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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社會史視野里的三晉田野

 

 

 

 

 

  編者按:最近,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行龍教授主編的“田野·社會叢書”第一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郝平、胡英澤、張俊峰、韓曉莉4位青年學者分別以山西的“災荒”、“土地”、“水利”、“戲曲”為主題,推出了他們精心打造的專著,展示了山西區域社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本報專門對4位作者進行了訪談,希冀推動山西區域社會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郝平:“丁戊奇荒”的社會史解讀

    記者:可以說,山西歷史上是一個災荒較為嚴重的省份,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丁戊奇荒”的?它又是怎樣引導您走進社會史研究領域的?

    郝平:“丁戊奇荒”是山西,乃至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大災荒之一,長期以來,一直深受學界關注。早在碩士研究生階段,我即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初步的嘗試性研究。在完成碩士學位論文后,我總覺得自己應該就這一課題進行更加全面系統的研究。再加上多年來自己對“災荒史”研究興趣濃厚,并利用閑暇時間奔走各地,深入鄉野,廣泛搜集有關資料,積累了較為扎實的研究基礎。所以,我對晚清山西此次大災荒研究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探索過程。做學問是一個長時間的磨練,這也是我愿意同“災荒史”一生相伴的原因吧。

    記者:您提到“深入田野,廣泛搜集資料”,我們知道貴中心一直致力于“走向田野與社會”,這對于您進行“丁戊奇荒”以及社會史研究有什么價值?

    郝平:可以說,資料的搜集是本項研究的基礎性工作。“走向田野與社會”是我的導師行龍先生首倡的研究理念,也是我們中心多年來積極踐行的研究方法,具體而言,我從災情最重的晉南各縣開始,然后輾轉其他縣區,多次展開田野調查,搜集了大量的抄本、刻本、碑刻、文書等民間文獻和口傳資料,內容涉及災情描述、災荒救濟、災荒影響等各個方面,涉及各類人群,這為我在研究中以多維立體的畫面去呈現災荒的真實圖景奠定了扎實厚重的基礎。史料即歷史,只有不斷搜集新的材料,才能促進歷史的創新,這對于社會史研究的價值不言而喻。

    記者: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您是如何對搜集到的“材料”進行“社會史”解讀的?

    郝平:我主要依據所搜集到的各類資料,從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相結合的敘事路徑出發,細致考察了光緒初年山西發生大災荒時的地域性圖景和社會眾生的不同面相,重點探討了不同層級的災荒救濟過程,凸顯了以“人”為中心的歷史作用和影響。注重運用上層與下層、內部與外部、中心與邊緣相結合的社會史視野,試圖超越以往就“災荒言災荒”的單一研究架構,去彰顯大災荒與地方社會彼此間的復雜歷史畫面。概括地講,整個災荒救濟過程中呈現出一種“政府為主、民間為輔、南北相援、西方介入”的多渠道、多面向的救災模式。

    記者:接下來,您認為該如何深化對“丁戊奇荒”或是對“災荒史”的研究?

    郝平:總而言之,光緒初年的大災荒對近代山西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山西社會的近代發展歷程,可謂山西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災變事件。在我看來,從新資料、新方法、新視角等多層面對這一罕見的大災荒進行綜合性的社會史研究,有助于我們從中得出更為深刻的歷史認識和解讀,進而實現“從歷史中的災荒到災荒中的歷史”的轉變。

  胡英澤: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記者:《流動的土地:明清以來黃河小北干流區域社會研究》已經出版了,是否可以這樣說,“流動的土地”就是書中的一個關鍵詞,最初為何選擇這個題目?

    胡英澤:以黃河灘地作為研究對象,與我的個人經歷有關。我的家鄉是永濟縣黃河岸邊的一個小村莊。幼時,正值黃河泛濫,大河東崩西蝕,大片土地淪入河水,河水緊逼村莊,以至夜不能寐。修建攔河大壩后,村莊才歸于平靜。當河水消退后,沿河一帶的村民開始耕種灘地,邊界爭端此起彼伏,我曾親歷村莊之間的大規模械斗,那種場面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

    記者:“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可以說是中國人一個重要的思想觀念,在您的著作中是如何進行具體研究的?

    胡英澤:“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表達盛衰興替、世事無常,可以說是社會層面的東西,但它源于自然現象,這就是歷史上黃河龍門至潼關段河道的周期性擺動。黃河灘地這類“流動的土地”,受水沙條件、河岸條件影響,位置、面積、壤質等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環境下,具有不穩定性,從而對區域社會的構建和變遷產生著重要影響。河道變化后,容易引起山、陜省際之間以及省內村莊之間的灘地紛爭,如何對“流動的土地”進行邊界、地權等方面的固化是區域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個特性恰恰讓人看到了常態土地不易顯示的因素,我正是從這些方面來開展研究的。

    記者:從書名來看,這是一個區域性的研究,按照我們的理解,區域研究是一個視角或者路徑,最終的學術關懷似乎應當超越區域。

    胡英澤:的確如此。上個世紀末,社會史研究出現了區域轉向,在區域史研究中,出現了“太湖模式”、“關中模式”等一些具有中層理論意義上的研究成果,其中,秦暉先生的“關中模式”正是在黃河灘地冊的基礎上提出的,他將其視為常態土地,而未能對其特有的生態背景給予必要的關注。所以,我嘗試著寫了相關論文,對“關中模式”提出了商榷,得到了秦暉先生的肯定和鼓勵。

    記者:從著作可以看出,您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搜集到大量的民間文獻,對此,您有什么體會?

