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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閻錫山日記》

 

 

 

 

 

  《閻錫山日記》是一部塵封多年、記錄民國復雜多變又頗具代表性人物閻錫山的感觸感悟、所思所慮的日記。日記所記的主要時間段是抗戰期間。關于日記的內容,如閻錫山所言:“此日記不記事而記事之理。”盡管主要記理,偶爾也穿插了少許記事。閻錫山日記的出版,為民國人物與思想研究提供了相當珍貴的材料。日記中有關閻錫山的為人處世、行政理念、政治民主化、現代化、經濟化、軍事化等方面,著筆頗豐。透過日記,感受最深的是閻錫山對抗戰的態度。

  閻錫山的政改之道

  閻錫山能左右逢源,久踞山西而不倒,與其處事哲學有著密切的關系。閻錫山認為要干出一番大事業,必須學會一個“忍”字,“能容大逆者始能受大任,能忍大辱者,始能成大事。”“容忍”兩字為內功之最要者。“忍”和“毅力”是相聯系的,他認為“以和平堅毅四字辦事,事必成”,這種“容忍”與“堅毅”的處事方式也是他處理內外關系的準則。

  應對國難,并不單純是一個軍事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九一八事件之后,國民黨內外謀求政治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比如以北方知識分子為主體所創辦的《獨立評論》雜志,即對民主與專制進行了熱烈的爭論。此時的閻錫山也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張,但這種改革并不是唱高調,“為政最壞是唱高調。高調,愚者易為所感,智者亦難補救”,“改革政治,找著空隙,始能一呼百應,天下從風。”

  中國需要何種政治體制來應對危機?閻錫山既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法西斯主義。他認為資本主義發行股票等沒有實際價值,必然帶來通貨膨脹,制度罪惡有三,一是強盜,二是殺人,三是擾亂;他也認為“法西斯主義,對內終必造成革命,對外終必惹起戰爭。”至于共產主義,閻錫山也不贊成,他說“資本主義是資本家搶奪勞動者,共產主義是政府搶奪勞動者”,“掠奪人之物為己用,盜也;掠奪人之物以惠人,亦盜也。前者為資本主義,后者為共產主義”。

  閻錫山認為,最好的政治制度應該是實行有人民監督的民主政治,“人民監政為民主政治不可少之舉,亦為民主政治不可辭之責”,“民主政治無人民之監督,是黑暗之政治”。只有通過民主政治的建設,“國以威信立。政府只謀利害而不顧威信,國亂難已”。

  熱河危機:“恢復整個的黨,統一的國”

  九一八事件之后,閻錫山“深感外患急而內部不能團結之危險”,一直希望能夠團結一致拯救國難,主張寧粵紛爭應該停止,應該“恢復整個的黨,統一的國,實現均權制,安內以御外”。

  1933年初,日軍攻陷山海關,直指熱河。在此危機之時,閻錫山希望此時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與任中政會常委兼行政院長的汪精衛保持高度團結。對于北方局勢,閻錫山頗為擔憂,他告訴蔣介石的使者:“黃河安,長江亦安;黃河危,長江亦危。”(1933年5月31日)

  閻錫山支持蔣介石北上抗日,他向專門北上石家莊指揮抗日的蔣介石發電報:“山向來追隨鈞座,受國家之優遇,亦當追隨鈞座,赴國家之危難。中央如為保全國土而忍辱,錫山愿與鈞座分禍,如為發揚民族精神而奮斗,愿與鈞座犧牲。”(1933年3月11日)

  熱河危機以中日最終簽訂《塘沽停戰協定》而暫時緩和,但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不但未能緩解,反而進一步彰顯。如何抵御日本入侵,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也是閻錫山認真思考的問題。閻錫山認為,“國與己兩不并存時,應當犧牲自己以救國”。抗日應當依靠“自強”,而非單純依靠國聯等外力。

  他多次強調不能純粹使用武力以抵御日本的入侵,必須“自強”以救國。為此,閻錫山六次寄語汪、蔣:“強鄰伺隙,元老服藩,何時策動藩鎮之不安,即可組織政府。若元老歸朝,藩鎮雖不安,只能造反,僅能危害社會,不能危害國家。”也就是說,如胡漢民之類的元老不應該依存于西南地方實力派,而應使他們回歸國民黨中央,共赴國難。

  閻錫山并不主張高調抗日,而是在團結之基礎上謀自強。在他致汪精衛的電文中談到:“自古外患多由內憂所致……望公與介公用全力消弭內憂。主要內憂不發,外患至當止之境,必止也。一面用非常方法以自強。……只有避開抗日,謀加速度加強度之方法以自強。”(1935年6月26日)“凡我國人,應下一最后之決心,犧牲一切以求自強;尤須加速度加強度之方法,以圖補救。”

