正常人一樣。家人們都感到很震驚,又很感謝天主的恩賜,所以他們全家都入了教。現在距那時已經有10年了,小女孩中間又發過兩次病,但都沒有大礙。另外一個例子發生在去年,九隊有個招了鬼的人,他學狗叫,能隔著墻看到人,他說他見的是四維空間,能看到我們看不到的東西。后來他找到教會,神父先讓他去醫院檢查,經過醫院診治,他的神經確實沒有問題,是一些非人為的因素導致。后來神父為他除了鬼,據教徒們講:夏天在教堂做彌撒時,神父撒上圣水,按理說應該清涼的很,可是他卻大叫燙得不行,像有火燒似的。神父就知道他的身上有鬼,神父跟鬼對話,命令鬼從他身體里出來,過一會,他真的就好了。為此,他們一家四口都信了天主教,這是九隊中唯一一家信仰天主教的。
  現在,天主教的傳播在村中并沒有發展,最近幾年除了九隊一家入教之外,幾乎沒有新教徒。這和村中人們的傳統觀念有關,村中九龍廟一直存在,人們心中信仰的守護神是九龍廟中的九龍奶奶,對天主教的上帝是敬而遠之的。從入教的原因上看,分兩種情況,一是由于姻親關系,教外的妻子或者丈夫都需入教才能完成婚禮;二是由于疾病或異常,正常的治療都沒有用,只能求助于天主教信仰。雖然天主教徒對這些靈異事件并不看重,但他們也會為教徒做彌撒驅鬼。
  在天主教中,人們沒有傳統意義上鬼神的觀念,這表現在他們對祖先的祭拜上。他們認為,祖先去世后都升入天堂了,不會對人世造成吉兇的影響,人們生活中的事務完全是活著的人自己決定的,死者并不能干預生者。所以,在祭拜上便沒有太多的禮儀。村中教徒如果去世了,會找來神父念亡者經,如果有條件,可以請神父組織村中教友做亡者彌撒。如果去世的人年齡在70歲以上,按照村里的規矩,尸體會在家停放7天之后入殮下葬,以土葬的形式為主,埋到自家地里或者村西的墳地。如果死者年齡較小,人們只把尸體在家停放3天或5天。尸體在家停放的七天中,每天人們都要念亡者經,為死者祈禱。在下葬后,就算入土為安了,人們認為這時他的靈魂已經到了上帝那里,所以此后便不再過七。(過七是村中人的傳統,在人去世后每隔七天要燒紙祭拜,直到第七個七天)下葬之后的幾天里,每次禱告都需要為亡者本人祈禱,之后漸漸融入禱詞中,就不需要具體說明了。在天主教中,祭拜儀式很簡單,一年之中只有兩個主要的。一是每年的十一月二日是追思已亡日,這一天人們集體做彌撒,為亡者祈禱,也可以上墳祭拜,供瓜果點心,鮮花香供都可以,但不能燒紙。教徒認為,燒紙的意義是給亡者送錢,而亡者死后升天已不需要花錢,燒紙是迷信活動,所以在教中堅決反對。另一個祭拜的節日就是中國的清明節,這天,人們按照中國傳統行祭拜禮,也是不能燒香,除此之外與普通村民一樣,要在墳前擺供花圈、瓜果、酒水、香等,人們集體念經祈禱,也可行跪拜禮。平時之日,家中可掛亡者像,但不能焚香上供,對耶穌像也不用上供。教徒們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在生活中一般沒有忌諱的事情,這就使得他們能夠放手去做很多事,不必顧慮太多。而在心里上,他們對上帝的依賴和信仰也能使得教徒即使不在意鬼神也可以得到心靈的安慰。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生活更符合現代人的思維,生活的滿足感很強。而在村里人看來,一方面,年輕人會羨慕他們輕松快樂的生活,而老年人則會嫌棄他們忘本忘祖。

 

文來源:網絡;本文作者:casety

太原道制作 http://www.avxswc.live ( 2013-0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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