    胡英澤:歷史研究注重的是新材料、新方法、新觀點,對新材料而言,行龍老師倡導“走向田野與社會”,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搜集一手資料。為了搜集相關資料,我到過山西、陜西各地檔案館查閱資料,也深入沿黃河的村莊搜集魚鱗冊、碑刻等資料,開展田野訪談,應該說在新資料的發現上有所突破。文獻考證與田野考察相結合,在今后仍然要堅持不懈,全力以赴。

  張俊峰:以水為中心的山西區域社會史研究

    記者:您認為應如何理解以水為中心是把握山西區域社會歷史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張俊峰:最初從社會史角度開始接觸山西水利的有關問題時,我們并未意識到這是一個潛力無比巨大的富礦,只是站在山西人的角度,憑著對山西區域社會的一種感性認識和最初在查找資料時,發現的大量水利碑刻資料和地方文獻中豐富的爭水資料,在不斷地摸索。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逐漸認識到,通過山西區域社會的水利問題,不僅可以揭示山西區域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對山西社會的歷史變遷作出一種合理解釋,而且可以與國內外學界已有的研究,包括魏特夫的治水學說、日本學界的水利共同體理論、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具有支配性的若干中層理論進行有效對話,我們堅信,水利社會史研究具備理論創新的潛質。

    記者:洪洞水利在山西水利社會史研究中為什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張俊峰:洪洞最大的優勢在于,這里不僅匯集了山西水資源開發的多種類型,亦即引泉、引河、引洪3種方式,而且保存了山西省唯一一部縣級水利專志——民國七年由洪洞知縣孫奐侖編纂出版的《洪洞縣水利志補》,該水利志中完整收錄了洪洞縣共計41部珍貴渠冊,盡管學界此前已有利用該水利志中的部分渠冊對洪洞水利管理組織和灌溉系統所做的一些研究,但尚未有從社會史角度,以水利問題為切入點,對區域社會歷史變遷進行的所謂整體、綜合的研究,加之在“田野調查”中我們又發現了數百通水利碑刻資料,洪洞水利的這種典型性和不同水利形態導致的區域社會差異引起了我的注意,開展不同類型水利社會的縱橫向比較研究,通過水利來解釋區域社會歷史變遷的想法逐漸明晰。

    記者:怎樣更好地理解開展水利社會類型學研究?

    張俊峰:在本書中,我試圖去建構山西水利社會的三種類型,即泉域社會、流域社會和洪灌型水利社會,其中,“泉域社會”這一重要類型不僅在洪洞,而且在山西省汾河流域都具有很大的解釋力,在學界得到了一定的回應和首肯。在本書的最后,我專門對明清中國水利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視角與方法進行了梳理和總結,我的主要想法是從類型學的立場出發,開展中國不同水利社會類型的實證研究和比較研究,力圖在“水利社會”的旗幟下,努力建構本土化的中國社會史研究理論。熱切期待來自學界的批評和回應。

  韓曉莉:被改造的民間戲曲

    記者:為什么選擇以秧歌小戲為研究對象來開展山西社會史的研究?

    韓曉莉:對山西秧歌小戲的研究源于10多年前的一次機遇。2001年秋,導師行龍先生交給我厚厚8大本手抄稿祁太秧歌劇本的復印資料。翻閱中,我被這種民間藝術深深吸引了,意識到這是研究鄉村社會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于是,開始以晉中地區為中心,展開長期的田野調查。通過調查,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秧歌小戲的鮮活生命力,以及它對于鄉村社會所具有的意義。于是,最終選擇了以秧歌小戲作為研究對象來開展山西社會史的研究。

    記者:這部著作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韓曉莉:這本書既不是從文化角度對民間戲曲的內涵作文藝學的分析,也不是從民俗角度對戲曲表演作民俗志的解讀,而是從社會史的視角,嘗試以文化入手,對鄉村社會的變遷進行探討。通過研究,試圖了解百年來秧歌小戲與鄉村社會的關系變化、國家對秧歌小戲的改造過程,以及這一過程中所反映出的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變化,進而實現從社會變遷的層面考察民間戲曲的發展,從民間戲曲的演變探尋社會變遷的軌跡。

    記者:在資料和研究方法方面,這部著作有哪些特點?

    韓曉莉:資料方面,除傳統史料外,研究還利用了大量的田野調查資料。這些資料內容非常豐富,包括秧歌劇本、個人傳記、鄉村檔案、民間傳說和口述資料等。新資料的運用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史料的不足,也使研究更顯生動。研究方法上,除史學方法外,還借鑒了民俗學、文藝學、文化人類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特別是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所強調的田野調查法,在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記者:這本書可以說是社會文化史領域的著作,從文化的角度考察社會變遷,對社會史研究有什么意義?

    韓曉莉:從文化角度觀察中國社會,不僅會為社會事象賦予文化意義和內涵,使研究者更加重視思想文化的向度,避免研究的“碎化”問題,也為社會史所關注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探討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間。從文化的層面把握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對于理解二者如何共同建構一個地方社會,如何整合共享一種文化,以及政治如何實現和在多大程度上實現它在地方社會的支配力方面無疑具有啟發意義。從這個層面講,以文化入手來研究社會史必將有益于社會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文來源:三晉都市報20121025;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avxswc.live ( 2012-1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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