  五大:“喚起民眾共努力,失地定可眼見收”

  在全國上下共赴國難的呼聲中,國民黨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閻錫山表示了對蔣介石的高度支持,與馮玉祥聯袂入京。閻錫山作詩云:“為求國事乃飛京,愧言非堪入耳聲。”馮、閻入京,媒體高調贊賞,如《國聞周報》的評論所言:“閻、馮本次出席,誠為國民黨十七年(即1928年)以后未有之盛況。當此內憂外患交迫之際,各方黨國要人,齊集首都,中樞政局,必有新開展也。”(《國聞周報》第12卷第43期,1935年11月4日)在會議上,閻錫山與唐生智、張學良、何應欽、朱培德等一起提交了一個相當完備的國防計劃呈請會議核定。

  五全大會之后,閻錫山返回山西,按照他的感受:“飛來飛去感不同,旋轉國事愧無功。忍耐犧牲各有見,知彼知己意自同。”意味著國民黨內對抗日等諸多事情已達到了一致意見,承認了蔣介石的領袖地位。閻錫山的這種感受與馮玉祥差不多。馮玉祥參加五全大會之后在日記中記到:“蔣先生所答之話,最為謙下,最為和平,最為誠懇,我極為滿意,以為此次并未白來也。”針對這種現狀,閻錫山對抗日的信心大增:“五十三歲始著裘,國病身衰兩交愁;喚起民眾共努力,失地定可眼見收。”閻錫山對蔣的支持,為此后的抗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盧溝橋事變:“民困國難老益壯,抗戰復興須執戈”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閻錫山為我國尚未完成自強而心焦。當天,他寫下了如下詩句:“已過九一八,今日盧溝橋;我未現代化,國中任敵嬌。”事變之后,閻錫山很快投入到了全面抗戰之中。為響應蔣介石的號召,閻錫山抱病飛往南京參加軍事會議,共謀抗日大計。“病體未痊國難來,輕身為國理當該。扶病南行參國計,但求此去不空回。”

  閻錫山對抗戰取勝并無把握,如閻所記:“我驕奢淫逸消耗數十年,日本則勵精圖治積蓄數十年,我不得已而抗戰,何能說有無把握。”(1937年8月6日)閻錫山也不認同國民黨政府將戰略中心由華北轉移至江南,他認為,“敵人專意取華北,我則一心保江南。急其所緩緩其急,何異補瘡把肉剜”。

  當南京淪陷后,閻錫山服從于整個戰局的需要,聽從國民黨最高當局的安排,“中樞有計挽畏懼,無須淺識與共謀”。此時國內主戰與主和的聲音此起彼伏,閻錫山的態度比較明確,“由來日日三過江,群策群力將難扛;國內無備外無援,只憑決心安家邦”。他在1938年3月19日日記里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抗戰到底,死而后已”。

  在閻錫山的日記里,也描繪了抗戰期間日軍的諸多暴行。比如1938年4月17日寫到日軍的無人道甚至剝人皮的暴行:“焚燒奸殺無不施,敵人亦人忍何斯。手柔識字盡皆殺,為扭馬韁剝人皮。”

  對于抗戰初期的軍事失利,閻錫山認為,“指揮不統一,戰事難展開。可惜好機會,誠恐不再來”(1938年5月3日)。指揮不統一與軍事命令的反復修改,使得作戰相當被動。閻錫山也反感依靠通過征壯丁補充兵員的方式,“強迫補充兵額是飲鴆止渴,補來之日即伏帶槍逃亡之機,結果非特無兵,而且并槍亦無之”。

  盡管抗戰期間遇到了諸多困難,存在諸多問題。譬如,閻錫山所任的第二戰區雜牌軍較多,還面臨著處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就在第二戰區。該戰區是北方抗戰的中心,地位重要,困難頗多。但閻錫山對抗戰頗有決心,且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努力。正如1938年10月30日閻錫山的生日所感:“九月初八五六過,空逝歲月愧良多。民困國難老益壯,抗戰復興須執戈。”

  至于抗戰相持階段及后期的抗日態度,日記描述不多,讀者可從其他相關著述去了解,畢竟,閻錫山日記重在“記理“而非“記事”。

 

文來源:;本文作者:劉大禹(湖南科技大學副教授,湖南湘潭)

太原道制作 http://www.avxswc.live ( 2012-0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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